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的城市發展：城市規模擴大，城市類型更為具體
1、漢代城市的發展
城和市是不同的概念，城最初是指帶有政治、軍事色彩的堡壘，市則是依附於城的商業、手工業區域。中國夏朝就出現了城邑，隨著城邑經濟功能的發展，到春秋戰國時期，城和市的關係已經密不可分，至此，才有了城市的概念。
秦朝的郡縣制體現在造城上就是首都、郡、縣三級的城市體系，秦試圖將統一之前的各國都城以及大大小小的城邑納入到這個城市體系中，但因為國祚短暫，這個城市體系並沒有完全建立，加上秦末戰爭，不少城市毀於一旦，大部分城市也已殘破不堪。到漢朝建立後，劉邦於公元前201年下令「天下縣、邑城」（天下郡縣修築城邑），拉開了漢朝城市建設大潮的序幕。
漢初的這次造城運動是對秦朝城市體系的繼承和發展，主要是為政治服務，大部分城市只是國家的政治和軍事據點。
漢武帝即位後大力開邊，屯墾和移民誕生了一批邊塞城市，西域五十餘國也列入西漢版圖。到西漢末年，遼闊的疆域內分布著大大小小1600來個城市。國家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使城市的經濟性和文化性也得以增強，不少城市成為所在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加上周邊一些小的城邑，就形成了我國歷史上最早的城市圈，並形成了如關中、關東、燕趙、江南等城市經濟區。郡縣城市體系建設至此基本完成。
東漢初期，光武帝劉秀撤併過400餘縣，東漢城市因此比西漢少一些，不到1200個。
東漢的城市發展和西漢相比有兩個較明顯的特點，一是邊疆一帶城市數量減少，幽州、涼州西漢時都有一百多城，東漢時皆不到一百。這可能和兩漢交替之際戰亂頻繁以及東漢初政府無力管控西域有關。另一個特點是南方城市開始發展。南方城市的發展是經濟區域變化的一個反映。東漢前經濟發展區域主要是淮河以北地區，東漢後期南方出現了新的經濟發展區，且人口大增，如鄱陽湖、洞庭湖周邊一帶及成都平原。南方的荊、揚、益、交四州西漢時只有城市383個，東漢時有387個。但總的來說，整個漢代南方城市數量還是遠遠少於北方。
學界普遍認為，漢代縣城以下為鄉村社會，即「鄉」「亭」「里」「邑」等。這些鄉村聚落一些也是有城郭的。漢代鄉村聚落難以進行統計，以馬王堆3號墓出土的帛書「地形圖」來看，這幅圖描繪了80來個居民點，反映的是漢文帝初年當地的情況，可以看出當地城市（縣城）和農村的比例及分布情況。
2、城市規模
城市的規模從春秋開始就逐漸擴大，到漢代建設規模更上了一個台階。如西漢首都長安，經考古發掘，總佔地面積約36km2。東漢的洛陽城是在秦時呂不韋城的基礎上加以擴建，長約9里，寬約6里，俗稱「九六城」，面積12～14km2。
除長安和洛陽外，規模較大的城市主要就是漢代封國的國都和商業都市。以臨淄（菑)為例，臨淄是劉邦長子劉肥封國齊國的國都，同時也是一座繁華的商業城市，戰國時已經是我國規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西漢時的臨淄基本沿用了戰國時的臨淄故城。從考古發掘結果來看，臨淄城分為大小二城，兩城總面積有15km2左右；邯鄲是漢代「五都」之一，面積約14.4km2。
內地郡級城市普遍規模較大，面積多在4～10km2，琅邪郡治東武城（今山東諸城），「周岡為城，周三十里」；位於今河北蔚縣的代王城是秦、漢代郡郡治，城址平面呈橢圓形，全城周長9265米。可見西漢郡城規模不小。
上面提到的這些屬於地區中心城市，一些內地縣級城市規模則較小，面積小的不到1km2，大的也多為1～2km2；南方地區普通縣級城市面積更小，安徽發掘過50多座漢城，其中有23城面積都不到1km2。邊遠地區的城一般較小，著名城市歷史地理學家馬正林教授提到過幾個例子：林邑國都浦西城（廣西黔江沿岸），城「周八里一百步」；福建崇安的城村古城，面積約0.4km2。小城的城區尚未突破城牆的限制。
