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印度能追趕上中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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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一直拿中國當做追趕的目標。莫迪也以印度的「鄧小平」自居。

編者按

在剛剛結束的金磚國家會議中，由於中印之前發生的對峙，民間對於莫迪領導下的印度的關注遠超其它國家，成為了大家目光的焦點。我們今天再次跟鄭老師一起聊聊莫迪與他領導下的印度，聽聽鄭老師解讀中印經濟更多是競爭還是共贏，以及中國應該怎樣和這一個經濟的追趕者相處。

01

印度的買辦商業文化

正角評論：金磚國家中，印度一直拿中國當做追趕的目標。莫迪也以印度的「鄧小平」自居。很多對經濟發展比較關注的國人就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問題。當初中國改革開放，在亞洲的「老師」其實是日本。我們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完成了進口替代，把這些日本工業品牌幾乎全數斬落馬下，並進一步在海外市場上攻城掠地，把日本以電器為代表的工業產品國際市場份額也幾乎搶到了手中。這對於日本來說，是典型的教會了徒弟，餓死了師傅。

那麼印度現在以中國為老師，開始了印度的「改革開放」。我們會不會也像日本一樣，最後教了徒弟，餓了師傅呢？

鄭永年：這是一個宏大的話題。這次中印對峙危機也給我們一個機會去了解印度。之前，我們從來就沒有正視過印度，總是把印度看成是落後的象徵。這種現象再也不能持續下去了。在我們的改革開放之前，美國和很多西方國家也是這樣看待中國的。當時，他們很多看不起中國。當時的中國在西方看來是在太落後了 ，以至於很多人同情中國。但萬萬沒有想到，在短短數十年時間裡，中國崛起成為世界大國。今天，西方人體會到了中國崛起的影響力，但很多人仍然不知道中國是如何崛起的。我希望，中國不會犯同樣的錯誤。

就印度來說，首先我們要具體地看印度與中國的相似與不同。我們先拋開莫迪的改革，看中印兩國的文化在這個問題上分別會起到什麼作用。中國的商品最終會如洪水般席捲國際市場並不是一個「意外」。這個最終趨勢在改革開放之初就被很多國際一流的企業家洞察了。例如，有 「經營之神」美譽的日本傳奇企業家松下信之助在改革開放之初訪問中國時，發現中國的普通員工工資很低，同時極具生產主動性，熱衷於通過勞動擺脫貧困，當時就預言了中國製造的時代會到來。80年代中國勞工工資只有數十元一月，到了90年代初也僅為數百人民幣範圍。

日本90年代初的工人收入在國際上正是如日中天的高峰。所以，中日之間巨大的人力成本差異成了中國企業最初在各方面都不佔優的情況下，也能奮力追趕的重要優勢。在這方面，印度情況有所不同。儘管在人口學意義上，正如很多學者所指出了，印度具有很大的優勢，但今天印度的人力成本僅僅是略低於中國等製造業大國，形不成很大的競爭優勢。

中國的手機品牌進入印度，很長一段時間都是直接出口。近兩年以vivo和oppo為代表的手機企業才開始直接設廠生產，並不是由於直接設廠有利可圖，而是莫迪政府為了創造就業，對直接進口手機徵收13.5%的稅款，造成了中國廠商嘗試在印度組裝避稅。所以在印度生產本身並不具備當初中國那種人力成本上的巨大優勢。

第二，底層民眾求富慾望並不很強。正如松下興之助發現的，中國文化造成基層民眾都希望努力致富，我們中國人自己也相信「窮則思變」。印度則不同。目前印度本土大部分底層民眾由於宗教和種姓等文化傳統，對致富並不熱衷，在生活基本需求滿足後幸福度很高，並不會象中國民眾那樣努力工作。

所以當初日本的企業到了中國，很多情況下並沒有直接參与經營，只把生產線出口到中國，就可以點燃中國民族的相應產業發展。像長虹這樣的本土企業買了日本的落後生產線，從員工到總經理，全是我們自己的國人，上下一心奮發圖強，就運作起了整個企業，然後反過來跟「老師」競爭。而中國的手機企業到了印度，必須連基層員工和代理都從中國輸送到印度，才能運作起來。

