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傑:建國路(四)
建國路
朱文傑
六
建國路路西有東十道巷,西安市美術工作團曾在此巷東頭拐角處的一處老宅院中,這座大院早先是孫蔚如公館。記得通過一個長門道,迎面就是一座二層西式洋樓,玻璃窗子玻璃門,玻璃是一塊一塊彩色的,遠看五彩繽紛,特別的耀眼。兩邊樓梯修得洋氣,還有半露窗戶的地下室。左右兩棵梧桐樹,綠影婆娑,我曾摘過樹上結的梧桐籽吃。在招鳳凰的這兩株綠樹簇擁下,樓顯得高貴而雅緻。後院還有一架葡萄,蔭蓋一大片,右邊平房前還有一棵大梨樹。這老宅院曾經的主人是西安灞橋人孫蔚如,1896年,孫蔚如就出生在灞橋豁口村,現仍有南北兩院故居,成了文物保護單位。一說孫蔚如的歷史,令人仰敬,一說孫蔚如的大名,如雷貫耳。
這個孫蔚如堪稱抗戰中高級將領西北第一人,1938年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堅守中條山,鏖戰近三年,粉碎了日本鬼子十一次大掃蕩,其中以「血戰永濟」「六六戰役」「望原會戰」最為慘烈悲壯。一想起「六六戰役」,就讓人熱淚奔涌、熱血沸騰,陝西的八百學生兵,在彈盡糧絕被圍時跳入黃河,全部壯烈犧牲,無一人投降被俘的英雄壯舉,驚天地、泣鬼神,譜寫了一曲寧死不屈、慷慨赴義、氣吞山河的生命絕唱。他領導的西北軍健兒以血肉之軀,以犧牲21萬軍士的慘重代價,阻擋住了武裝到牙齒,擁有坦克大炮的日寇的瘋狂進攻,使之始終不能越過黃河一步,也使得陝西關中沒有淪喪敵手,慘遭生靈塗炭,被稱為「中條山鐵柱子」,如此豐功偉績,確實功蓋天地。抗戰結束時,他任第六戰區上將司令長官。日本人投降時,孫蔚如將軍擔任武漢戰區總受降官。1949年建國後孫蔚如長期擔任陝西省副省長、民革中央常委兼陝西省主委。
而孫蔚如十一道巷這處公館據說是張學良贈送的。
我第一次去佔住孫蔚如公館的西安市美術工作團,是1965年底吧,次數很少,僅僅是串門看同學,因我初中的同學林安令被調到這裡學畫畫。1966年時林安令已出師,記得鐘樓郵局廣場前的毛主席與林彪、周恩來三人巨幅畫像,就是他在現場畫的。當時我專門趕過去在下面觀看,佩服得不得了。
再就是1969年12月4日至31日近一個月時間我在西安市美術工作團為單位畫毛主席像。起因說出來還很有點複雜,我當年被分配到銅川,在銅川市醬菜廠當工人時,因多半借出去在外參加文藝宣傳隊,還為商業系統一些單位搞宣傳欄、櫥窗布置等,這時開始自學繪畫,實際在廠里上班很少。一次我外地一同學到廠里來玩,無意中發現我的一些早期素描習作,其中有一幅在學校時畫的裸體大衛石膏像。我當時不在,同學把我幾幅畫貼在我宿舍牆上,而被人揭發,說我畫的封、資、修,還有光屁股畫。我回來還不知道,就被廠里書記叫去談話,問我這一段想幹什麼?我還傻不拉嘰回答想請假去西安學一下畫畫。書記才告訴我怎麼回事,說第二天一早全廠開我的會,讓我檢查。回到宿舍我同舍同學還開玩笑說明天要喊口號,「朱文傑低頭認罪!」「朱文傑不投降就讓他滅亡!」雖是玩笑,但卻把我嚇住了。一夜睡不著,爬起來寫檢查,越想越恐怖,別明天被老工人打耳光,再隔離關到牛棚去。天亮時分,想了一個救急辦法,給銅川市革委會領導,也是市委書記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我看我們這個廠建國20年了,上街遊行連個巨幅毛主席像都沒有,我要到西安去親手敬繪一幅巨幅毛主席像。當然信中不乏當年的「三忠於、四無限」「偉、光、正」等口號。一早六點趕到市委把信通過警衛送進去,我還說我一到銅川就曾在銅川毛澤東思想宣傳站當過臨時負責人,畫過珍寶島宣傳畫什麼的。我一腔熱血,心情如何急,還有獻紅心,支持西安來的革命小將的革命行動等等,並傳話我就站在門口等。
也算是我福大命大造化大,書記真給我的信作了批示,當時市委書記是丁克,我也鬧不清是那位書記具體批的,批示的信是封著的,內容是讓我單位支持我具體辦。市委辦公室一幹部送了出來,說了情況。回到廠里檢討會自然不開了,一切均一風吹,廠里馬上給我批了700元。而且從此廠里早上點名再不點我名了,廠里上級主管的銅川市蔬菜公司彭書記還在大會表揚了我。後來聽傳言,領導說我在市上有關係,其實我當時和包括丁克書記在內的各位領導連面都沒見過。但我把這位給我批示的書記當成人生中遇到的一個貴人,是他幫我化險為夷,變壞事成好事的。
正當我22歲生日這一天,1969年12月4日(農曆十月廿五),懷揣著700元巨款,我當時的月工資才28元,從銅川坐火車到西安要畫毛主席像。
我先找張義潛老師,他推薦我給他的學生西安美術工作團的趙均龍,可趙推脫,說你去找你同學林安令,他畫得好。而林看了我幾幅畫毛主席的小畫,說:能行,自己畫,你不是說要親手敬繪嘛?!
