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淵之盟」對宋朝究竟是利是弊？

澶淵之盟的產生並非偶然，而是雙方在實力均衡的條件下籤訂的和平盟約。

從各自國內的情況來看，宋朝的經濟發展水平要遠遠高於遼，但軍事實力相對較弱，自太宗北伐之後又轉而實行守內虛外、全面防禦的對外政策，不事擴張。遼的經濟實力雖然與宋不可同日而語，但在蕭太后、遼聖宗的統治之下，國力達到巔峰，加之其尚武風氣，軍事實力強大。宋遼相對來說經濟上一富一貧，軍事上一弱一強，遼積極擴張，但不具備滅亡北宋的能力，北宋進攻不足卻自保有餘，遼求財而不圖地，宋願舍財而又不願意割地，這就為合約的簽訂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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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戰場情況來看。遼軍雖從三個方面進逼澶州，但經過長時間轉戰，已經師老兵疲，在澶州城北遭到宋軍頑強抵抗，統帥蕭撻凜又被射殺，士氣大挫。在此情況下，遼朝統治者意識到繼續進攻已經很難獲得較大進展，而孤軍深入中原，既要面臨補給困難的嚴重問題，又有退路被切斷的危險。因此，遼統治者決定議和，以便體面地撤軍，並藉機借取經濟利益。宋朝雖然在戰爭後期已逐漸扭轉被動的局面，但缺乏與遼軍決戰、打持久戰的決心和勇氣，希望抓住機會和談，儘快結束戰爭。正是在此局面下，宋遼進行了和談，簽訂了「澶淵之盟」。

簽訂澶淵之盟之前的澶州之戰並非宋軍大勝，而是互有勝負。

澶淵之盟的簽訂對宋遼關係以及雙方社會的發展都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它結束了宋遼間持續了幾十年的戰爭狀態，使雙方維持了長期的和平局面，兩國以南北朝相稱，使節往來不斷。兩國的經濟在和平環境里得到迅速發展，有力地促進了兩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宋朝雖然每年要付出歲幣，但較之於用兵之費，不及1／100，在國家財政收入中僅占很小的一部分，並不是特別沉重的負擔。澶淵之盟雖然給雙方帶來了長期和好的局面，但也留下一些後遺症。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負面影響對宋朝的危害要遠遠大於澶淵之盟帶來的好處。盟約的簽訂給宋朝君臣帶來一種啟示：採用金帛贖買的方式也能消弭邊患，而且代價比出兵抵抗要小得多。從此，澶淵之盟成為宋朝日後處理與外民族衝突的一個樣板，宋朝的對外政策在「守內虛外」的基礎上又退了一步，視議和為治療邊患的一劑良藥。這對宋朝的內政及國防都產生了很大的消極影響，加劇了宋朝的軍事弱勢。盟約簽訂後，宋朝自上而下都沉浸在天下太平的景象之中，以為可以從此絕口不談兵事，於是輕視武備，國防建設也隨之鬆懈。朝野內外都感到可以高枕無憂，不再居安思危，一片文恬武嬉。一時間宋廷君臣侈談太平，朝堂上下羞言武備。北宋名臣富弼的一段言論頗為生動地反映了澶淵之盟後主流社會的狀況。在他看來，澶淵之盟未為失策，最嚴重的問題是締結盟約後武備皆廢、忌人談兵。守邊將帥用心防範，則斥之為惹事生非；士民談論國防，又被視為迂腐無用。人們以為敵人一定會遵守盟約，邊患不必事先防禦，似乎天下將永遠太平，從而失去了居安思危的精神。富弼此言一針見血，切中時弊，可惜並未引起時人的重視。延至北宋時期，甚至發展到士大夫多以口不言兵為賢，致使武備縱馳，兵威不振。

宋真宗

在這種「恬然自處，都不為憂」的背景下，武將的價值受到前所未有的輕視。真宗曾對人說：「自與遼朝議和以來，武臣經常說遼軍本已疲乏，懼怕繼續打仗，現在每年賜予歲幣，是資助敵人的行為......武臣在太平之時往往喜歡談論兵法，但臨陣敵作戰則罕能成功。有勇無謀，這是武臣的通病。」這是皇帝公開諷刺、貶低武將，其他人當然可想而知了。武將的地位因此越發受到壓制。

據宋人王素回憶，良將馬知節與王欽若、陳堯叟同在樞府，有一次在真宗面前發生爭執。真宗召宰相王旦來調解，王旦到時，見王欽若喧嘩不已，馬知節則痛哭流涕。武將為文臣欺壓而無可奈何的景象於此可見一斑。又如真宗時狀元陳堯叟善射，真宗勸他改為武職 許諾升其為節度使。陳堯叟回家稟告母親，其母痛斥他說，你們父子都以文章立朝為臣，你要改任武將，豈不辱沒了家門，可見武將在時人心目中的位置。直至北宋末期，武將都很難在文臣面前抬起頭來。

澶淵之盟的簽訂固然給宋遼帶來了長期和平的局面，但也給宋朝的國防戰略帶來了極大的消極影響，使宋延過分依賴議和，輕視武備建設。自古文武之道不可偏廢，宋朝關係中顯現出來。宋仁宗時的宋夏戰爭中，宋軍將士惰偷，兵革朽鈍，「所喪動以萬計」，最終不得不依靠澶淵之例，簽訂「慶曆和議」以暫時了結戰事。面對遼朝的趁火打劫，宋朝也只得付出增加歲幣的代價，以換取北部邊境的和平。到靖康之難及南宋時期，宋廷繼續迷信議和的手段，打擊主站的力量，致使國勢日益困弱，這不能不說是澶淵之盟的消極影響。

靖康之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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