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前傳：一場原本可以避免的災難
16年前的今天，19名恐怖分子劫持美國4架民航客機，製造了震驚世界的「9·11」事件，3201人（包括343名消防員）罹難。
事件發生後，《紐約客》撰稿人勞倫斯·賴特進行了長達5年的研究和數百次實地採訪，為了回答那個最根本的謎團：為什麼當初看上去有那麼多機會能夠阻止它，但它卻還是發生了？基地組織、聯邦調查局，所有人物事件、前因後果都在《巨塔殺機》中一一展現。2007年，這本書獲得普利策獎。
今天要推薦的文章即來自學者維舟在9·11事件七周年之際為《巨塔殺機》撰寫的書評。
一
有些事件的爆發就像宇宙誕生的那一次大爆炸一樣——忽然之間，世界從此不再是原來那個樣子。正因為這種鮮明的分水嶺意義，世人在震驚之餘，也常常抱有一種強烈的衝動，想通過追根溯源來解釋它們因何爆發。
珍珠港事變、肯尼迪總統被暗殺、9·11事件都曾激發起人們對真相的極大渴求；儘管這類重大變故往往迷霧重重，但公眾對此的探求永遠也不會停止。
9.11事件現場
越戰時約翰遜總統的高級顧問W.W.羅斯托有一次曾說，核彈將曼哈頓夷為平地的好處之一是：城市復興的第一階段就此完成，而美國財政部沒為此花一分錢。
當紐約雙子塔真的倒塌時，人們再也無法這麼輕鬆地談論了，時隔七年，那一幕的鏡頭對許多人仍然歷歷在目。
這一事件集破壞性和戲劇性於一身，展示了恐怖主義分子的想像力和危險性。它就像一次地震：通過大規模的破壞揭示了潛藏在地下的力量。世人當時最為震驚的倒還不是大樓倒塌本身，而是對於這一破壞性力量竟然一無所知。
二
一如書名所透露的，《巨塔殺機》其實就是9·11事件的「前傳」——作者跨越數國，在五年里採訪了700名各類當事人，查閱160本相關書籍並不斷對數百個消息來源和有關文獻相互驗證比對，為的就是梳理清楚事情的整個脈絡，以應答那個最根本的謎團：9·11事件為什麼會發生，又是怎麼發生的？
現在很少有人記得，直到二戰結束，美國在中東一直極少展示自己的軍事力量，相反開設了不少文化教育機構，頗得阿拉伯人的好感。但兩個因素導致情況很快發生了變化：那就是以色列和石油。
自1948年5月以色列成立起，美國一直有力地支持這個猶太國家；同時，阿拉伯國家的石油產量在美國技術的協助下迅猛攀升，在僅僅一代人（1948-1972）的時間裡增長了17倍。
對阿拉伯人來說，美國是一個矛盾但又無法迴避的巨大存在：它既支持自己的敵人以色列，又送來大量石油美元，貧瘠荒涼的沙烏地阿拉伯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成了世人眼裡揮金如土的超級富國。
「9·11」當天的自由女神像
但有些事是不會被忘記的。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中以色列意外地擊潰了阿拉伯國家聯軍——這其中最意外的就是阿拉伯人了。原先的輕視隨即轉化為羞辱感，在阿拉伯知識界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同年12月，埃及學者賽義德·庫特卜坐船來到紐約，在這裡的兩年生活不但沒有讓他認同西方文明，相反使他形成一套反抗性的思想體系，其核心概括地說就是：要現代化，但不要西化；這個曾經生活方式相當西化的中產階級，後來竟成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潮的開創性人物。
受審時的庫特卜，1965年左右。1966年他被處以絞刑。「感謝真主，」判決宣布時他朗聲說。「我堅持了15年的聖戰，終於贏得了這個以身殉教的機會。」
庫特卜是後來一系列伊斯蘭激進分子的原型：他們中的很多人並非是義和團那樣貧窮愚昧的底層人物，相反不少人都有良好的家庭和教育背景，甚至原先頗為西化，也不大篤信宗教。
但現代化的進程使原有的認同體系瓦解，大量人口遷移到城市或國外，與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他們陡然之間被拋到一個巨大的洪流之中，急切需要生活方向和意義，一種穩定感和認同感。
穆斯林在巴勒斯坦等地一連串的失敗越發使阿拉伯人感到強烈的恥辱和幻滅感，而宗教恰好滿足了這兩種要求：它賦予絕望的人們以安慰和認同，並提供了一個簡單的答案：伊斯蘭教才是出路。