這東十道巷,西起建國路原來清代火藥庫遺址東南角,向西有一段二百來米再向北拐直朝西通和平路。這拐彎處坐北向南一個大院就是孫蔚如公館的美術工作團,在馬路稍朝東一點斜對面一個院子,有大房子作了畫棚。我就在這大棚里撘架子踏在木凳子上開始了畫毛主席像,當年叫敬繪。
記得當時天及其寒冷,我就和林安令在大棚里燒木頭取暖,像篝火一樣,火勢洶洶,否則手凍得不行,1970年元月初應屬所謂的「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這段時節。記憶深的是還燒了一個大樹根和木墩子,為我一生所經歷的唯一。
經不足一月近三米高的巨幅像敬繪完了,請同學林安令稍作修改潤色,還真不錯,其中免不了偷師林安令,因為他同時在畫一幅毛主席像。那些年畫像任務重,他說:一張連一張,十年他至少畫了一千幅。我親手畫出來的這幅像,連我自己都想不到能畫到如此水平,拿出手自然沒問題。回銅川時,打了電話,廠里派了鑼鼓隊在火車站迎毛主席像,不知啥原故,當時我被安排走在毛主席像前邊,還真有點氣宇軒昂的高視闊步。過去我唱毛主席「他是人民大救星」,心中實際不以為然。但這次真真切切感到了毛主席是我的「大救星」。
以後,我同學林安令所在的美術工作團成了我回西安必去的地方,1976年時還在這裡見到了何海霞老師。因為1973年前後幾年何海霞先生被下放銅川,在銅川市中心文化館住過,何老和我一個大院,我在歌舞團,經常觀摩他伏案畫畫,他知道我是張義潛的學生。一次何老在院中散步碰到我,說要送我一幅畫,讓我去取,因到西安參加省上文藝匯演,被我耽誤了。回到銅川何老已離開了。誰知這次在東十道巷的美術工作團見到了何老,他就在這裡工作,為這裡的一些畫家授課,記得有何紀爭、倪鴻武、侯聲凱、郭勝利等人。以後我還邀請何紀爭、侯聲凱到銅川開筆會畫過畫,並給他倆的作品配過詩。
經林安令介紹我認識了倪鴻武先生,何老給他上課時曾為他示範畫了不少畫,曾拿給我六幅四尺三開山水畫小幅作品,讓我幫他賣了,他急需錢為兒子賣房。六幅山水畫我都照了相,經我聯繫,其中兩幅被侯聲凱收藏。此外,我還為倪先生寫了一篇評論,名為《清氣滿乾坤——山水畫家倪鴻武印象》。
再有這老院子右邊隔離出一個小獨院,院中有六間房子,種有花草。我同學林安令告訴我,院子住的是一位老革命,叫田益榮,富平人,解放初五十年代曾任西安市文聯副主席兼秘書長。後來,我一打聽才知道田益榮先生,延安抗大畢業,擔任過八路軍三五八旅宣傳部長、劇團團長。是一位劇作家,創作了不少劇本。後來還任過中國劇協陝西分會副主席、《工人文藝》和《西安戲劇》兩刊主編、西北文聯研究室的領導。後來不知犯了啥錯誤,被貶到西安市郊區東方紅公社當了一名副書記。這個院中套的院子,是他當西安市文聯副主席時分給他的。我當時從小獨院門前經過時見過他,田先生是個大鬍子,感覺很有氣派,挺神秘的。林安令說這老漢就叫田鬍子,他的大鬍子,當年在延安,傳說能和周恩來的大鬍子媲美。更為蹊蹺的是,我1985年調入西安市文聯,這大鬍子的田益榮,竟成了我的前輩領導。
當時在西安美術工作團從事書畫創作的還有趙均龍、任子匡,長安畫派石魯的女兒石丹、蔡鶴洲的兒子蔡小楓,以及彭程、余平等,我結婚時,任子匡與郭勝利還為我寫字畫畫祝賀。2003年蔡小楓還把他的一幅精美的畫作《貓》贈送給了我,因為我的小名叫大貓。這時西安美術工作團已搬到雁塔路19號,成了西安市美術廣告總公司。
我於2000年前後還去過兩次東十道巷曾經是孫蔚如公館的老院子,可惜被拆得一塌糊塗,蓋成一排一排簡易房,全沒了昔日的精、氣、神,讓人乘興而去,敗興而歸。
朱文傑:1948年10月出生於西安,現任西安市詩書畫研究會名譽會長、西北大學中國節慶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秦磚漢瓦研究會副會長、西安市文史館館員。系中國作協會員、國家一級作家。出版詩集《哭泉》《靈石》《夢石》《朱文傑詩集》(上、下卷);報告文學《老三屆採訪手記》;散文集《清平樂》《拾穗集》 《長安回望》《吉祥陝西》(上、下卷),《郵票上的美麗陝西》。
(部分圖片源於網路,感謝原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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