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聽一位長者談各色人物

這位長者是誰？吳營洲先生沒有明說，只是說這位長者生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是新中國的第一批大學生，也是新中國的第一批研究生。一九五七年這位長者被打成「右派」，此後在一家農場度過了他一生最可寶貴的二十來年。吳營洲先生的這篇文字，涉及面廣、人重、理正，言雖短而形神兼備，評人簡短之語，分量都很重。

談胡適

如果胡適留在了大陸，五七年的整知識分子，當會拿胡適開刀的。章伯鈞、羅隆基等不夠格。1954年批俞平伯，批胡適，其實許多人都是受了蒙蔽的。人們把握不住胡適，也不清楚為什麼批胡適。到1957年反右派時，一切都明白了，其實，而今看來，胡適並沒有被批倒。發起者批胡適的目的並沒有達到。胡適的兒子胡思杜死的太悲慘（被打成「右派」，上吊自殺），太可惜。胡思杜當年太年輕。年輕人難免會幹出一些糊塗事。

談李大釗

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黨史一直迴避李大釗。這自然是不客觀的，也是不正常的。李大釗與胡適一樣，都在尋求救國救民之路。不同的是，胡適傾心歐美，李大釗仿效蘇俄。李大釗認為，只要能拯救中華民族，走什麼樣的路並不重要。但在當時，他認為蘇俄的道路不錯。

談蔣經國

蔣經國目睹並親歷了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對獨裁統治的弊端及危害知之甚深。所以他決定放棄這種統治。改變一種體制，是會觸犯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蔣經國在這方面做得很好，在改制的過程中，沒有引發大的動亂。這是很不容易的。

談魯迅

魯迅總是縱觀上下幾代人，特別是下一代；而當今的人們，只關注自己和兒子。十九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清楚自己在整個歷史的進步中所處的地位，以及他們所謂的意義和價值，他們是一群歷史的殉道者，人群的素質由此提高。中國知識分子在十九世紀，幾乎無所為，二十世紀初只有魯迅苦思冥想，尋求拯救中國民眾於水火的最佳方案，只有魯迅才是在歷史大進步中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一人而已，而且是閃電式地消失了。追隨魯迅的，大多是學其皮毛而已，只有胡風得其真傳。

談蕭紅

蕭紅的《呼蘭河傳》，真實地描述了當時的中國農村，真實的描述了當時的中國農民。當時的中國農民，麻木，愚昧，貧窮，這些人，是承受不起拯救民族危亡的歷史重任的。蕭紅是個人物，值得研究。她的命運，代表了整個民族的命運。隨著時光的流逝，蕭紅的形象將會越來越突出，而她身邊的那些男人，將會越來越黯淡。《生死場》是蕭紅的一部長篇小說。其實，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不過是生與死的演練場。

談王實味

王實味終究活得不明白。他有理想主義色彩。王實味作為個案，並不值得研究。之所以有人研究他，其著眼點也並不是這個人本身。

談胡風

胡風太天真，太善良，太富理想主義色彩。

談舒蕪

舒蕪大節有虧。1955年，舒蕪把胡風寫給他的私人信件，交上去了。緊接著，一場轟轟烈烈的整胡風運動就開始了。致使無數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令舒蕪感到痛心的是，並不是他把信交上去了害了那麼多人，而是他沒有因此而得到想得到的東西。舒蕪是2009年去世的，活了87歲。真不容易啊。

談郭沫若

不想談這個人，只說他幾件小事吧。

1958年，他出了本詩集——《百花齊放》，一種花一首詩，以配合黨中央提出的「雙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有位學生讀罷給他寫信說：「郭老郭老，詩多好的少。」他讀後，感到「後生可愛」，遂答道：「老郭不算老，詩多好的少；老少齊努力，學習毛主席！」他有一首獻給毛澤東的詩《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其中寫道：「難怪陽光是加倍地明亮，機內和機外有著兩個太陽！」還有一首《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不過，他也夠可憐的，兩個兒子都慘死在「文革」期間。面對兒子的死，竟不能施於援手。在晚年，他用毛筆，一遍一遍地抄他兒子的日記，其情可哀，可憫。

談陳寅恪

一般人遇到問題，尤其是歷史問題，輕易不敢開口。害怕說錯，害怕出醜，害怕徒留笑柄。陳寅恪則不同。陳寅恪隨便怎麼說都不會錯，還總是給人一種舉重若輕的感覺。因為他對歷史很通透。這也是人們欽佩他的原因之一。

