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母親的疼痛
這種痛沒有實體，但傷害是確切存在的。
我相信父母與子女是同一個相互聯結的的肢體，每一個器官的疼痛，都是共同的疼痛。只要其一有什麼變故，便會牽動另一個個體受到影響。
在兩個相互獨立的身體中，內心是一脈相承，承受著同樣的煎熬。
我和我母親的疼痛
文 伍
一
我的憂慮是從母親摔斷了腳開始的。
這是母親第一次骨折，嚴格的說是骨裂，並且伴隨著燙傷。
直至次日深夜，我們才從鞏乃斯林場的溫泉趕回縣上的醫院，我和母親坐的不是同一輛車，在之前的電話里她也只是含糊不詳的說自己骨折需馬上回家就醫。全程二百多公里，我坐的車在前，她的車在後，等我先把行李送回家，小姨就已經陪她在醫院掛了急診，拍好片子，等候夜班醫生給出診斷了。
晚上十二點半的醫院幾乎是空空蕩蕩，我看到母親一個人坐著輪椅，在放射科值班辦公室前。
「媽媽！」我遠遠的就叫了她一聲。
她抬起頭，看我，並不言語，頭髮亂糟糟的，適合於林場低溫的薄毛衫在她身上顯得那麼不合時宜。
等我走近了，先看到的是母親的眼睛——一種犯了錯的孩子般的眼神流露出來，帶著委屈，不知所措，又隱忍。再看那隻腳，這是一種不帶血的傷，骨裂的右腳和小腿腫的很厲害，穿不了鞋也挨不了地，只能抬著，褲腿挽了好幾層，膝蓋以下的皮膚都是淤青的痕迹，腳面上布滿了深紫色的水泡，好像血液都已經淤塞，看著只叫人覺得疼。
二
當你要說一點東西卻沒想好怎麼開頭，通常可以先談談天氣。七月，正是盛夏，在家裡即便喝著冰可樂也有熱氣氤氳在空氣里。我們原本是為了避暑而去了巴音布魯克，那裡海拔約2500米，夏季氣候涼爽而乾燥，十分宜人。
夏牧場豐饒，還趕上那達慕大會，從到的那天開始，就像完全放空自己，到達了世界之外的某處，很是安逸。草原上的天空顯得高而遠，雲層密集，轉眼給草甸打上一層陰影，風又轉瞬把陽光從雲的縫隙里撩出來。誰也料不到5天後母親會摔斷了腳——假使她不去鞏乃斯溫泉，也許這個暑假就仍然是我逍遙自在的一個半月。
關於鞏乃斯林場與巴音布魯克鎮的地圖。
草原一角。
人只有先擁有，才可以被剝奪。當真正的不幸發生了，一場意外帶來的苦難縱橫於我們之間，折騰的我們都筋疲力竭時，我才意識到在草原上的那幾天顯得格外輕鬆。
據她說，今年是她的本命年，「註定運氣會不太好」，她這麼說。
「事情發生的突然，是在溫泉里扭到了腳，當時沒覺得有什麼不適，只是稍微有點疼，出了溫泉回去以後就開始腫脹。」
和母親住一個同一個房間的人告訴她扭了腳要敷雞蛋，她敷了兩個雞蛋都沒有用，又勸她再進一次溫泉——「溫泉既然能緩解你的風濕，說不定也能治好你的腳呢」，然後母親再到溫泉里泡了一個小時，依舊是不痛不癢，但腫也沒消退。她察覺到有些不對，趕緊出了溫泉回房躺著。
第二天早晨母親的腳上就已經全是燙傷的水泡，伴隨著水泡來的是劇烈的疼痛。
凡是來看望母親的人，對話的第一句都是說你怎麼這麼不小心，言辭里傳遞著「摔斷腳是你犯的一個錯」的意味。安慰與關心總是輕描淡寫，好像迴避著事情發生的真正原委，父親甚至問她，「你是不是喝醉了？」。
意外像塊滾過來的頑石，先壓在了母親的胸口。
嚴格說來「運」和「命」是相反的概念，前者等同於任意性與偶然性，後者則隱含了既定的秩序與必然的法則。然而正如一位哲人所言，「從人類幸福的角度來考慮，這兩個詞是密切相關聯的，因為它們二者都否定了人類行為在決定人間事件中的能動作用。不論宇宙的發展是預先決定的，還是混亂無序地展開的，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包括我們的幸福——都是我們無法控制的。」
既然無法控制，那麼無論是「運」還是「命」，偶然還是必然，都意味著不管我們怎麼折騰，也無法憑藉一己之力真正改變人生的必經之事。
所以我們最後默認了母親的壞運氣，況且一切已經造成，再深究顯得沒有任何意義。當下在母親的骨折之前更要緊的是她的淺二度燙傷，要想打石膏就得先讓皮膚表面好起來，所以我們當即決定住院，燙傷葯和骨葯雙管齊下。從家裡備齊了日常用品帶來，我便成了母親身邊的陪床，日夜看護。
