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士大夫為什麼要勸皇帝攬權

我這些年檢讀宋臣奏劄、政論，發現不止一位士大夫都上書著文要求「天子攬權」。比如南宋紹興二十七年（1157），王十朋考中進士第一名，殿試時又被擢為狀元。他殿試提交的策論題目就是「法天攬權」，文首便赤裸裸勸宋高宗攬權：「臣觀自古善言治之人，未嘗不以攬權為先。」

然而，接下來，王十朋又這麼解釋「君主攬權」：「臣尤勸陛下攬權者，非欲陛下衡石程書如秦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陛下傳食德政如隋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強明自任、親治細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精於吏事、以察為明、無復仁恩如唐宣宗，而謂之攬權也。」用一連串否定句式划出君權的邊界：皇帝不要強明自任，不要親治細事，不要不任宰相。

那麼什麼才是王十朋想要的「君主攬權」呢？王十朋說：「夫人主賞刑之大者，莫如進退天下之人才。今陛下每進一人，必出於陛下素知其賢，親自識擢可也。」原來王十朋想說，君主親擢人才，然後放手讓他們治理國家，這就是「攬權」。實際上王十朋並不相信君主有能力識遍天下英才，故而他又補充說，「不然，則出於大臣侍從公心薦舉可也；不然，則采於輿論，而天下國人皆曰『賢』可也。」天子進退人才，到底還是需要尊重臣僚的「公心薦舉」與天下國人的輿論。你說，這究竟是勸皇上攬權呢，還是勸皇上不要攬權？

讀宋人的這些論述，有時候讀著讀著我忍不住就樂了，耳邊彷彿真切聽到許多士大夫跟皇帝說：「沒錯，陛下你應該攬權，不過攬權並不代表您要管那麼多事，治理國家的事還是應該交給執政大臣好了。」

從勸皇上攬權的立論出發，最後得到「善攬權就是不攬權」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非常奇怪，完全說不通嘛。

不過，宋人卻能自圓其說，我們來看南宋士大夫徐鹿卿呈給宋理宗的《上殿奏事第一劄》，在這篇奏劄上，徐鹿卿開門見山第一句話就說：「恭惟皇帝陛下獨奮乾綱，再立人極，並建宰輔，收攬威權。」他是在勸皇帝攬權專制嗎？看下來你就明白他的用意了：「陛下懲臣下之專，收大權而自攬之是也。然權病乎專，亦病乎分。善攬權者，非必萬事萬物盡出於我，而後謂之攬權也。權之在中者，即其在人主也。如必一一而身任之，則聰明必有所遺，威福必有所寄，將以攬權而權愈散。能防之於外庭，而不能不失之於旁出。祖宗未嘗不以事權付中書，而能使臣下無專制之私者，以有台諫封駁之司也。」

徐鹿卿的論證邏輯是：皇帝如果「收大權而自攬」，那就算他天縱英明（宋人從骨子裡不相信有這麼聖明的君主），也必有疏漏；就算皇帝精力再盛，也獨力難支，因此，還是需要有近臣、私臣協助，但如此一來，又給了近臣、私臣弄權之機。君主攬權的後果卻是攬不了權。倒不如將治理國家的權力委託給專業的執政團隊。權在中央政府，即代表權在人主。

與徐鹿卿大致同時代的黃履翁也寫過一篇給宋理宗看的政論文，題目叫做「攬權不必親細務」，立論是說君主必須「總權」。表面看來，這也是勸理宗皇帝攬權的。但黃履翁同樣認為，「人主之所謂總權者，豈必屑屑然親事務之細哉？夫苟屑屑然親之，則其聰明必有所遺，而威福必有所寄。聰明有所遺者，乃生患之原；而威福之所寄者，即弄權之漸也」。因此，真正「善攬權」的君主（如宋仁宗）是這麼做的：「以天下之責任大臣，以天下之平委台諫，以天下之論付士夫，則人主之權重矣。」

黃履翁還進一步闡述說：「權不可以不歸於人主，而必重廟堂之柄以總之；政不可以不在廟堂，而必擇台諫之臣以察之；言不可以不從台諫，而必通天下之情以廣之。如是，則萬世無弊矣。」黃氏其實描述了一個有著宋朝式分權與制衡的權力結構：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察之台諫，相制相維。首先是權政二分，權是象徵化的君主權威，政是實務性的執政大權；同時，為防範執政大臣專制，又立一個獨立的代議機構（台諫系統）來監督、制衡政府之權。宋人心儀的的「共治政體」，實際上就是這麼一種分權制衡的權力構造。

總而言之，宋人看似是在勸君主攬權，其實是試圖通過對「攬權」的顛覆性解釋，要求君主不親政務，保持超然的地位，將具體治理國家的權力委託給士大夫集團，執政團隊對皇帝負責，並接受台諫的監督與制衡。宋人跟皇帝解釋說，這才叫做「總權之大綱」，這才是「善攬權」。

他們這種別有用心的「伎倆」，後世精明的清朝皇帝一眼就看穿了，康熙指出：「昔人每雲帝王當舉大綱，不必兼綜細務。朕不謂然。……天下大權當統於一，神器至重，為天下得人至難，是以朕垂老而惓惓不息也。」

不過宋朝的君主沒這麼精明，往往被士大夫「哄」得一楞一楞，表示同意士大夫的解釋。如富弼批評皇帝：「內外之事，多出陛下親批，恐喜怒任情，善惡無准，此乃致亂之道。」神宗只好說：「金石之言，朕不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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