談張中行

張中行晚年風行一時。張中行的《負暄瑣話》也風行一時。其後他又有了《負暄續話》《負暄三話》等。張中行自己稱他的《負暄三話》是不三不四。不過，這幾本書依次讀來，是有點「一蟹不如一蟹」。有人稱，張中行的「行文特點」是：有話則短，無話則長。該說的話，戛然而止，不說了。張中行那些「沒用的」話，絮絮叨叨，但讀來並不覺得煩，而那些「有用的」話，到到了嘴邊，偏又不說了，但讀者也已「心知肚明」了。這就是高手作文，或者說是「高手作文」的手法之一。

談梁思成

新中國成立後，梁思成看到北京城被大片大片地拆掉了，不禁失聲痛哭。在梁思成的構想里，是在老北京之外，再建一個新的北京。一老一新，狀似扁擔，「日月同輝」。但他的構想被否定了。

談老舍

他自幼生活在北京底層，對底層的人很了解，所以能寫出《駱駝祥子》《四世同堂》《茶館》等優秀作品。老舍有點曹雪芹的流風遺韻......文革前，老舍也整別人，然而到了文革的時候，老舍終於受到了直接的衝擊。老舍的妻子，也因此受到牽連，總是抬不起頭來。在當時的那個氛圍下，他的家人對他產生些不滿乃至怨恨，恐怕也不是誰憑空捏造出來的。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們知道，老舍先生的凄然離世，自然是因為他受到了諸多不堪忍受的凌辱，但是，老舍先生不是從批鬥現場直接去的太平湖，而是回到了家。到家後，不僅連口熱乎飯都沒有，甚至連口熱水都沒有。所看到的，只有白眼和冷漠，不由地感到這個世界委實沒有什麼值得留戀或牽掛的東西了。這種幻滅感，可能痛徹心肺。於是才走出家門，去了太平湖。老舍到了太平湖，也不是去了就跳的，而是在岸邊坐著。坐了整整一天，直到後半夜。如果在此期間，他的家人若能找找他，或者有誰來勸勸他，和他聊幾句，也許他就不會死了。這樣的假設自然欠妥，但無論怎樣說，老舍死得並不決絕。

談俞平伯

俞平伯的文字，明白如話，卻經得住反覆咀嚼。1954年對俞平伯的批判，聲勢浩大，當時好多人都不明就裡，也跟著一起痛批，但隨著歷史迷霧的逐漸淡去，人們方有些如夢初醒，原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批「俞」是假，批胡適才是真。

談周揚

周揚在自己挨了整之後，才知道了挨整的滋味，才知道了懺悔。丁玲之所以至死都不肯原諒周揚，就是周揚往死里整人家。周揚是文藝界、理論界的太上皇，打手。周揚與胡風的分歧，始自理論上的。周揚認為啟蒙與救亡是對立的，胡風則認為，啟蒙是長期的，救亡是暫時的。（因為有了日本入侵，所以才有「救亡」之急。）周揚的懺悔，不僅僅是對個人行為的懺悔，而是對那個時代的懺悔。他意識到了那個時代是錯的。他是在否定那段歷史。這一點難能可貴。他晚年提出的「人道主義」和「異化」等等問題，也是長期反思的結果。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周揚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

談夏衍

夏衍整起人來，跟狼一樣。反右時期，夏衍以文化部副部長的的身份來到中央美術學院，在全體師生大會上說：中美院是什麼？就是小台灣。這樣的「定性」，非常令人恐懼。「小台灣」什麼意思啊？「小台灣」的意思就是說中美院已經不是共產黨領導了，是一幫國民黨在統治，中美院已成國民黨的天下了。這是什麼性質啊？是敵我矛盾啊。一時間人人自危。包括院領導。當時中美院的領導班子，在批胡風、反右時，特別積極，整了許多人，他們沒有想到，螳螂撲蟬黃雀在後，後來被來了個一鍋端，全給燴了。

然而，「文革」一來，夏衍也開始被整了。被整的理由，說他是「電影藝術反黨黑綱領的炮製者」。其實這就跟他說中美院是「小台灣」一樣，純屬捏造誣陷。夏衍開始被遊街，大會批，小會斗，被侮辱，被毒打，後來又被投進了秦城監獄，長達8年7個月。在獄中，夏衍的右腿被踢折了，卻不給治療，以致造成終生殘疾。

談吳晗

吳晗的最終命運，自然很悲慘，但他得勢時，在位時，整起人來卻是一點都不手軟。非常狠，幾近瘋狂。諸如「反右」期間，吳晗在民盟召開的對章伯鈞和羅隆基的批鬥會上，做了題為《我憤恨！我控訴！》的發言，火力十足。其實，吳晗當時的所作所為，不能歸結為「形勢所迫」，是他一點廉恥都沒有。他不配稱作「知識分子」。吳晗的死，自是悲劇，但也符合因果。吳晗的寫作，「意向」太明顯，明眼人誰都清楚。吳晗的《海瑞罷官》，本來是「遵命」之作，或說是「逢迎」之作，連他本人也沒有想到，他會因此獲罪。