三
《巨塔殺機》並不試圖將這些激進分子描繪為惡魔，相反客觀地說：「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恐怖分子，而是自視為革命家」，而一個職業革命家需要在非法的、被迫進行隱秘活動的條件下完全獻身於一份事業，品質最惡劣的人是無法堅持這一點的。
在回顧9·11事件主謀烏薩馬·本·拉登生平時，最能看清這一點：即這樣一個看似反現代化的人物實際上本身就是現代化進程的產物。
阿富汗與蘇軍作戰時期的本拉登
他的家族原本出自葉門南部荒涼的沙漠地帶，父親是個文盲，只因趕上沙烏地阿拉伯千載難逢的石油開發機遇，而通過大量建築生意變成巨富。
他父親有50多個子女（他是第17個），平時根本無暇照顧這個羞澀內向的兒子。在他22歲那年又發生了麥加清真寺恐怖襲擊和阿富汗戰爭兩件大事，促使他走上了聖戰者的道路。
在這樣一個動蕩的時代中成長起來的本·拉登，作為一個躁動不安、尋求生活意義和指引的青年，最容易成為一名狂熱的理想主義者，堅持按某個理論框架來冷酷無情地改變他所不滿的現實——按黎塞留在《政治遺囑》中的說法，國家治理最危險的就是這類人。
1979-1989年的阿富汗戰爭，徹底改變了包括本·拉登在內的許多人的命運。
阿富汗戰爭
這裡成了一個聖戰者的訓練營地，而最具諷刺意味的是：當時為了讓阿富汗變成「蘇聯人的越南」，美國情報部門還曾秘密培訓這些阿拉伯志願軍團。這些作戰技巧未來將回敬給美國人自己。
無怪有人將這一現象稱為blowback——這個詞最初是指施放毒氣後因為風向轉變而把毒氣吹向了自己這邊。
雙子塔倒下之後，本·拉登作為恐怖主義的代名詞，已經成為人人避之不及的魔鬼式人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許多政治觀點其實反映了穆斯林中非常普遍的看法。
阿富汗當地民眾收看關於本·拉登死訊的新聞
本·拉登敵視美國力量的重要轉折點是1991年的海灣戰爭，當時他強烈反對美軍駐軍——因為在他看來整個阿拉伯半島都是神聖的；而亨廷頓也曾注意到，越是政治開放、言論自由的阿拉伯國家，對美國在海灣軍事行動的反對就越廣泛和強烈。
本·拉登令人所不能原諒的地方，是他以一種非常極端的方式來表現了他對生命的漠視；在原教旨主義的遮蔽下，雙子塔對他來說僅僅是美國力量的象徵，但樓里卻也還有來自62個國家的人們。
一如書中說的，「基地組織瞄準的目標是美國，但它卻擊中了全人類」——需要補充的是：美國隨後發動的帝國反擊戰雖然瞄準的是恐怖組織，但也同樣擊中了全人類。
四
像珍珠港和9·11之類的突發事變，後人在回顧時也許經常會問的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當初看上去有那麼多機會能夠阻止它，但它卻還是發生了呢？
在9/11之前的十年里，許多學者曾預言西方將面臨來自穆斯林世界的對抗，甚至美國官員也曾在1994年說過阿富汗的聖戰者「擊敗了世界上兩個超級大國中的一個，現在正在對付第二個」。
亨廷頓1996年在文明衝突論中也預言「在未來的某一時刻，少數恐怖主義者將可能進行大規模的暴力活動並造成大規模的破壞」，那一年美國情報部門甚至已經破獲了基地組織的一些情報，但卻只將之視為「煩人的小事」。
雙子塔的廢墟
那時的美國剛取得冷戰的勝利不久，自信心爆棚，處在一種缺乏敵人的甜蜜的煩惱之中，從未認真地想過一小撮敵人竟能有一天傷害和羞辱帝國。
一方面缺乏居安思危意識，另一方面非國家行為體的襲擊有著突發性和隱蔽性的特點，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很難防禦——建立這樣一個防禦體系必然意味著自由和開放度大幅減少，而這正是9·11後我們所看到的景象。
這是歷史上反覆上演的一幕：在報復心理和仇恨的驅使下，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自由都在喪失。
不疾而速 與你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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