人口方面，西漢的各郡縣戶數、人口數據主要來自《漢書?地理志》，這是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統計數據，不少人在談及漢代城市規模時直接引用這些數據說明漢代城市人口之多，如成都「戶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六」，茂陵「戶六萬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萬七千二百七十七」，筆者認為這種演算法並不可取，這些數字並不是某地城市內人口數量，如成都的七萬六千餘戶應該是整個成都轄區內的戶數，包括成都城和周邊鄉村。張繼海以《史記?貨殖列傳》和《鹽鐵論》中提到的二三十個商業都會分析，得出西漢末年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城市化）程度在2%～5%（而1800年以前全球城鎮人口約佔總人口3%）。由於漢代城市類型多樣，以此比例計算單個城市人口可能不太準確，但可作為參考。
長安作為西漢首都，相關的人口研究比較多，爭議也較大。《漢書?地理志》中說長安有八萬零八百戶，人口二十四萬六千多。不少人認為這些數據主要是作為政府徵收賦稅的參考數據，還有一部分皇族、軍隊、奴婢、沒有市籍的商人以及流動人口，加起來總數估計在30～50萬。
東漢的人口資料主要見於《後漢書?郡國志》。東漢洛陽城面積約12～14km2，大體估計居民在15～20萬，有人計算得比較細緻，加上統治階層、商人、手工業者、奴婢、軍隊、太學生等，人口在20～25萬。
至於一些小城，人口則不多，一兩千人的都有，如漢武帝在嵩山封禪時，划了山下300戶人家設立崇高邑，就是現在登封市的前身。
3、城市類型
漢代城市大體上可分為分為國都、軍事、商貿、資源和陵邑這幾個類型。
國都城市
國都是一個國家最高政權機關所在地，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同時經濟、文化往往也比較發達，可以說代表了一定時期整個國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最高發展水平。以西漢國都長安和東漢國都洛陽為例，兩漢國都城市最大的特點是以宮室為主體，包括宮殿在內的行政建築佔據了城裡一半以上的區域，市場眾多，且有規模宏大的文化禮儀建築。
西漢長安城在今西安市西北郊，通過漢高祖到漢武帝時代的長期營建才得以完成。長安城全城平面略呈方形，基本上為正南北向，城牆用黃土夯築而成，總長25.7千米。
長安城共十二個城門，城內有八條主要大街。宮殿為城內建築主體，五大宮殿佔據全城面積一半以上。居民區主要集中在雍門和宣平門以北、廚城門以東的一小片區域，北牆外可能還有大面積的貧民居住區。
商業活動集中在城市西北角的東、西九市中進行，在這一帶發現過大量陶俑和錢範，說明這裡極有可能還是一處手工業集中地。禮制建築位於城西南。
西漢末年，王莽篡權，導致長安城內一片混亂，後數十萬赤眉軍攻入長安，大肆搶掠，還放火燒毀了長安宮室，長安城遭到了嚴重破壞。
東漢洛陽城遺址在今河南洛陽市東15公里，南臨洛河，北靠邙山，大體作南北長方形。東漢洛陽城是在西漢洛陽城基礎上擴建的，擴建工作大約完成於光武帝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左右。全城周長約14千米。
城內的主要宮殿是南宮和北宮，二宮南北縱列，前後相接分布於城中的南部和北部，這是東漢洛陽宮殿分布與長安城宮殿布局上的重大不同之處。
洛陽的一般居民多居於城外。商業活動場所主要是金市、馬市、南市三個，金市居於城內，主要服務於上層社會，馬市、南市在城外，除此之外還有粟市、西市等小市場。
城南是文化禮儀區，有太學、明堂辟雍和靈台等大型建築。東漢末年，董卓進入洛陽，臨走時擄掠了洛陽一帶百萬人口，一把火燒掉了城內宮室、民居，曹丕稱帝後才開始了大規模復建工作。
軍事城市
的軍事屬性最為明顯，多帶有瓮城、角樓、馬面之類防禦設施，為同期內地城市少見。一些邊塞城市為兩圈城牆，呈回字形，中為子城。