談丁玲

曾經見過丁玲一面。是在1955年前後。當時的感覺，她長得很醜，又老，就像個河北農村的老娘兒們。丁玲挨整，自然有其可憫之處，其實也「活該」。她在台上時，整別人也同樣狠。諸如建國初她就起勁地批判沈從文，比郭沫若批得還厲害呢。憑她和沈從文的交往或交情，可是不該啊。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榮獲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學獎金二等獎。但在當時，比《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更優秀的小說很多，但沒人向「斯大林」推薦啊。

談鄧力群

鄧力群有名的「左」，甚至被喚作「左王」。其實，鄧力群在他的晚年，應該客觀、公正地看待一些問題了，但他不。一些被歷史證明明明是錯了的東西，他還堅持。這就有點像偽君子了。特殊的人生經歷，形成了他寧「左」勿右的性格。這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

談曹禺

多次見過曹禺，矮矮胖胖的，感覺不大像個作家，更像個商人。曹禺的戲劇，最好的也就是《雷雨》，那是他厚積而薄發的東西，其餘的就乏善可陳了。而《雷雨》，似有剽竊之嫌。它脫胎於戲劇大師易卜生的名劇《群鬼》。曹禺寫《雷雨》時，只有22歲。其天賦自然是有的。曹禺和老舍一樣，建國後，也十分地緊跟政治，積極地投身建設，體驗生活，其結果則是，「收穫甚多，頭緒全無。」（曹禺語）周恩來讓他寫「民族大團結」，他便寫了《王昭君》，但，《王昭君》實屬下品；周恩來讓他寫「巴黎公社」，他先是欣欣然地接受了，而後來痛苦萬分，無從下筆，最終竟交了白卷。

談巴金

對巴金的總體感覺是：一個本不該懺悔的人，卻在一個勁兒地懺悔；而最該懺悔的那些人，則總是裝聾作啞。這，或可稱作是「巴金現象」。巴金原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思來想去，委實找不出哪個「政府」是好的，也不知道哪種類型的政府是好的。1921年春，巴金曾寫過這樣一句話：「妨礙人民自由就是『政府』。自從有了政府後，我們的自由全然失去，一舉一動都要受政府的干涉。」英國哲學家戈德爾曾寫過另外一句話：「無論如何，政府本身就是邪惡，越少越好。」平心而論，這些話雖多少有些道理，卻也不乏偏激。巴金晚年因為寫了《隨想錄》，而使他的整個人生升華了。

談韋君宜

韋君宜的《思痛錄》，很有價值。比季羨林的《牛棚雜憶》深刻。

談孫犁

孫犁晚年的短文很好。尤其是一些懷人之作，融進了他自己對塵世對人生的諸多感慨。

談流沙河

流沙河不錯。人、文都不錯。他的「右派」被改正後，所反思的，不是個人的苦難，而是民族的興亡。流沙河的文字，往往從那些碎的撿不起來的小事寫起，讀的時候，也覺得那事兒是你不曾在意的。然而，讀著讀著，便恍然意識到，他寫得其實並不是小事。這一點和沙葉新恰恰相反。沙葉新往往著眼於大事。但這兩個人，殊途同歸。

談張賢亮

經歷了「反右」，張賢亮被扭曲了。他認為誰都欠他的，他需要社會或他人為他補償。若「反右」在晚幾年平反，可能就「沒有」張賢亮了。在張賢亮的作品中，虛構了一個世界，但那個世界，非常骯髒。張賢亮無論是為人還是經商，所缺乏的，都是誠信。張賢亮與「中國第一美婦」宮雪花的交往，則是真實的他。

談曲波

曲波從不炫耀自己。曲波的《林海雪原》，寫了能寫的，隱去了許多不能寫的。這和《紅岩》類似。《紅岩》里，只有甫志高一個叛徒，且地位極低，無足輕重，其實這與史實是不符的。真正的叛徒是地下黨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市委副書記冉益智。《紅岩》的作者卻不敢實話實說。《紅岩》的作者將烈士們生前強烈的要求、真誠的希望寫成八條意見，交給了黨組織，但也一直不願公諸於世。曲波曾帶一文工團去深山老林慰問軍墾戰士，去了，那些女團員就被搶了。曲波個頭不高，身體瘦削，腿有殘疾（是戰爭時負傷所致），走路一拐一拐的。見到曲波的人都很納悶：這樣一個文弱書生，是如何在深山老林里剿匪的呢？

