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办事处国统区被孤立，周恩来广交朋友破困局，得人心得天下

文｜ 李响

七七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展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陆军新编第四路军，在国统区设立办事处，便于两党两军之间的沟通。1938年，武汉告急，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周恩来、叶剑英酝酿在重庆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但在在五三、五四重庆大轰炸中，原定办事处被炸毁，需另外选址。在此之前，周恩来未雨绸缪派人在城郊寻觅办公地点，看中了红岩嘴的大有农场，办事处和南方局全体工作人员连夜搬了过来。红岩嘴因地质成分主要为侏罗纪红色页岩而得名，简称“红岩”。

红岩距离市区十多里，战时山城交通极为不便，来往费时费力。八办另有一处办公地在城里的曾家岩50号，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名义租赁，人称周公馆，用于接待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周恩来白天在曾家岩开会应酬，做地上工作；晚上回红岩安排地下工作。

周恩来（前左二）、董必武（前左三）在重庆红岩村与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 报馆工作人员合影

红岩村远居山地，周公馆背水环敌，八路军办事处看上去是国统区的红色孤岛，其实朋友遍天下。周恩来多次跟工作人员说，统一战线工作就是交朋友，尽量多交朋友。周恩来在文艺界交友可谓来者不拒。1941年冬天，周恩来邀请文艺界进步人士来周公馆吃晚饭，说只要不是坏人，谁来都欢迎。消息传开，来了一百多个不是坏人的食客，郑君里、舒绣文、秦怡等名导名角济济一堂。周公馆坐满了人，周恩来亲自下厨做拿手菜红烧狮子头。

广交文艺界朋友，一方面是因为周恩来重视文艺工作，文艺能够最广泛地联系群众，谁领导文艺，谁就抓住了人心；另一方面，文艺是周恩来的个人爱好，尤其是话剧，大学时代他是南开男扮女装的“名旦”。

战争时期电影不景气，文化抗战的主要方式就是话剧，话剧舞台是国共争夺文艺领导权的主战场。国民党对话剧也很重视，连高级文教官员张道藩都亲自上台演戏。但话剧舞台基本都是红色版图，国民党根本无法与之抗衡。从上海到武汉再到重庆，中共对文艺界的联系和培养不是一天两天，而国民党没有自己的高水平创作队伍。夏衍回忆当时局势：“军统的中国万岁剧团，三青团的中国青年剧社，他们能演的是什么戏呢? 他们演的也只是郭沫若、曹禺、阳翰笙的剧本。他们请的导演是什么人呢? 是张骏祥、马彦祥、王瑞麟这些进步人士。”

1941 年3 月，海明威（左三）与盖尔霍恩（左一）在粤北前线采访，与抗日将士合影

皖南事变后，中共领导的文化活动几乎停滞，八路军办事处决定以戏剧作为突破口。1941年10月，阳翰笙牵头，组织中华剧艺社，请无党派人士应云卫作社长。周恩来从办事处经费中秘密拨了3000元作为启动资金，这些钱办剧社远远不够，固定工作人员不足30人，演出时演员不够，就到中央电影摄影场及中国电影制片厂借电影明星。中制的著名导演史东山、郑君里、石凌鹤，演员舒绣文、石羽、周峰，中电的陈鲤庭、白杨、吴茵等，大多数是上海沦陷后转入大后方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表面上隶属于国民党领导的单位，在实际工作中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

国民党中宣部设立了“剧本审查委员会”，演出之前剧本必须送审，想以此控制中共的戏剧运动，这种手段起不到太大作用。中华剧艺社的《天国春秋》送审后，被要求删掉“大敌当前不该自相残杀”这句台词。剧社表面照作了，但准演证一到手，该怎么演还是怎么演。舒绣文扮演的洪宣娇在台上怒斥韦昌辉杀杨秀清是“自相残杀”。皖南事变刚刚发生，影射用意十分明显，观众心领神会掌声雷动。

1942年，西南联大教授陈铨的剧本《野玫瑰》传到重庆。这是个戏剧冲突很强烈的故事：女主角夏艳华是国民政府女特工，代号野玫瑰，周旋于沦陷区伪主席与伪警察厅长之间，利用他们的迷恋引发二人内讧，完成锄奸任务。美女、谍战、三角恋，集合了观众喜闻乐见的元素，对白文学色彩上乘，在云南上演时场面火爆。一些重庆戏剧人也看中了剧本，苏怡任导演，秦怡饰夏艳华，施超饰汉奸伪主席，陶金饰重庆特工。这台戏在重庆再次取得了轰动效果，演出16场，一票难求。秦怡回忆，国军空军来买票，因满座被拒，竟然在抗建堂剧场门口架起了机关枪，说如不让他们进来看戏便对剧场进行扫射。

其实苏怡秦怡等几位主创都属于左翼或者说进步人士，但编剧陈铨本人并无任何政治背景和党派联系，只是一个爱好剧本写作的文学教授，而且剧中正面人物是国民党特工。文化战线的“国军”抓住这颗稻草大力宣传扶植，《野玫瑰》抢占了重庆话剧舞台的半壁江山，扭转“共军”一统天下的局面。

1940 年夏，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防空洞口的席棚下接待来访外宾

几乎与此同时，郭沫若推出他的戏剧巅峰之作《屈原》。楚国政治腐败黑暗，楚王残害忠良，大臣出卖祖国，借古讽今，政治目的明确。剧本创作一气呵成，郭沫若把一支新的派克笔都写断了。周恩来将白杨、张瑞芳等主要演员请到八路军办事处说：“你们要下苦功，好好排练，要知道，这就是斗争！”

为了追求最好的艺术效果，导演陈鲤庭安排了一个管弦乐队现场伴奏，为此撤掉了国泰大戏院前三排椅子，等于损失了三排戏票收入，剧社经费本来就紧张，陈白尘回忆，“应（云卫）老板好心痛啊！为了艺术上的高质量，还是撤了。”《屈原》在重庆首次公演17天也是场场客满，票房超越 《野玫瑰》。1942年4月20日演出最后一场，话剧皇帝金山朗诵《雷电颂》的时候，外面忽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现场气氛达到顶点。

《野玫瑰》与《屈原》打起了擂台戏，恰在此时，国民党中央审查委员会宣布剧本从审查到演出都需要经过本机构审批，还增加了上演时随场检查的程序。国民党一方面收紧文化政策，一方面给《野玫瑰》颁奖，鼓励各地巡演，一手打压异己，一手树立标杆。这种文化专制行为激怒了文艺界，左翼文化战线几乎全体加入战斗，《新华日报》及各大报刊连续发文批《野玫瑰》，赞《屈原》，重庆戏剧界文化界200余人联名上书要求撤销为《野玫瑰》颁发的奖项。

1942年5月16日，在戏剧界同仁茶会上，具有官方背景的文人大赞《野玫瑰》，引来其他代表一片嘘声。潘公展恼羞成怒地说：“《野玫瑰》不惟不应禁演，反应提倡；倒是《屈原》剧本成问题，这时候不应该‘鼓吹爆炸’。”此言一出，郭沫若当即起立，率众浩荡退场。

这场舞台大对决以《野玫瑰》全面败退而告终，一片舆论声讨中，不仅重庆戏剧界纷纷拒演《野玫瑰》，在昆明等国统区各大城市，哪个剧社演《野玫瑰》就会受到进步青年围攻。中共对文艺界的动员能力早已不局限在重庆，而是占领了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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