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在英國從事投資銀行業。有天，他朋友慫恿他去看一位占星專家
約翰?亞歷山大，44歲，在英國從事投資銀行業。有天，他朋友慫恿他去看一位占星專家。他本來以為會聽到一些很籠統的預測，結果讓他非常驚訝，那位占星專家對他講的第一句話是：「我很高興過去兩、三年我不是你。你內心有兩道完全相反的力量在拔河，讓你痛苦不已。一方面，你希望安定，擁有良好的經濟，追求社會地位，另一方面，則渴望以藝術來表達自己，你希望成為作家或表演家。你可能希望這兩者能取得平衡，但是我告訴你，這種可能性是零。」
在40歲生日前後，約翰給了自己2年的時間，設法離開現在的工作。當時他在倫敦的華爾街上班，表現得有聲有色，但感覺卻非常空虛。
事實上，我花了5年的時間。我認為，如果你想完全轉型，花的時間會比你預期的還長。我唯一知道的線索是，我不喜歡銀行的工作。金融這種東西相當空虛，表面上很光鮮，很有趣，有時候還會令人很振奮，而且這一行的薪水真的很不錯。但是，話說回來，多數銀行界的人都不覺得自己做的事有什麼意義。我的角色從客戶信任的顧問變成拚命想成交的業務員，我愈來愈不舒服。參加餐會時，要我承認自己在投資銀行上班，讓我痛恨不已。在這種場合，我會盡量避免談到自己的職業。
說老實話，我在倫敦華爾街上班，對自己的身分永遠都無法自在。在被招募到銀行界上班前，我從事的是國際事務方面的工作，午餐談論的話題，從考古學、蝴蝶到中國的瓷器，話題很廣。記得到倫敦華爾街上班的第一天，我到公司福利社吃飯，大家談論的話題完全不脫「金錢」兩字。接下來15年，我再也沒有踏進那裡一步。
其實，我想跳出來的原因非常簡單。我只是認為，如果我在這裡一直待到大概55歲吧，然後再翹著二郎腿5年，60歲回顧我的一生時，我一定會覺得自己並沒有善用一去不回頭的人生。所以，我決定非走不可。
起初，我想到的路線是銀行界逃兵大概都會走的路：要不要試試看創投？能不能管理基金？要不要組織一個團隊買一家公司，整頓之後再轉賣出去？我得到的結論是，上面的這些選項其實只是換湯不換藥。我只是在拖延問題，並不是在解決問題，轉換其中任何一條路，問題並不會比較容易解決。我迫切地覺得必須做出轉業的決定，而且愈快愈好。
但是，我絕對反對隨便找個工作就好。之前，我已經想通了，我不想再當一個組織中的螺絲釘，因為我很討厭跟一大群人做事——我並不討厭工作本身，而是不喜歡開不完的會議、來個不停又毫無意義的電子郵件，還有故意讓員工閑不下來的額外工作。另外，讓我厭煩的是，這些地方的勾心鬥角愈來愈嚴重。今年，你可能是每個委員會都搶著要的紅人，前途似錦，結果半年後，大家都懶得跟你打招呼。
到底什麼時候開始想到要寫作，我也說不出來。多年前，休假期間我便開始隨便寫寫小說玩玩，我從來沒有打算要發表，連想都沒想過。在從事國際事務工作時，上司鼓勵我磨練寫作技巧，我也有這方面的天分，所以決定轉行時，當作家似乎是個大有可為的可能。
我開始自問，要怎樣才能將「興趣」轉變為「職業」。我跟兩家小公司建立關係，一家是汽車零售商，另一家是音響公司，都是我常光顧的商家。我成了他們不支薪的顧問，一直如此。在銀行工作最不順利的時期，我會打電話給他們，隨便聊聊他們那個圈子發生的事情，藉此尋求慰藉。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在我去找占星專家之前，我已經花了三、四年的時間跟親朋好友解釋自己的困境，講來講去都是，「從這方面來看是這樣，從另一方面來看呢又是如此，」怎麼講，都講不出個清晰的未來。他們聽了往往會說：「寫作很有意思，我是看得出來，可是啊，你的工作很不錯，你真的捨得放下嗎？」他們不說還好，這下又讓我更猶豫了。