很多vivo和oppo在印度的基層推廣負責人，手上管著數十名印度底層員工，其實都是二十四、五歲的中國大學剛畢業的學生。他們由於非常努力上進，願意去印度打拚，所以畢業不久進入公司後，願意去印度的就一次提拔成了主管。他們初期到印度就發現，如果不大量派中國的員工去印度，印度的員工很多隻說不做，效率很低。

第三，企業家階層的缺失。中國的民族工業能夠發展，比基層民眾起到了更大作用的便是中國的企業家階層。中國的傳統文化造成中國的精英階層有極強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責任感。中國的精英階層從近代洋務運動開始，就把發展民族工業提到了民族復興的高度。改革開放後的90年代中後期還形成了所謂衝擊世界500強的民族企業崛起運動。所以中國有一大批有企業家精神的人不斷努力，發展民族企業與國外的企業競爭。

在傳統企業時代，有以海爾、長虹為代表的民族家電企業與日本企業競爭海內外市場。到了現在互聯網時代，以騰訊和阿里巴巴為首的互聯網企業也開始在國際上與美國的互聯網巨頭競爭。雖然它們都有很多做得不好，或者讓人詬病的地方，但是在民族工業發展這件事上，中國的企業家階層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反觀印度則不然。印度缺乏民族企業家精神，印度的商業文化更多也是買辦文化。說得通俗點就是替外國服務的文化。這和印度長期被英國人殖民有關。很多人都了解印度的IT與國際的接軌甚至比中國還早，但是印度並沒有產生哪怕一個像樣的IT公司。印度人都喜歡在美國的IT企業打工，做美國的IT產業的一個關聯者，而不是有力的競爭者。

我們再拿手機舉例，諾基亞作為非智能機時代的移動巨頭，其實在中國和印度都有工廠，但是諾基亞這樣的巨頭在中國設廠帶動了中國的本土手機製造業發展，而印度本土的手機製造業則一直不溫不火。到了智能機時代，中國已經有了可以與蘋果三星抗爭的華為、中興、oppo、vivo等一眾品牌，而印度的手機品牌現在不僅繼續被國際巨頭如三星和蘋果壓著，也同樣被這兩年後才進入印度市場的中國新興品牌如vivo和oppo壓制；不僅沒有進步，反而在進一步倒退。如今印度銷量排前5的手機，除了第一名三星外，其餘四名都是中國品牌。

02

印度的地方割據主義

正角評論：是否可以說，只要我們不激發印度針對我國的仇恨和民族主義情緒，那麼從文化角度上看，很長一段時間裡，印度會是在扮演中國經濟的另一個市場，而不是競爭者？中國民族經濟的崛起，除了文化，政府也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在您的著作《行為聯邦制》里，您深刻地分析了政府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起的作用，您稱之為「發展型政府」。那麼印度政府會不會對印度民族工業的發展發揮積極作用呢？

鄭永年：討論印度政府的作用就要討論印度的政治制度與目前的政治生態。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度發展出了「行為聯邦制」。在「行為聯邦制」下，政治上是高度集權的，但經濟上很分權，塑造了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強大動力，西方一些學者把中國的地方政府稱之為「公司型政府」(corporate state)。

印度則不同。印度是一個比較鬆散的聯邦制國家，各邦有各邦相對獨立的經濟政策。各邦政客實際核心的目的是為了選票和執政，而不是為了經濟發展。這跟中國各級政府都把經濟發展擺在首位有極大的不同。印度各邦政客獲得選票的方式很多，可以依靠宗教手段，可以煽動地方割據主義，也可以學習西方政客大肆承諾福利。

所以印度的各級政府在促進民族工業崛起這件事情上並不統一，有的政府不僅沒有動力促成，反而因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會起反作用。莫迪之前也是地方首長，做得很成功。但像莫迪那樣的地方首長是在太少了。當然，莫迪在地方的成功也是他能夠成功成為印度總理的主要根源。