談浩然

浩然的一生，其實是場悲劇。浩然晚年對此，也有所悟，但他不願承認，也不敢承認。承認了，太痛苦。可是不承認，同樣痛苦。浩然晚年稱：「我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艷陽天》《金光大道》《西沙兒女》後悔；相反，我為它驕傲。」其實這樣的話，聽來，令人不由地想起某個死刑犯臨刑時說的一句話：「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是真瀟洒，還是故作瀟洒，是真愚昧，還是真漢子，唯有他自己清楚。外人難以置喙。一個小文人，突然得到了他不該得到的東西，或者說他突然得到的東西超出了他的預期，難免會發昏。浩然在北京作協時，對一些老作家極不尊重。譬如對老舍就極不尊重。

談王蒙

就個人而言，不喜歡王蒙。王蒙談《紅樓夢》的文字，沒有紮實的考證，學術價值不高。王蒙算不得學者。王蒙的人品也差些。不如從維熙，不如鄧友梅，甚至還不如張賢亮。王蒙的經歷，成就了他的文學。他的小說政治氣味很濃。讀王蒙的文字，確實能感覺到他世事洞明，人情練達。

談黃永玉

黃永玉聰明。但，多是小聰明。他筆下的許多文字、故事，多是從古代筆記小說里脫胎出來的。稍加留意，便能看出出處來。沈從文落難時，他並沒有看望過沈先生，也不對誰說沈先生是他的表叔。但，沈從文的聲名得到普遍認可後，他便一有機會，便稱沈先生是他的表叔，彷彿他是沈先生唯一的、最近的親人。

談黃苗子

黃苗子的字很好，很有特色。至於他的「人品」，如當「卧底」的「告密」之類，不便多說什麼。在當時那種大的形勢下，他可能也有著他的無奈。具體情況不清楚，很難置喙。

談徐悲鴻

中央美術學院是徐悲鴻親手建起來的。新中國成立後，中美院的許多領導，都是從延安來的。延安來的人，對所謂淪陷區的舊人，很是不屑，也不尊重。即便對徐悲鴻也如此。

談江豐

建國初期，江豐主持中央美術學院的工作，任院長。江豐為人很好，很和藹，但很左。不過，不如周揚，周揚更左。可這兩個老「左」，偏又合不來。一次，周恩來把江豐叫到了中南海，臨進門時，江豐脫掉大衣，用胳膊挎著。周恩來見江豐進來，站起身對江豐說：「坐吧坐吧，這次請你來，是想解決你和周揚的問題。」江豐一聽，立時就火了，他對周恩來說：「我有嘛問題！」說罷，掉頭便往外走。周恩來很尷尬，也很生氣。周恩來將此事向毛澤東作了彙報。周恩來不能不彙報。毛澤東十分看重江豐，曾對江豐說：「我就把新中國的琴棋書畫交給你了。」聽了周恩來的彙報，毛澤東也很生氣，他對周恩來說：「你去問問他，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其實毛澤東能不知道江豐是共產黨嗎？後來，即1957年，江豐等一批從解放區來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

談張光年

張光年（光未然）等人，是從解放區（延安）出來的，終日都是一副救世主的神色。1984年，幾個中國作家隨張光年先生出訪日本。當遊覽到日本箱根的地下溫泉時，面對冒著熱氣、翻著浪花的溫泉，張光年突然對從維熙耳語說：「維熙，這就是你，還有王蒙、劉紹棠……終於從地層下邊，涌動到地面上來了。」從維熙回憶說：「難以想像，張光年會在這兒突發這種奇想，把我們五七年蒙難的一代作家，比作為奔涌而出的地泉。」接下來的話就更牽動從維熙的中樞神經了，張光年說：「當年，我雖然沒有直接處理過你們的劃右問題，但作為一個負責文學工作的老文化人，我有一定的責任——因而在歡迎你們歸來的同時，我常常有一種內疚和負罪之感。」其實，張光年反右時是沒有「直接處理」過從維熙，可他處理別的「右派」，非常狠。

談吳冠中

吳冠中總是說：筆墨等於零。可是，如果沒有筆墨，吳冠中的所有畫作，不都等於零了。吳冠中的筆墨，其實很到位，也十分講究。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吳冠中的畫，都是些小品，將他奉為大師，難以服眾。從美術史的角度看，也很難說他有什麼值得記住的作品。吳冠中原是搞油畫的，沒搞出名堂，就改畫國畫了。吳冠中的一些小文章，寫得確實不錯。

談華君武

華君武太滑。

談顧准

顧准非常了不起。他把人們在地上建天堂的思想，徹底地顛覆了，或者說，從根本上給扭過來了。可惜他活的時間太短。假如能多活二十年，哪怕十年，其影響可能會更大。這一點，顧准本人更清楚，他在臨終時說：感覺眼前，全是金燦燦的麥子，等著收割呢，只是沒機會了。顧准死時很凄苦：妻子已先他離世（自殺）了，孩子們又不認他，想見一面的願望都得不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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