後來，我突然跑去看了這位占星專家。只花了一分多鐘，她就告訴我：「這是一場致命之爭，最後勝利的是……」，她連停都沒停就講出答案，時間感覺好像突然被凍結似的。經過4年的霧裡看花，我終於看清了一切。在她說出下一個字之前，我肩膀上突然有個聲音說：「拜託，讓藝術那一方贏，」因為我知道，如果她說：「贏的是另外那邊，」我一定不死也半條命。結果她說的是，「藝術那一方贏了。」
我把自己真正的狀況告訴她，也告訴她我想寫書。我告訴她先前斷斷續續寫作的過程，過了大約3分鐘，她說：「好了，別講了，我聽不下去了。你在說的是，『如果我有個點子可以寫成書就好了。只是我根本不可能想出什麼點子，就算是點子不錯，我大概也沒辦法寫，就算開始寫了，顯然，我永遠也沒辦法完成。好吧，就算寫出來了，當然也沒有人會幫我出版。即便瞎貓撞見死耗子出版了，當然也會賣得很慘。』你在幹什麼啊？你只想保護自己，不想失敗。這樣什麼事也做不成的。」
和她談話的這個小時，是我一生中最最重要的一刻。從她家走出來，我問了自己兩個問題。一切就是這麼簡單，簡直是簡單到有點荒謬，但是，天啊，對我真的很有效。我現在44歲，按下人生的快速鍵，轉到我認為一切將告一段落的年紀，我選的是75歲。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以75歲的我回顧，「如果44歲的我，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而這件事情風險很大，嘗試之後，卻失敗了，75歲的我能不能承受？」
答案是，「可以，條件是44歲的我要竭盡放手一搏。」我接著說，「好，接下來的問題是，站在同一個立場，假設44歲的我知道自己想做什麼，也確定自己想做的事情，卻認為會造成極大的風險，因此拒絕嘗試。如此，75歲的我會有什麼感覺？」我想屆時我將無法原諒自己。剎那間，失敗的恐懼一掃而空。
約翰利用空閑時間搜集很多資料來寫第一本書，是以金融界為背景的驚悚小說，然後他把大大小小的假期湊齊用來專心寫作。一年後，在離開銀行之前他完成了小說，並簽約準備出版。辭職前，他把拍片版權賣給環球電影公司。
寫小說，已經成為約翰新職業生活的重心。除了寫小說，他為現代音樂作曲家舉辦國際大賽「Masterprize」，並說服英國BBC電視和EMI唱片贊助。除此之外，他還成立投資銀行工作室，只是他原來計劃中並沒有這一項打算。
我本來是想完全脫離與財金相關的一切事物，可是有三個大公司的客戶，希望能繼續和我保持聯繫。我有辦法做到嗎？我說：「我沒有公司，也沒有設備」，他們說：「有沒有那些東西都無所謂，我們想要的是誠實中肯的建議。」其實，他們已經有了決定，只是要我提供意見，這真的是件令人愉快的工作，而且又能繼續我的寫書和音樂。
約翰最後的職業是「大雜燴」，綜合了許多種事業，有些可以賺錢，有些是義務性的工作；有些會用到過去的經驗，有些可以讓他探索新的領域。他說：
你必須願意說：自己真的想投資在培養新人生上，支持自己真正喜愛的東西，並且能去認識一些有意思的人，不管他們是畫家、音樂家、舞蹈家，或是銀行的客戶。我希望親身參與，不只是為了錢而已。我希望能扮演一個角色。
小說家尼克松?貝克認為：我們的腦筋大多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態，不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但有時事件會突然發生，打斷日常作息，導致他所謂的「警示插曲」。許多轉業的故事和約翰一樣，都會提到「警示插曲」：關鍵事件一發生，便觸發改行的決定。
