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早年被逮捕入獄，多虧一個女人極力營救，才讓他逢凶化吉

周恩來的一生，總是奮鬥在鬥爭的最前沿，多次出生入死，今天筆者要給大家介紹周恩來早年遇險的一次經歷。

那是1920年，五四運動掀起的革命浪潮席捲整個華夏大地，剛剛從日本留學歸來的周恩來，也在天津投身於這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他首先在天津建立了進步青年團體覺悟社，而後又創辦了《覺悟》雜誌，宣傳反帝反封建思想。

周恩來創辦的《覺悟》雜誌，如同星星之火，向天津的青少年傳播先進的民主主義思想。不久反動的天津警察局開始鎮壓、武力查封天津學生進步組織和愛國組織，嚴禁「私行集會，結社」，並搜捕愛國運動領導人。

天津警察局的這一舉措惹惱了天津人民，為了反抗外號「楊棒子」的天津警察局局長楊以德對愛國運動的鎮壓，天津五六千名學生在總指揮周恩來的帶領下，直奔直隸省公署請願。周恩來等幾名代表受學生囑託，要求面見省長。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天津當局把省公署布置成了「白虎堂」，等待周恩來等人的是野蠻的反動派警察，他們野蠻地拘捕了周恩來，當場押送到了天津警察局。

自此，周恩來開始了他180天的鐵窗生涯。

反動派的監獄，是非常陰森可怕的地方，有不少平時看起來堅定的革命黨人，在監獄中被磨平了稜角，反叛了革命。但周恩來卻沒有失去自己的意志，反而將監獄當成了磨練自己意志的地方。

在監獄中，周恩來主動承擔責任，在反動派審訊過程中，周恩來慷概激昂地說道：「今日之事……一切舉動，概由我負責。」

獄中生活還展示了周恩來卓越的領導才能，剛一入獄，周恩來就帶領大家全體絕食，抗議非法拘押，迫使警察局長「楊棒子」答應周恩來成立「被捕代表值日員會議」，周恩來被推舉會議負責人，負責監獄中的鬥爭組織。

周恩來等人被捕後，反動當局公然違反民國約法和新刑律，採取拖延辦法，既不開庭，又不釋放的政策，企圖以此消磨被捕代表的意志。

此時的監獄之外，有一位女學生正在為解救周恩來等人四處奔走，這個人就是後來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

當時的鄧穎超和周恩來等人一起組織了進步青年團體覺悟社，參與領導天津學生的愛國運動。此時的兩人只是普通的朋友關係，還沒有成為日後的戀人乃至革命伴侶的關係。

鄧穎超在監獄外不停地奔走，尋求援助，終於在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各界人士的聲援下，天津警察局被迫將周恩來等被捕代表移送到地方監察廳，不日舉行審判。

鄧穎超知道自己拯救周恩來的機會來了，便輾轉聯繫到了當時有名的愛國律師劉崇佑，劉崇佑聽說此事後，義務為周恩來等被捕代表們做辯護。

法庭審理時，從法庭到法庭外大街上，佇立著幾萬人的男女學生和各界人民群眾，他們都在關心著周恩來等人的審判結果。反動當局也感到眾怒難犯，決定釋放被捕代表，但當局依然死要面子，捏造罪名，強加在各個被捕代表身上，判定了若干日的拘留，而這個日期恰恰和被捕代表已經被禁的日數相等，於是法官當庭宣布刑滿釋放。

同一天，天津各界人士組成大規模的慰問團迎接被捕代表出獄，鄧穎超自然也在其中。或許正是因為這次鄧穎超四處奔走，極力營救周恩來的表現，讓周恩來看到了鄧穎超身上的閃光點，成為了周恩來眼裡革命伴侶的最佳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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