我們拿發生在兩個國家的兩件事舉例。90年代初期，在廣州順德，日後盛極一時的珠江電冰箱廠（就是後來號稱北海爾，南容聲的容聲冰箱生產廠）想要擴廠，但是所在的容桂鎮已經沒有一塊合適的地擴建廠房了。容桂鎮的領導當時攤開地圖仔細盤算，最後炸掉了一座山包，生生開出一片地來給企業擴廠。

1992年1月底，正在廣東等地視察的鄧小平專程到珠江電冰箱廠視察，這家國內最大的電冰箱製造工廠裝備了全世界最先進的生產線。當時鄧小平顯得非常驚奇。他問：「這是什麼類型的企業？」 隨行人員回答「如果按行政級別算，只是個股級；如果按經濟效益和規模算，恐怕也是個兵團級了。」鄧小平參觀廠區時感慨的連問了3次：「這是鄉鎮企業嗎？」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提出了那句日後聞名全國的鄧氏格言：「發展才是硬道理。」

印度則是另一翻情形，2004年韓國浦項鋼鐵公司開啟了在印度奧里薩邦（Odisha）大型綜合鋼廠的建設計劃。該項目曾是印度引以為自豪的最大海外投資項目，2005年浦項與奧里薩邦政府簽訂建廠諒解備忘錄，擬投資120億美元建年產能1200萬噸綜合鋼廠，商定建設佔地4,004英畝、年產12萬噸的鋼鐵經濟園區。12年之後，受阻於征地問題，項目建設依舊停滯。在當地民眾抗議阻撓下，截止2016年，邦政府僅徵得土地2,000英畝，其中移交浦項制鐵548英畝。一個項目立項12年，印度政府都不能完成起碼的土地徵集。

印度的地方政客，由於選票的原因，不敢得罪地方地主豪強。所以工業用地徵集一直是一個沒有能夠解決的問題。莫迪上任後與他的幾位前任一樣，一度想改革土地徵集法案，但是被印度各種地方勢力阻撓，至今沒有成功。

03

印度缺少秦始皇和毛澤東

正角評論：從這兩件事的對比來看，印度和中國在行政方面差異巨大，鄭老師能進一步詳細闡述下這個差異，和行成這個差異的根本原因么？

鄭永年：在印度，地方行政機構叫做地方自治政府（local self-government under Panchayati Raj scheme），其規劃在邦級政府之下。根據官方的解釋，由於中央政府以及邦級政府無法事無巨細的管理地方事務，所以組建了地方自治政府來進行對城市、鎮級以及更小單位的管理。地方自治政府由當地人選舉出政府首腦。

這並非是因為中央政府和邦政府無法事無巨細的管理，而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力管理，就是說，印度實際上仍然處於我們中國人所說的「天高皇帝遠」狀態。這裡的「皇帝」當然是指印度的聯邦政府，就是說，聯邦政府的權力並沒有深入到印度的地方層面。我經常對印度朋友開玩笑說，中印國家形態的差別在於，中國有秦始皇和毛澤東，而印度沒有。

在歷史上，從未有過印度國家的出現。無論是德里蘇丹，還是莫卧兒帝國，亦或是馬拉地帝國，都未能將這一區域統合成一個國家；哪怕是在英屬印度時期，大約一半的印度領土實際上是由土邦領主以半獨立的形式治理；（下圖為獨立前的英屬印度，藍色為半獨立的政治實體——土邦王國，大多有著自己的軍隊，居住著操持不同語言的不同族群）

獨立後的印度在政治上運行大眾民主政治，通俗的說就是一人一票的選舉政治。在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政治選舉的勝負往往取決於政黨和競選者的施政綱領是否得到選民認可，以及施政結果是否達到選民預期。政黨與競選者因此需要努力促進經濟發展，增進社會福祉，才能獲得執政權。這種良好的運作是建立在美國文化統一，宗教信仰基本統一，最重要的是社會中產階級是選民中的絕對多數這三個基本前提下的。當一人一票的制度運行在印度運行時，就呈現出了另一個結果。