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能碰到那種碰巧發生或罕見的事件。事實上，警示插曲是自己創造出來的。別人覺得無足輕重的事件，在你眼中可能就饒富意義。在轉業期間，定位感不斷地變來變去，一些我們以前沒注意到的人、事、物，如果能促使我們徹底改造自我，意義都會變得很重大。
警示插曲會測試、塑造我們的可能自我。我們的感覺會變得更鮮明、更生動、更集中。在約翰去看占星專家以前，他已經知道自己想從事寫作工作；他的人生中當然出現過很多點明自己有藝術傾向的事件。「去算命」之所以特別有意義，或許是因為占星專家指出他正面臨兩種定位的爭戰。警示插曲讓我們察覺前有岔路，逼迫我們在多個可能自我中選擇其一。
不期然發生的事件，經常會促使我們看清方向，讓你在動彈不得一段時間後，開始往解決之道邁進。對約翰來說，他所獲得的啟示並非「他應該當作家」。他的啟示是，他無法生活在兩個世界，他必須釋懷，離開以前的定位，因為這個定位阻礙了他前進的步伐。占星專家對約翰之所以衝擊這麼大，並非因為她點明了約翰以前不知道的事（如果是這樣的話，她就無法引發改變），而是因為約翰一直在體驗的感覺，這時豁然明朗了。意外地和占星專家見面，將所有零散的知識、信息和感覺結合在一起。
約翰本性好動，占星專家讓他放慢腳步，探問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約翰的啟示並不是發生在上班時或特別忙碌的時候。靈光一現，通常發生在環境改變、精神放鬆、問題暫擱一旁、或正在做一些平常自己不會做的事情的時候——以約翰而言，就是去找占星專家。
然而，靈光一現並無法加快轉業的步調。一般人必須先編織一個動人的故事才行。因為我們都是以人生故事來界定自己。事件只是重新訴說、重新組織、重新組合個人經驗的場合而已。實際上，我們只是在重新發現過去，讓過去融入一個我們想要的未來。占星專家的插曲給約翰一個戲劇性的契機，讓他建構一個故事來解釋他離開銀行的行動。
沒有好的故事，就比較難讓別人協助我們改變。約翰去見占星專家的故事很戲劇化，不過，他進一步以自己的目的來「加料」，告訴自己和別人，改變的時候到了。好的故事都有一定的敘述結構——開場、低潮、高潮、結尾——最後的終點影響了開場和低潮。知道終點，可以讓我們了解什麼事件和故事有關。在敘述他之所以離開銀行的背景時，約翰第一天上班，「在銀行福利社餐廳無法與一起午餐的同事打成一片」，正是一件關係重大的事。
馬歇爾一八四二年出生於英格蘭的波夢西。父親是英格蘭銀行的職員，是個嚴厲又討人厭的暴君，不輸給詹姆士．彌爾或羅馬皇帝卡利古拉。他的下額突出，並守著新教福音派的信條。
父親帶小馬歇爾鑽研學校功課，常常是希伯來文，每天都到晚上十一點。慈祥的姑媽讓小馬歇爾得以喘口氣，夏天的長假他都與姑媽一起度過。姑媽不在乎什麼希伯來文，替小馬歇爾買了一艘小船、一把槍與一匹小馬。
很快的，馬歇爾放下了槍與小馬，從牛仔搖身一變，成為劍橋大學的學生。這是出於反抗的行為。父親原本希望馬歇爾接受牛津的獎學金，在那裡學習拉丁文，並準備從事神職工作。然而，馬歇爾的性格叛逆，當父親認為他在房間里研讀宗教時，他常常是在研究數學。
父親不懂數學，也鄙視數學。但是對馬歇爾來說，數學是解放的象徵（或許是出於潛意識的愧疚感，日後他把經濟學裡數學的部分都留到腳註）。凱因斯在一篇關於馬歇爾的文章中寫到：
「不！馬歇爾決不會接受那筆獎學金，將自己埋藏在死氣沉沉的語言里。他會逃到劍橋做一個小船員，爬上幾何的索具，向天空偵查。」
