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遺囑中，對自己一長處十分自豪，李鴻章自愧不如

在19世紀末，「中興四大名臣」中的曾國藩、左宗棠相繼去世後，大清政壇一度出現青黃不接的現象。面對西方世界的崛起，大多數朝臣不知所措，朝堂上能安邦治國的耆宿，只剩下李鴻章、張之洞二人。

李鴻章和張之洞的人生經歷有很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是從小天資聰穎的「神童」，20幾歲就考上進士步入政壇；他們同樣是慈禧一手提拔的「後黨」，對慈禧太后忠心耿耿；他們又都是洋務運動的先行者，在晚清時期大力開辦洋務，興建工廠、企業、學堂，為近現代中國的工業發展打下了基礎。

不過此二人雖然經歷相似，但性格卻截然不同。張之洞是晚清時期清流派的主要領袖之一，因此非常愛惜自己的名譽，平日為官處事也非常廉潔。在臨終前，張之洞在自己的遺囑中這樣寫道：

「（余）為官四十多年，勤奮做事，不謀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間，地不加一畝，可以無愧祖宗。望你們勿負國恩，勿墜家風，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爭財產，勿入下流。」

可見，張之洞十分看重自己「清正廉潔」的品行，認為是一件「無愧於祖宗」的大事。實際上，張之洞的政治生涯中大部分都在地方，手中權力又大，如果他想貪污，送禮行賄的人能把張家門檻踏破。但他一生堅持操守，家裡手頭緊時甚至拿出衣物去典當，可見其兩袖清風的作派，確實所言非虛。

而另一位名臣李鴻章，比張之洞早歿8年，也正是八國聯軍入侵，《辛丑條約》簽訂，國難當頭之時。當時李鴻章已年近八旬，從廣州到北京，車馬勞頓，又與各國周旋，費心勞力，以致一病不起。臨終前，李鴻章給遠在西安的慈禧和光緒發了一封「遺疏」。李鴻章說：

「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時局艱危，不敢自稱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興。齎志以終，歿身難暝……」

對比張之洞的遺言，李鴻章這封奏疏主要講的是國家未來的前途，以及可能的施政方略。在總結自己的生平時，講的是自己「勤政耐勞」，「服官四十餘年，未嘗因病請假」。但對於「廉潔」二字，李鴻章是提也不敢提的。

與張之洞的潔身自好不同，李鴻章在開辦洋務過程中，是撈了不少好處的。在李鴻章考科舉之時，家裡並不算特別富裕。但到其臨終前，李家已是富可敵國，民間更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句子來嘲諷李鴻章，可見油水之豐。

在廉潔奉公方面，李鴻章固不如張之洞。但在為國謀事方面，卻有別的說法。國學大師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對比李、張二人，評價道：「李鴻章實踐之人也，張之洞浮華之人也。李鴻章最不好名，張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勞怨，媸名故常趨巧利。」

梁啟超認為，張之洞表面上不貪污，其實是為了得個好名聲，說到底還是趨名逐利。李鴻章簽訂《辛丑條約》之時，張之洞對其多有譏諷，說李鴻章賣國。李鴻章聽說了張之洞的批評和提出的策略後，發現無一不是不切實際的空話。只是這「賣國賊」必須有人當，張之洞不僅不願意當，反而還落井下石。

李鴻章因此對人說：「沒想到張之洞為官數十年，仍然是書生之見。」可見能識當時之時局者，大清朝堂上，的確只有李鴻章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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