早八點起床，洗漱，吃早飯，給腳照射氦氖激光，換藥，打針。上午的兩瓶打完吃過午飯，整個下午又是打消炎針。晚上再去照光，換藥。並沒有什麼不同。
生病真的是耗費體力的一件事，即便你每天沒有運動，只是躺著。
不出門，怕感染皮膚創傷，母親除了躺著無事可做。
有一天天氣不錯，我推著輪椅上的她一起到醫院的小花園，是下午，還沒有暮色，我們沒有交談，她的心事我無法得知，但一種沉默的哀與周遭四合。
隨後我推著母親回病房了。
皮膚科倒數第三間，靠窗的床位，母親在那裡躺了十天。
氦氖激光治療儀簡介。
作者在醫院陪床的全部家當。
三
出院後的整個暑假我都和母親一起睡在家裡的榻榻米上，有時候我熬夜到兩三點都毫無睡意，會聽見她也不停的翻身，然後坐起身來，給自己揉腿的聲音——早上她會對我說，「我昨晚又沒睡好，腿一個勁兒的抽筋發麻。」
我不知道骨折是什麼感覺，沒法感同身受，但那種在安靜的夜裡聽見手掌摩擦小腿的窸窣聲，就明白不只是生理上的疼痛，還是心理上的一種壓力與焦慮。因為骨折而不能走路不是一種簡單的生病，它不像感冒，容易痊癒，還不會有後遺症。母親的骨折和燒傷疊加在一起，比發高燒還讓人頭暈目眩，無力感鑽進她的身子里，像刀在肉里剜，像錐子在骨頭裡刺。
在家裡沒了輪椅，母親只能用拐杖，她還是不習慣，找不準自己的重心該放在哪。走路彆扭，過門檻也彆扭，更別提上下樓梯，很費力。
出門便不用想了，有誰想在陌生人面前拄著拐杖走來走去，還要被一遍又一遍的「噓寒問暖」呢？
正午的陽光隔著玻璃照進來最暖，母親偶爾會坐在窗前讓腳晒晒太陽。我想到狄更森的詩——假如我沒有見過太陽，我也許會忍受黑暗；可如今，太陽把我的寂寞照耀得更加荒涼。
母親不單身體上有疼痛，她的心裡也有疼痛。
我和她躺在同一張床上，好像我的心裡也生了一種病，叫我也感受到了疼痛。
這種痛沒有實體，但傷害是確切存在的。我相信父母與子女是同一個相互聯結的的肢體，每一個器官的疼痛，都是共同的疼痛。只要其一有什麼變故，便會牽動另一個個體受到影響。在兩個相互獨立的身體中，內心是一脈相承，承受著同樣的煎熬。
在這些日子裡，我找到了另一種生活信條，就在她剛骨折的那幾天里，我儼然已接過了母親操持這個家的擔子，開始扮演更成熟更穩重的角色。
人生像個圈兒，圍繞我們的總在打轉，這是一種角色的互換，母親現在更依賴我。
我為她做飯，換洗衣服，換藥，按摩。在外婆她們來家裡看望她時，她會一直誇我，說我長大了，懂事了。這是她對我的一種褒獎，我明白的。
在一天晚上，我在給她端來洗腳水後，她說「你能把毛巾給我拿來就更好了」。她沒說「把毛巾拿來」——像是在請求，而不是要求。我覺得母女之間不必這麼端著，告訴她，「你直接說把毛巾拿來不就好了」。
她說，「我也不想總是麻煩你啊」。
這其實也是一種對我的褒獎，我心疼她，她也心疼我。
因為沒打石膏，等燙傷好了打石膏也已經過了時候，去複查的時候醫生說骨頭有移位。母親懷疑自己的腳不會好，在站起來時就試圖將右腳著地，右腳的腳後跟總是挨不到地，像腳連著膝蓋的那根筋抻的很緊很直。沒事時，她就盯著腳背，神經質地反覆看，並就此展開各種推測，像往常和我下跳棋時吃不準該走哪一步一樣。
她在睡覺前問我「你說我好了會跛么？」
我忘了接下來自己說了什麼。我應該說什麼呢？
四
9月3號開學，我一直到2號才離開家。
走的前一天把行李裝好，本來有一瓶防晒噴霧是帶給母親的，我遞給她，她開口笑著，說到她一直到12月份都出不了門的。防晒噴霧被我放起來，周遭一切都不置可否。我想起來有天早上我很怠惰，非要睡懶覺，醒了也不想去做早飯。
父親不在家，他總是在值班備勤，現在新疆已經沒有了雙休，如果母親骨折的是手，或許她也會繼續下鄉駐村，一周才回一次家。
但這只是一個尋常的早晨，和小時候一模一樣。
我躺在她身邊，玩一會兒手機，閉一會兒眼，叫她「媽媽。媽媽。媽媽。」
她會回應我——「噢，怎麼了。」
「沒什麼。」
然後過一會兒我又重複「媽媽。媽媽。媽媽。」
封面為病房的窗戶，和母親受傷的腳。
照片均來自作者。
白日夢到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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