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金石拓片的理由（六）——大江南北收藏拓片的理由
仍然從地域的角度出發，翻開中國金石碑刻文化的宏大篇章，你會發現，雖然河南、陝西、山東等地是受歷史偏愛的古代碑刻大省，然而，在長達幾千載的發展進程中，碑刻早已如微風細雨般灑落大江南北。在幾大碑刻重鎮之外，還有眾多特點鮮明、書風獨特、意義重大的碑刻，星羅棋布地分散於中國各地，甚至人煙稀少的偏遠地帶，以自身的傳奇在歷史浩瀚宏富的書卷中刻下各自的身影，積澱著一方地域的文化。所以，認真說來，大江南北偏愛收藏的諸君都有收藏金石拓片的充足理由。
《君車造像》陳介褀舊藏拓本
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藏品
寧夏賀蘭山的石刻岩畫，是遠古游牧民族留下的痕迹，規模龐大的五千餘幅岩畫，以巫術面具類人面像、狩獵人像、「太陽神」，以及星辰、雲紋、水紋等繁多的題材、精美的圖案，展示著比漢畫像石更為古老的先人豐富的想像力與多樣的藝術表達，訴說著他們在此繁衍生息的生活軌跡。
河北的《群臣上壽刻石》，是傳世稀少的西漢刻石之一，也是現存最早的漢篆刻石。因在道光年間出土於婁山，又名《婁山石刻》。我們知道，在隸書業已得到廣泛使用的西漢，篆書的應用其實尚未被官方擯棄，如《後漢書》中所言：「漢制，帝之下書有：策書用篆書，三公罪免賜策，用隸書。」《群臣上壽刻石》即用篆書所刻。但與秦篆相比，其上的「趙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壽此石北」篆意已有所變化，於「朴茂深雄」（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間，轉長為方，在筆畫中帶出濃厚的隸書筆意，可見篆隸嬗變的些許端倪。
雲南《孟孝琚碑》的立石時間，學界並沒有一個統一的觀點，根據殘斷碑文透露的信息，學者們或曰其立於西漢成帝年間，或言成於漢光武帝時期，還有東漢和帝、東漢桓帝時期等不同推測。這或許是時間俏皮地留給後人一個缺憾，以在抱殘守缺中引導後人不斷去探秘與研究。於是，學界一邊抽絲剝繭地苦苦尋覓著立碑年代，又一邊拜倒在它高妙的書風之下：渾樸古茂、恢宏大度、兼通篆意的隸書，絲毫不見循規蹈矩之氣，尤其結體方整，打破了「北方南圓」一說，是研究南方書法文化的重要實物。不過，它不是雲南唯一一通影響深遠的名碑，在它幾百年後，更為傳奇的「二爨」（《爨寶子碑》與《爨龍顏碑》）也誕生在這裡。「二爨」僅相隔五十餘載，一先一後現身於東晉安帝時期，又在不約而同地沉寂千年後，一先一後出土於清代，且出土時間也相隔近五十年，讓人不由得驚異於時間的巧合。可與巧合相比，其上書法所代表的意義更加讓世人動容：《爨寶子碑》意在隸楷之間，兩種書體相互滲透、交相糅雜，以致筆法變化多端，結體怪拙奇肆，觀之猶如天馬行空，怪誕豪放、神秘莫測，是書法史上不容忽視的一大奇觀；與《爨寶子碑》相比，《爨龍顏碑》形制頗大，其上洋洋洒洒鐫刻了千餘字銘文，透露出當時的爨氏家族在這方邊陲之地上的權勢與榮耀。就筆法來說，《爨龍顏碑》雖有隸意，但楷書之則已十分明顯，於疏密相間中，發散著雄渾雋逸的氣息，同樣為書法史上不可多得的珍寶。「二爨」一經現世便得到極高的推崇，清代學者楊守敬於《學書邇言》中評價說，「二爨」碑「上溯篆分之源，下開隋唐之經」。極力倡碑的清代康有為對「二爨」更是不吝讚美，謂二碑之「高美，已冠古今」。「冠古今」的二爨吸引著眾多千里之外的「學書者」風塵僕僕趕到這方邊陲之地尋碑覓拓，即使沿途幾多風雨艱辛，想必見到二爨時，眾人也會由衷地感到心滿意足。怎能不滿足呢？在東晉與南朝的禁碑制下，本就數量稀少的南碑中竟然藏有如此標新立異的巨制，筆致揮灑出的風神又匪夷所思地與隔絕在萬里之外的北魏書風隔空呼應，如此「神品」，慢說「挑燈逆旅對讀碑」的情景時時上演，連其拓片都十分搶手，甚至冒充古本的偽作也曾在近代得以高價售出，可見「二爨」之影響。而雲南，坐擁「二爨」，更兼《孟孝琚碑》，於古代碑刻遺存之分量也可見一斑。
《袁安碑》初拓本
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藏品