在印度很多地區，由於宗教、種族的分裂，選民投票時並不是考慮候選人或者政黨的施政綱領和執政效果，而是看政黨是不是代表自己的宗教或者種族。所以在印度很多半獨立性質的邦，執政黨往往是因為代表著這裡的宗教或種族而執政。如果執政黨只需要讓自己宗教的信徒或自己代表的種族滿意，同時煽動對其它宗教或種族的仇恨和歧視就可以持續獲得政權，那麼他們就沒有動力和精力去發展經濟。

在殖民時代和帝國時代的封建貴族，在大眾民主的外殼下，搖身一變成了壟斷地方行政權力的家族政治勢力。他們組建的地方政黨是政黨領袖世襲的家族政黨。首先，他們本身的貴族身份意味著他們擁有大量的土地，當地的很多農戶，都是他們的佃農。 這在印度獨立初期的第一代選舉中讓他們佔盡優勢。佃農們將選票投給他們家族的政黨，佃農就會獲得一定的小恩小惠，佃農如果敢不投票給他們的政黨，他們就可以用各種手段盤剝租種他們土地的佃農。

當這些地方貴族當選後，他們緊接著就會動用行政權力將地方的民生經濟如道路，加油站等控制在自己家族的企業手中，然後下一次競選，他們能夠對底層貧困百姓施以的恩惠就會更多，對底層百姓選票的控力就會更強。如此循環。這種經濟結構造成了印度地方的家族政治。例如印度的旁遮普邦，錫克教占絕大多數，當地的執政家族是巴沙爾家族，現任邦首席部長是帕喀什.巴沙爾，副首席部長蘇克比爾.巴沙爾是他的兒子。該家族佔據了該地交通、電力、通信、酒店等大部分市場。

家族的財產從2004到2014十年間，僅蘇克比爾一人的財產，就猛增100倍，達10億盧比。這個家族雖然腐敗至極，蠻橫斂財無所顧忌，但是由於在行政上高舉保護錫克教社群的大旗，經濟上又能通過小恩小惠購買足夠底層窮苦民眾的選票，所以一直穩穩當地把持當地政權。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壟斷地方政治豪門貴族，不僅不會促進現代化工業在當地的發展，還會不遺餘力地阻止這一過程。壟斷地方政治的這些家族，憑藉的是對大量貧窮的底層佃農的選票控制。他們的公司都是憑藉政府特權的壟斷性企業，絕大部分都沒有現代的工業企業。如果佃農離開了土地，進入了工廠，就等於這批佃農脫離了他們的掌控範圍。

如果大量的佃農融入了工業化社會，成為了不受他們經濟上脅迫的工人，那麼他們勢必要失去執政的基礎。這就是為什麼地方豪強會不遺餘力的打著保衛耕種農戶權益的旗號，阻止莫迪推行的促進民族工業發展的征地法案。

地方豪強阻止中央經濟改革的手段還不止土地政策一項。印度地方政治家族同樣會利用他們控制的地方民生經濟領域的壟斷企業為工具，為印度改革設置巨大障礙。根據印度最大的律所之一SNG & PARTNERS業務相關估計，大約有90%以上的印度企業被家族擁有。普華永道在2016年底出具的印度家族企業報告中指出，在印度家族企業中，有84%對於他們的未來表示樂觀。同時有35%想要直接交給下一代管理，以及有48%的家族企業計劃引入職業經理人但是依然由下一代繼承擁有權，也就是說，有83%的家族企業在計劃中將被繼承下去。

