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产or剖宫产：孕妇的肚子，到底归谁管？

在生育问题上，集中体现了女性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图/SHANNON FAGAN

文/任珏

9月11日，“榆林市绥德“8·31”孕妇坠楼事件”调查组公布了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并将医院主要负责人和妇产科主任停职。调查组认为，医院在消防、孕妇检查、常规告知、授权手续、坠楼后的抢救措施等方面皆符合规范，但是医院对孕妇的人文关怀和服务不够，在管理上也存在一定的疏漏。

事发至今，即使媒体的后续报道和官方调查都证明，医院一方并非像当初说的那样曾三度要求家属做剖产，“家属冷血地拒绝剖宫产，导致孕妇自杀”的情节也不存在，但家属一方遭到的网络暴力仍然难以“反转”。在新京报对护士和医生的采访报道下，还有许多人未能理解媒体对真相的追问，而较早的一篇控诉渣男的文章《我把你当老公，你把我当子宫》的博文，阅读量已经超过千万。

回顾整场事件，人们对“顺产or剖宫产”的争论，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女性的身体自主权，而这个权利的缺失就是中国女性生育史的核心问题。

产妇马茸茸坠亡前，曾数次走出产房。

由古代巫术演变而来的生育禁忌

中国民间的生育禁忌往往来自于古代巫术的影响。

台湾学者林翎在《中国巫术与中国社会》一文中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巫术传统，不论是中东、埃及、印度等古代文明。当今若干拉美和非洲的土著部落依然延续着在生育、死亡等仪式上的巫术，这个传统至今尚未完全灭绝，中国社会也不例外。

从汉武帝开始官方的“高禖祠”，中国人对于生育的焦虑和期待，就托付给了神仙鬼怪。这些有关生育的巫术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如民间供奉的“送子娘娘”（又被称为注生娘娘），学者林翎还从清代的《上杭县志》发现了妇女脱光衣服让巫师做法“斩煞”以求怀孕的故事。

在医学极为落后的古代，生育对女性和婴儿来说无异于一道鬼门关。图/《甄嬛传》

这种生育禁忌和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分不开，不论是《商代殷墟书契后编》（罗振玉1916，中华书局）中记载的商代“多子孙甲”观念，还是《诗经·小雅·斯干》中“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对男女出生之初的庆祝仪式的高下之分，都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对男女之别的观念。

在生育技术落后的中国古代，为了维系宗族血脉，鬼神、巫术成为了助产的主要工具。

即便到现在，一些生育医疗机构的网站上也有诸如“如何拜注生娘娘“这样的文字，可见中国人由于生育的焦虑而求助于神灵的心理依赖，并没有因为时代变迁和科技发展而完全摒弃，生男孩、黄道吉日生产等带有巫术习俗痕迹的迷信，仍然有很多中老年人信服。

中原某庙会上，人们在送子观音前求子。图/视觉中国

民国的“母性自决”大论战

1900—1930年代，中国社会面临外忧内患的多重危机之中，“强国强种”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在生育观念上的核心价值。

玛格丽特·桑格夫人在1922年4月访华，将西方最新的节育观念及技术带入中国，引发了中国知识界对母性自决、新性道德、人口问题、优生学等问题的大论战。节育论者把生育节制与社会改良、国家发展、民族优生、富强救国紧密联系起来, 提出了优生节育、节育救国的思想。结果, 优生节育成为国民政府生育政策的思想基础。

这一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的大论战，尤其以节育技术所带来的“母性自决”“母性自由”等论述最为激烈。张竞生在《美的社会竞争法》中指出：“母性固然是最可敬重的，但应由女子的志愿去安排。伊们如不愿生育，则无人——纵亲夫也枉然——有权利能去压迫伊去做的，为人道，为人权，为自由意志起见，女子不肯生与肯生子同为男子们所敬重。我们一边敬重为人母者的牺牲，一边又敬重一班不肯为人母者的觉悟。”