西漢初期，面對匈奴的威脅，文帝既採取和親政策勉強維持和平，也希望通過向邊塞增兵防備匈奴，但苦於糧草供應跟不上，且駐軍換防不利於掌握匈奴動向，晁錯就建議募民實邊，由政府組織移民對邊區進行開發，「築城屯墾」，平時在城外開展農業生產，戰時進入城內進行防衛。到漢武帝時候，漢軍對匈奴展開了大規模反擊，奪回了河套以南地區，設置了朔方郡和五原郡；河西、漠北之戰後又設置了酒泉、張掖、武威、敦煌、天水郡。漢武帝在下令築城以鞏固勝利成果的同時，又多次向邊塞移民，到西漢平帝時，河西四郡已有近三十萬人口。
晁錯在提到建設邊塞城市時給出過一些標準，例如土地肥沃與否，水質如何，城市內部怎麼規劃，住宅、街道、城垣以及醫療、祭祀等生活配套設施是否齊全……儘管這些城市是為軍事而生，但規劃者還是在努力將其打造為宜居城市，使居民有「長居之心」。管中見豹，也許這正是漢代整個城市網路保持持久生命力的原因（誠然，很多邊塞城市最後都已荒廢，但主要受戰爭和自然災害這類不可抗拒因素影響）。
和平時期這些城市則充當了地區工商業和貿易中心角色，《漢書?匈奴傳》中說，漢宣帝年間，「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隸屬於張掖郡的居延縣，該城居民就常去河西諸邊城做生意。考古發掘證實這些邊城經濟發展水平也還是比較高的。
以鄂爾多斯杭錦旗的霍洛柴登古城為例，此城雖為邊塞城市，但發展並不落後。
霍洛柴登古城址平面呈長方形，面積約1.6km2。其年代約在漢武帝至王莽時期，屬西河郡轄地，經考古學家李逸友先生等人考證，該古城應該是西河郡的郡治所在。古城中有煉鐵、煉銅以及鑄錢、鑄造兵器的遺址。在柴登河東岸發現過燒制陶器的窯址多處。鑄錢遺址發現了百餘塊錢範(陶母範)，還發掘出了一百餘萬枚古錢，有三千多公斤。
漢以後，由於戰亂頻繁且政局不穩，很多小的邊塞城市逐漸荒廢，加上環境惡化，這些城市再也沒有被修繕利用，如霍洛柴登古城，考古發掘時已被風沙掩埋，大部為草場和農田。
霍洛柴登古城內西漢及新莽時期的鑄錢作坊遺址出土的銅錢
商業城市
商業城市是指擔負一定區域商品流通的中心城市，以番禺（今廣州）為例。番禺是漢代南海郡郡治所在，是秦漢時期最大的外貿海港。番禺城屬於江南經濟區，秦漢時期江南經濟區尚處於初期開發階段，只形成幾個小區域中心，番禺即是其中之一。
番禺的繁榮得益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這裡瀕臨南海，又有珠江流域的廣闊腹地，南下可通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甚至印度。
海上絲綢之路開通前，民間已有私人進行海外貿易，但影響並是不很大。官營貿易開始後，輸出的商品主要是絲綢、黃金、釉陶器和玉器等，一些異域珍品也是通過海路運抵中國。《漢書?地理志》記載，番禹產玳瑁、珍珠、水果，同時又有犀角、象牙從各處運來，物資十分豐富，全國各地的商人都跑去做生意。
廣州象崗山的南越文王墓曾出土了波斯銀盒和原支的非洲象牙，橫枝崗的西漢墓出土過3件玻璃碗，玻璃碗據分析是公元前1世紀地中海岸羅馬玻璃製造中心的產品。這些物品不一定是通過海路從原產地直接運來，但是至少能說明，早在漢代，番禺已經是我國重要的外貿港口，是一處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促進了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
海外貿易對廣州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三國以後，隨著航海技術進步，廣州實現了對外直接通商，成為南海航行的始發港，到唐代崛起為世界貿易大港，繁榮至今。
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波斯銀盒
銀盒蓋身相合，呈扁球形。工匠採用了錘牒工藝製成蓋身上對向交錯的蒜頭形凸紋，這種工藝和造型是古代西亞波斯銀器的特點。銀盒進入中國後，本土的工匠又在蓋子上焊接了蓋鈕，盒底加了圈足，盒身上留下了一些銘文。
資源城市