這一家族企業的經營現狀跟中國超過65%的民營家族企業無法在家族內進行權力交接剛好相反。顯然這些家族企業能夠順利交班給下一代不是因為他們的教育有多成功，下一代的經商能力有多強。歸其根源，在於除了少數類似塔塔集團這樣的真正經營現代工業的家族企業，絕大部分的家族企業其實是剛才我們討論過的憑藉其地方政治勢力壟斷地方民生經濟的尋租企業。就算現代工廠在當地徵集到了土地，這些政治家族也可以利用這些壟斷型企業在電力、用水等方面刁難試圖發展新興工業的企業。只有將他們治理下的民眾維持在農業貧困線上，才能在選舉時用極低的成本輕鬆購買到足夠的選票保持他們家族的政治地位。

因此，這些地方政治豪門便不遺餘力的在土地政策，稅收和經濟上阻撓改革。莫迪政府在地方勢力面前處處碰壁，根源便在這裡。

中國的很多學者簡單地認為印度民主會讓印度的發展有巨大的可持續優勢，其實並沒有經驗證據。我們上述所討論的所有這些都是在印度的「民主」與「法治」的政治構架內發生的。並不難看出，無論是「民主」還是「法治」都是這些豪強保護自己既得利益的最有效的武器。民主制度在印度並沒有成為經促進濟發展的優勢，而是和印度的特殊政治經濟文化混合，成了阻礙國家現代化的制度頑疾。

簡單地說，印度很難形成東亞經濟體（包括中國）的地方發展型政府，很難再步東亞經濟體的後塵，實施趕超戰略。

04

金磚機制下的中印關係

正角評論：印度的地方政府確實很多時候只把自己得票執政當做目的，為執政而執政。缺乏使命感，沒有促進民族經濟崛起的動力。莫迪領導的中央政府雖頗具雄心，卻遭遇地方政治勢力嚴重阻擊。中央政府的勞工法改革、土地法改革與稅收改革均陷入困局。如此看來，印度的民族經濟想要像當年中國對日本一樣，短期內構成正面競爭確實不易。這對中國應該是重大利好，我們應該加強與印度的經貿發展，將印度經濟納入我國一帶一路的國際經濟版圖。那麼金磚國家中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印之間在金磚國家的框架下應該做些什麼呢？

鄭永年：近年來，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不斷完善，形成以領導人峰會為引領，以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議、外長會晤等部長級會議為支撐，在廣泛領域開展務實合作的多層次架構，已發展成為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金融和發展領域交流與對話的重要平台。

金磚發展銀行的成立意在打破由IMF以及世界銀行把持的西方經濟體系，提升了發展中國家在此體系中的地位。這些都是積極的。儘管印度至今不接受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但中國還是努力地推動中蒙緬印關於孟加拉灣的合作，讓印度有發展空間，也讓在南亞地區的發展中國家看到金磚國家合作的輻射、影響力。

同時，中印之間也開始技術分享，意圖創建金磚國家自己的技術能力。例如，中國國家航天局宣布和印度共同開發公用的衛星系統。在商業上，無論是華為、中興等從事電器生產、軟體開發、通訊、汽車製造等頗具實力的私營公司，還是鋼鐵、煤炭、水產、化工、工程承包等行業的一批「國字企業」，它們都在印度取得了不俗的業績。中國已經是印度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印兩國如能真正實現硬體與軟體的合作，形成優勢互補，就能在國際競爭中為金磚國家發出更高的聲音。

如同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至少現在莫迪政府「對外開放」的動力非常強大。道理很簡單。正如我們前面所討論的，莫迪在內部改革很困難，但引入外來的因素則比較簡單一點。中國、早先的日本等都是通過引入外來經濟因素要克服內部的既得利益的。

同時，莫迪也在千方百計地進行內部的「解放運動」，即廢除種姓制度。如果成功，廢除種姓制度可以說是印度真正民主化的開始，對印度的政治和經濟結構必然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對外開放」和「內部解放」，這兩方面的因素，如果成功結合，那麼就會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來改變印度。所以，我們沒有任何的理由而忽視印度，倒是有千萬個理由去關注印度的崛起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否則就會犯巨大的錯誤。

本文作者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

文章首發於正角評論2017年9月10日。

編輯：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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