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枕碧樓宅院的老四房
圖為正在修整的沈家本故居。沈厚鐸 攝
沈氏老四房的新宅,就在現在的復興門內北側的長話大樓後身的宗帽衚衕內城隍廟街,現在好像已經沒有這條衚衕了。
搬過去時是1940年春,我還不到一歲。
祖父玩笑說:沈承煌住進了城隍廟,我來日無多矣。不想一語成讖。由於癆病已入膏肓,加之心境十分低落,第二年祖父就撒手人寰,時年五十二歲。
我是沈家老四房厚字輩的老大,下面還有兩個妹妹,所以從中國傳統的意義講,也算是獨生子。其實我是個假老大,前面還有一姐一哥。不過,我姐還沒出滿月就夭亡了,聽母親說她小名叫「珍寶」,還沒來得及取大名。我哥比我大四歲,小名「升錧」,名「厚錧」。他聰明伶俐,很受祖父疼愛,成天被抱在懷裡。據說我出生後,祖父連抱都沒抱過一下。然而,家兄也因之染上了癆病,祖父去世時,家兄也病得奄奄一息。祖父出殯,尚在襁褓中的我,也披麻戴孝作為孝孫排列在送殯的隊伍中。祖父去世不久,家兄也離開了人世,他在人世間僅僅停留了四年,這是父母終生的遺憾。
我的祖母趙六如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學堂,與解放初北京師大二附小(現北京第二實驗小學)校長、著名教育家、我的老師陶淑範是同班同學。但她篤信道教,整日沉迷於《道德真經》《南華真經》和練氣功。雖有女子師範學堂畢業的資歷,但從來沒有在社會上做過事。按中國人的習俗,祖母算是苦命之人,她和祖父同年,而我父親去世時祖母六十七歲,可謂中年喪夫、老年喪子。也許是因為信奉道教,又練了幾十年的氣功,所以在十分凄苦的生活中,她卻能享壽八十四歲。
我的父親沈仁堅是獨生子,連個姊妹都沒有。他曾就讀輔仁大學,學習語言文字之學,與著名訓詁學家陸宗達先生同學。沈、陸兩家是通家之好,家父與陸先生又是八拜之交,且又共同愛好語言文字之學,所以一起拜章太炎先生為師,又在太炎先生的推薦下做了黃侃先生的學生。
祖父去世後,父親把我們全家送回杭州,響應蔣委員長的號召自己跑到陪都重慶抗日救國去了。他在重慶做了中蘇友好協會秘書長。由於中蘇友好協會的特殊環境,家父接觸了不少中共人士和主張團結抗日的民主人士。日軍大轟炸時,父親被炸得全身只剩一身內衣褲,靠朋友資助才回到杭州。
後來,父親受聘復旦大學,同時在上海救濟總署任職,我們全家於是遷到上海。父親因上級要他協助貪污救濟款,憤而辭職。後來,父親又受朋友慫恿做生意,被騙去了大部分家當。此時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家父接到陸宗達先生的信,邀家父北上迎接解放。父親積極響應,但等我們全家到了天津,正在等待北京(當時稱北平)消息時,天津圍城了。天津解放了,又等到北京解放,我們才來到北京。
因錯過了時機,父親失業了,只能靠變賣家產以維持全家生計,我們的家也越變越小。那時父親心境極差,滿懷激情迎接解放而來,來了卻落得個失業的結局。賦閑在家的他只能或是與陸宗達先生交流些訓詁音韻,或是與雷普華、汪夢涵幾位先生交流棋藝,以解鬱悶。
沒有收入,只能是變賣家中的東西。先是賣衣物、傢具,然後就是賣書,琉璃廠的一位姓黨的書販,時不時來我家挑挑選選。
再後來家徒四壁無物可賣時,父親已病重,但最終也不知道是什麼病。沒錢治病,就靠祖母幫他練氣功治病,結果愈練愈重。1952年2月7日的早晨,父親便一息遊絲離開軀體,拋下了我們孤兒寡母,那年我十三歲。家父去世的第七天,北京大學「茲聘請沈仁堅先生為語言文學系教授」的聘書送到了。
因為家人的緣故,我認為氣功是可以強身的,但絕不能治病,更救不了命。前者有祖母長壽為證,後者有家父之病故為鑒。
老四房這一輩祖父早逝,父親又早逝。我的大妹沈厚鐔,1958年就進了北京電子管廠做學徒,那年她還不到十六歲,在那裡工作了幾十年,從那裡退休；二妹沈厚錟學的師範,畢業後在小學工作直到退休。
我的母親董曼英也是書香門第。我的外祖父董大年,曾經是「公車上書」的積極分子。
母親拉扯我們三個長大,積勞成疾,去世時只有59歲。她是一位典型的、偉大的中國母親,辛辛苦苦一生,還沒來得及享受子女的孝敬,就離開了人世。每當想起她,我就會心痛,就會熱淚盈眶。「子欲養而親不待」,我是深深體會了。
金井衚衕一號的枕碧樓宅院和住在那裡的後人,如此而已。所幸者,2017年這所宅院已經由北京市西城區政府出資,將其中三十多戶居住十分困難的居民遷出,並對宅院進行修葺以恢復原貌。之後,這裡將由最高人民法院布展,作為沈家本故居對外開放。
圖為正在修整的沈家本故居。沈厚鐸 攝
這或是中國法律文化史上的一件喜事——中國近代法治奠基人、近代法學的開拓者沈家本的故居將對外開放。得此佳音,中國法律文化與法制史學界的同好們必會擊掌相慶,也使我這個沈家本先生的後人,在面對來自國外的關注者們時,不再汗顏。
原創稿件，如需轉載請註明來源
（編輯 李東霞）
TAG:法治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