資源型城市是以本地區礦產、森林等自然資源開採、加工為主導產業的一類城市。這些城市的發展和當地資源的開發有著密切關係。這裡以南陽郡郡治宛城為例。宛城（今河南南陽市）在秦朝時就是南陽郡郡治，劉秀起於南陽，東漢建立後，宛城遂有「帝都」之稱。南陽鐵礦資源豐富，加上當時此地植被茂密，便於伐木取炭，冶鐵業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戰國時就已十分發達。
兩漢時期南陽仍是全國重要的冶鐵基地。《史記》中就介紹了當地的冶鐵大族孔氏，而杜詩也正是在南陽做太守時發明了冶鐵工具水排。今南陽市市區北部瓦房庄有漢代冶鐵遺址，據稱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冶鐵中心。該遺址總面積12萬平方米，遺址內散布著大量耐火磚、燒結鐵塊等冶鐵遺物。1959年考古工作者曾在這裡進行發掘，出土有大量冶鐵遺迹以及一些鍛制鐵器和范鑄鐵器。
兩漢時期南陽地區有五條陸上交通幹道，水路也很發達，適宜發展商業。西漢宣帝時，召信臣擔任南陽太守，當時此地好商賈，他開始大力禁奢靡，力勸農桑。劉秀起事前也在宛城販過糧食。上世紀60年代以來，漢宛城遺址一帶發現多處鑄錢遺址，出土了不少漢代錢範，這些事例說明宛城在漢朝時既是一座資源型城市，同時在本地區的商業活動中也有一定地位。
陵邑城市
陵邑是西漢特有的一種城市形式，是統治者為滿足修築、保護陵寢以及祭祀需要而設置，是帝陵的重要組成部分。漢朝建立後，劉邦開始遷徙關東豪強大戶至長安西北，並設立陵邑，此舉既為解決財政困難，也是鞏固政權的手段。西漢中期繼續設置陵邑則是為打擊新興豪強，以維護中央集權政治體制。豪強富戶被遷至陵邑，土地、房屋等不動產則收歸國有，同時這些富戶在長安周邊的陵邑集中，在長安附近形成了一個獨具特色的城市群落，可看作是長安的衛星城，對首都經濟區的繁榮起到了很大作用。其中漢高祖劉邦的長陵、漢惠帝劉盈的安陵、漢景帝劉啟的陽陵、漢武帝劉徹的茂陵和漢昭帝劉弗陵的平陵所設置的陵邑均在咸陽原上，後世稱為「五陵原」。
陵邑代表陽陵邑和茂陵邑。陽陵是漢景帝的陵墓，陽陵邑位於陽陵東北，原是秦代的一個縣城，公元前152年在此基礎上修建了陽陵邑，在歷史上存在了數百年。從2002年對遺址的發掘結果來看，陽陵邑總面積4.5km2，已探明的東西、南北向街道將陽陵邑分割成百餘個棋盤式的里坊。城裡有密集的漢代建築遺址、官署區、居民區和制陶作坊區，有鑄造錢幣的遺址。
漢武帝即位後，於公元前139年置茂陵邑。經過幾次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和繁衍，到西漢末年人口達到了二十七萬餘人。茂陵邑位於茂陵東北，平面呈曲尺形，面積有5.33km2，城周沒有城牆，而是代之以一條溝渠，可能是出於茂陵整體景觀考慮。由於茂陵邑聚集了不少豪門大戶，這裡逐漸也成為了一處經濟、文化中心，司馬相如、司馬遷、董仲舒、孔安國等文化名人都在這裡居住過。東漢時期，右扶風下有茂陵縣。茂陵邑具體撤併時間不詳，至遲在西晉時已無茂陵邑的設置。
西漢元帝之前的皇帝都設置了陵邑。西漢後期，豪門大戶勢力發展壯大起來，元帝考慮到強制遷移容易引起動蕩，加上各方勢力聚集不利於治理，下令不再設置陵縣。
陵邑和其他縣城在管理上有一個不同之處—它是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受郡管轄。
除上面提到的幾種城市類型，漢代還有奉郊縣，是專為郊祀、封禪而置，如泰山郡的奉高邑就是漢代皇帝為舉行封禪大典而置的縣邑，具有特殊職能。這類城市主要包括奉高邑、崇高邑、雲陽、祭祀女媧的汾陰等城邑。還有一類是為列侯、皇太后、皇后、公主的食邑而置。這類食邑以戶口為標準，大小不一，且一般只存在一段時間。大部分侯國和食邑本不是城市，因分封才升格為縣，如泠道縣的舂陵鄉，因漢長沙定王之子封此地，於是從泠道縣裡分出來設置為縣。道則是少數民族地區的城邑。
編輯：九章丨審核：子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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