在劍橋的聖約翰學院，馬歇爾的數學成績優異，靠著輔導其它數學系的學生來賺取零用錢。在一八六五年畢業前夕，原本打算研究分子物理的馬歇爾，突然轉向了形上學。
一八六八年他旅居德國，研讀康德的原著。很快的，他又跟著劍橋的同事希區威克（Henry Sidgwick）進入了不可知論。希區威克有時從事政治經濟學寫作，他展現了基督徒除了信心以外的所有美德，也認同基督教倫理與理想。
凱因斯說，希區威克花了人生一半的時間來證明上帝不存在，其餘的時間則希望他自己錯了。雖然馬歇爾並沒有如此折磨人的內心掙扎，但是他和希區威克一樣，擁有高尚的道德品格。
馬歇爾沒有聽從上帝的呼召而去傳教，讓父親感到很失望。但是他聽到了窮人的哭聲，敦促他研究經濟學：
我從形上學轉入倫理學，覺得這要解釋社會現況並不容易。一個朋友讀了很多我們現在所謂道德科學的東西，他常跟我說：「啊！如果你了解政治經濟學，你就不會這樣說了。」
於是我讀了彌爾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對他的觀點非常激賞。我對機會不平等的適切性感到懷疑，勝過對物質安逸的懷疑。於是，我利用假日，到幾個城市裡最貧窮的角落，看著那些最窮困人家的面孔。之後，我決定要徹底研究政治經濟。
馬歇爾一度選擇接受經濟學的呼召，如神父般全心奉獻。在中世紀盛行著三門偉大的學科：神學，以靈魂完美為目的；法律，以公義為目的；醫學，以身體健全為目的。馬歇爾提供了第四門偉大的學科—經濟學，以全民物質生活福祉為目的。
雖然許多經濟學家相互攻訐，但是馬歇爾對自身的職業以及改善人類處境的心志，從未動搖。
馬歇爾終其一生爭取經濟學成為一個單獨學門，從歷史與道德科學中獨立出來。他試著設計經濟學課程，也試著聯合其它經濟學者。對馬歇爾來說，經濟學是合作的職業。他不喜歡同室操戈（當其它人批評他的作品時，他會特別不高興）。
他說，只要有合理的詮釋，幾乎所有古典經濟學家所教導的東西都是對的—除了相互攻訐的時候。經濟學家必須超越政治，做理性與真理的捍衛者：
學習社會科學的學生一定要對大眾的認同戒慎恐懼……如果有任何看法可以讓報紙大賣，那麼……學生可能就落於限制、缺陷與錯誤之中，如果有這樣的情況，絕對不要不帶條件地倡導這些看法。
馬歇爾是個極富魅力的人，擁有一雙明亮的藍眼睛。他的學生談到了無數次在他家茶餘的對話。做為一名老師，他強調實例與時事，而非教科書上死板的方法。
他信手捻來都是經濟學的例子，有時是在古代歷史中，有時是在劍橋上演的現代戲劇里。他說話總是帶著輕微的笑聲，然後用快樂的假音結束每個句子。有時候，他看起來有點傻。
有一個著名的故事提到一位研究生來到他家請教論文題目：
「進來，進來。」老師從小走廊進來，帶我跟他一起上樓。老師問我：「你有沒有任何想法？」。我說：「沒有。」
他說：「好，那聽著。」於是他拿出一個黑色本子，開始念一大串題目，跟我說只要聽到我喜歡的題目就告訴他。我有點緊張，聽了第一個題目就說我要，可是馬歇爾沒有注意到，一直讀下去。
學生又第二次、第三次地表示選好了題目，但馬歇爾還是沒有注意到。
老師一個題目接著一個題目，念了差不多有五分鐘。最後，他終於停下來問我說：「有沒有發現你喜歡的題目？」我說：「我不知道。」他說：「沒有人會知道，不過這就是我的方法。」
除了這樣的傻氣，馬歇爾可是絕頂聰明的。根據在劍橋的傳聞，每當有困難的數學論文被提出，他總會去讀第一章與最後一章，然後就可以站在火爐前面理解出其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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