玛格丽特·桑格（1879—1966），美国控制生育运动领导人。

随着节制生育的观念日益深入，普通知识阶层也对这些新技术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例如《妇女杂志》通讯栏经常会刊登一些读者对节育事宜的咨询消息，《申报》在1924年公开刊登出售节育器广告，也推动了节育思想在中国城市中的传播。

与此同时，乡村建设派的知识分子，也希望借助西方新知来疗治旧中国之病痛，他们对桑格夫人的节育思想抱有极大的热情，尝试将节育技术涉及的人口问题与乡村发展问题结合到一起。

桑格夫人带给中国的“优生节育”思想在国家危亡之际成为了国民政府的生育政策的基础，但是“优生”和“节育” 这两个不同面向的观念并没有有效结合在一起。在国家危亡面前，与“强国强种”紧密联系的“优生”观念最终超越了女性追求自由的“节育理念”。

1946年5月，一个饱受战争和饥荒之苦的母亲带着她的五个孩子接受修女的施舍。

生育当以女性自主为本

随着西方以儿童为本的教育理念日渐传入，中国人关于儿童健康与国家强盛的关系之意识也逐步提升。民国二十二年，《女声》杂志就曾刊文指出：“母亲是种族绵延、文化进展、社会秩序、家庭幸福的源泉与盘石。”

台湾学者周春燕的研究指出，1930年代的国民政府非常重视儿童保育，而且蒋介石在1934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推行一种彰显传统母性美德的“复古运动”，加上抗日战争导致国民大量伤亡，关系国族命脉的儿童便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因此社会上要求“贤妻良母”在家中坚守民族幼苗的声音越来越强烈。

近代报刊上的代乳粉广告。左：《良友画报》期130（1937年7月）；右：《医学周刊集》卷3（1930年4月）。

这时候的女性到底是应该留在家中为国家哺育（乳哺）健康的新国民，还是该藉助牛乳制品（瓶哺）从母职身份中抽离出来、独立自主地走入社会寻找自己的个人价值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乳哺”还是“瓶哺”的争议出现了。

周春燕发现，母乳是“婴孩之恩物”的观念在国民政府时期依然很流行。在西方医学新知的影响下，乳哺的技术不再是纯粹的母乳喂养，而是增添了诸如乳房保养、母亲身体健康之类的现代医学的内容，由此获得了医生和知识分子的支持。而推行“瓶乳”技术的牛乳及代乳粉商家，为了吸引顾客，也往往打出“母乳最好”的广告。

不同时期代乳品广告中的妇女形象。左：《妇女杂志》卷15期8（1929年8月）；右：1934 年勒吐精代乳粉广告。

因此，即使上层阶级的女性多了选择代乳粉的权利，或是某些赶时髦、追求自由的新女性可能对牛乳趋之若鹜，民国时期的“乳哺”还是“瓶哺”之争，说到底还是基于“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决”和“作为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的身份冲突”的矛盾。

陕西榆林孕妇跳楼事件中，不论是医院的监护失职，还是家长、丈夫和孕妇本人在顺产和剖宫产的意见分歧，从女性身体科技（body technology）的历史脉络上来看，当下中国孕妇的“顺产好”抑或“剖宫产好”的纠结，和民国时期的“乳哺”与“瓶哺”之争类似，是家庭内部权力关系、代际生育观念差异的博弈的一种，被忽视的还是女性当事人对自己作为生育工具的身体本身的自主处置权。

女性不应该是生育的工具。图/AFP

当下铺天盖地的网络舆论，重点还是放在生育技术的取舍以及双方的责任认定上，很少有人真的关心这位孕妇在当时面对医院和家人都不支持自己对自己身体安排的意见的时候，为什么选择放弃生命这一种极端的行为。

在我看来，在失去了一切社会支持的可能性的时候，唯有放弃生命才能真正拿回自己的身体自主权，这或许就是她一心赴死的动力之源吧。

任珏，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博士，两性情感专家，科技人类学家，《人类学入门：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合译译者，两性自媒体“爱黛说”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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