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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支那」加上貶義色彩的始作俑者是誰?

作者:徐波,歷史與國際關係學者,知名國際時政期刊《世界知識》前主編。有多種著述及譯著,在多個場合舉辦中外交流史與國際關係講座。

(此篇接上篇《為什麼中國曾被稱為「桃花石」?》)

由前述可知,西語中對中國的稱呼China,與包括波斯、印度在內的古代中國周邊地區對中國的稱呼Cina是一脈相承的,回譯成漢語,稱做脂那、至那、支那,或者真丹、震旦,與對中國的其他稱呼——賽里斯國、韃靼、契丹、桃花石等一樣,不但沒有對中國歧視或者蔑視的意思,甚至含有對中國的尊敬。那麼,日本人是怎樣把「支那」這個詞,變成對中國的侮辱性稱呼的?

在17世紀以前,日本人很少用「支那」稱呼中國。偶爾的使用也只是在佛教或學術圈子裡,這顯然與中國自己使用這個稱呼一樣沒有任何貶義,大家熟知的與公元9世紀隨遣唐使到唐朝學習佛法的著名高僧空海大師,在其詩集中就有這種用法。由於唐初中日曾經在朝鮮半島交戰(唐朝支持新羅而日本支持百濟)日本慘敗,日本愈發認識到中國的強大與昌明,愈加激發了向中國學習的激情,已有的遣隋使、遣唐使制度進一步發揚光大,到中國學習的人越來越多,全國充滿著對中國的欣羨和嚮往。有日本學者講:從那時以來的一千幾百年間,日本才中國接受了文化上的恩惠與影響,所以過去日本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尊敬概念是很強的,對中國的稱呼都含有尊敬的意味,甚至每一提到「唐人」,就自然而然地正一下衣襟以表示敬意。

(江戶時代浮世繪)

進入近代,東西方開始發生大規模交流。但在明治維新之前的江戶時代,日本實行鎖國政策,只在長崎與荷蘭商人交往。正是通過與荷蘭人的交往,日本逐步學習了歐洲近代科學技術與文化知識,這種學問被稱做「蘭學」。正是從荷蘭人的著作中,日本人第一次知道了西方對中國的稱呼——China。

1713年,日本學者新井白石在譯介一本荷蘭語地理書籍時,當看到對中國的稱呼China的時候,聯想起古已有之的「支那」一詞,遂將China譯為「支那」。這一時期,一些來華日本人寫的中國遊記也採用了「支那」這個名稱。在很大程度上,他們把這個古老的名稱看做一個從西方來的新辭彙。但這時的這個辭彙也尚未帶有貶義。

一個叫做佐藤信淵的人,可能是給「支那」一詞加上貶義色彩的始作俑者。

佐藤信淵(1769~1850年)是個科學家、思想家、經濟學家,西化的早期倡導人。早年學習「蘭學」,了解西方科學、歷史和軍事等等,寫過不少著作。他建議日本加強海防,防止俄國侵略,並擬定了使日本稱雄世界、推行帝國主義的計劃,聲稱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國,乃世界萬國之本」,他最早提出了系統周密的入侵和佔領中國進而統一世界的計劃,後來的日本侵華和發動二戰的計劃方略,正是受此影響。

(佐藤信淵)

1808年佐藤撰寫《海防策》一書,還認為「大清國既強大又綿密」,不管付出多大犧牲,也要同清政府保持友好關係。但到1823年他寫出驚世奇書《宇內混同秘策》,宣稱日本兼并亞洲各鄰國是上天賦予的使命,「以此神州(日本)之雄威征彼蠢爾蠻夷,混同世界,統一萬國,何難之有哉!」他聲稱,日本應首先「征伐支那」,如果措施得當,「五至七年彼國必土崩瓦解」。征服支那應先攻略滿洲,如得滿洲, 「則朝鮮、支那次第可圖也」。佐藤信淵倡導以「海外雄飛」論為核心的「征服支那」論,上承16世紀豐臣秀吉大陸擴張的思想,下啟近代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全面侵略戰爭之行動,備受日本軍國主義者青睞。佐藤信淵書中口口聲聲稱中國為「支那」,由於其思想的侵略性,「支那」一詞因此帶上蔑視的色彩,並廣為傳播並。

幾位對日本明治維新有重大影響的思想家,對「支那」一語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

吉田松陰(1830-1859年),日本江戶幕府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明治維新的先驅者,通過興辦村塾、傳授兵法、宣講「尊王攘夷」主張,培養了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倒幕維新領導人。他具有強烈的民族擴張主義思想。主張侵略中國和朝鮮,「控制南洋而襲印度」,甚至夢想「并吞五大洲」,對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形成有較大影響。他也把中國稱做「支那」,主張「培養國力,割易取之朝鮮、滿洲、支那」。

編輯:南京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15級碩士研究生 雷曉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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