在年代上大約晚於《孟孝琚碑》的另一通東漢名碑《裴岑紀功碑》，同樣坐落在中國的一方邊陲之地——隔著山重水遠與雲南遙遙相望的新疆。若說，《孟孝琚碑》展現的是東漢時期雲南與中原文化之間脈脈溫情的關聯，那麼順帝年間的《裴岑紀功碑》則透著大漢王朝與西域之間蕭殺的征伐之氣，碑文中所記人物正是在阻擊匈奴、暢通絲綢之路中立有赫赫功績的敦煌太守裴岑，所載之事也正是其誅殺匈奴王的一場血戰。西域粗糲的風沙、王朝征戰的氣勢、太守冷靜的決斷被書者攥入筆下，於是，碑中字跡磅礴大度、朴古遒爽，在以篆入隸中，勃發出「率三千人擒王俘眾氣象」（清代方朔《枕經金石跋》）。不過，東漢與西域諸國之間並非只有征戰，新疆另一通重要東漢石刻《劉平國治路頌摩崖》即通過出身西域龜茲的左將軍劉平國修治道路一事，記錄著東漢與龜茲國的友好。此摩崖刻石以隸書所刻，寬博疏放，筆畫遒勁，也頗受近代學者及藏家重視。
《裴岑紀功碑》誕生34年後，在新疆東臨之地甘肅的一段凹進的險崖上，出現了一通讚頌當地官員功德的重要刻石——《西狹頌》。近四百字的刻石，詳細記錄了東漢建寧年間武都郡太守李翕的君子之德及在此為官時的政績，所謂「瑞降豐稔，民以貨稙。威恩並隆，遠人賓服……」，尤其是其率領官民「鐉山浚瀆」，使通往巴蜀的西峽中道為之暢通一事，在碑文中耗費大量文字。此刻石頗為傳奇，奇特的刻勒位置，讓它得以躲避風霜雨雪，更兼被世人遺忘的漫長歲月里，垂落而下的茂密藤蔓成為它最好的防護屏。於是，當靜靜的山中歲月在不知多少年之後，被偶然經過的樵夫偶然一瞥中打亂了時，它的面貌依然年輕而完好。時人對這種完好驚異又欣喜，對於其上的書法則是驚嘆又寶愛——粗獷雄強、疏密不拘的隸書，於方圓兼備中帶出篆書筆意，於結體中又匠心獨運予人以空靈之感。世人對此刻石評價極高，文雋在《書法精論》中言道：「（《西狹頌》）結構嚴整，氣象嵯峨，此漢碑中之高渾者也：結構曼妙，筆有餘妍，漢碑中之秀麗者也：風回浪卷，英威別具，此漢碑中之雄強者也。」康有為與徐樹鈞觀點類同，都認為其書疏宕飄逸。也由此，在碑文末的題名中，一個名叫仇靖的小吏，僅憑其所書的《西狹頌》，即在群星輝映的中國書法史上佔據了一席之地。
從碑石上記載的鐫刻時間來看，大約12年後的漢靈帝光和六年，在距離甘肅一千多公里外的河北地域，出現了一通引得後人爭議紛紛的碑刻——《白石神君碑》。不過，此碑刻勒的真實時間正是爭議點之一，因為它整齊的隸書布局間，絲毫不見漢隸所應呈現的「堂皇之氣」，反而在方正的取形中，有種規行矩步的刻板，讓一些人懷疑它的真偽：究竟是漢人所刻，還是後人重勒？對於它的懷疑自宋時便有記載，南宋金石學家洪适曾直言其「全與魏晉間碑相若」，猜測其「或後人用舊文再刻者」。不過，清代書家翁方綱則認為「不得以其近似六朝、唐人而概疑之」。神奇的是，多年以來，對此碑書風高下的評價也分成了兩大涇渭分明的陣營，褒者認為其「清勁簡遠」，貶者謂之為最下品。也許正因其爭議頗大，使如今很多碑刻主題的書籍中都沒有關於它的隻言片語。不過，作為縱貫古今十分少見的、能夠聚各代書家學者褒貶於一身的碑刻，它顯然是書壇中的一道獨特的奇景。與這道奇景相比，河北的另兩通名碑《田琬德政碑》與《李秀碑》則在千年以來收穫著數不盡的讚譽。作為唐玄宗時期兩位書法名家蘇靈芝、李邕的代表佳作，二碑呈現出各自的妙處：《田琬德政碑》是讚頌刺史田仁琬功德的紀功碑，在「唐代寫碑手」蘇靈芝的筆下，呈現著剛柔並濟、圓轉流美的行書之妙，成為研究唐代行書法度的重要碑刻；《雲麾將軍李秀碑》雖斷裂亡佚大半，但殘餘的銘文仍顯示著北海李邕晚年豐腴華美、雄秀豪邁的行書書風，被清翁方綱稱之為「北海書之最遒美者」。
《袁敞碑》初拓本
山東中國文學藝術博物館藏品
漢靈帝逝後，東漢王朝在三十年後走到終點，碑刻在征戰不休的三國時代開始了舉步維艱的行程，此時，屈指可數的孫吳碑刻有一通遺落在湖北境內——《谷朗碑》。碑文介於楷隸之間，雖保留著漢人遺風，但筆畫間已有楷書之則，展示著書法演變的進程，此碑也就成為目前全國現存的三塊半楷書母體碑之一。湖北還有一通為後世書家所傾倒的書法「豐碑」——《大唐中興頌》，這通呈現著唐代書法革新者顏真卿最大楷書、唐代古文運動先鋒者元結奇特文稿的摩崖刻石，與《谷朗碑》一起在湖南勾連著書法發展史中楷書萌芽與成熟兩個大概的時間節點，也成為碑刻史上書風、文風珠聯璧合的典範之作。石刻內容是鼎鼎有名的「安史之亂」，在同為平定「安史之亂」的功臣、血液里又都流淌著革新精神的兩位書法家、文學家的演繹下，迸發出情感共鳴與才思碰撞後的壯闊波瀾。於是，後人得以見到這融篆隸筆法、蒼茫奇偉、大氣渾闊的大字楷書，感受到其發散出的顏魯公剛烈正直的秉性及爐火純青的晚年成熟書風。理所當然，此碑刊刻不久即揚名於世，被人稱為「宇宙傑作」、「魯公法書第一」……宋代黃庭堅在觀之後作詩曰：「春風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讀中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而清乾隆帝則直接將其拓片視若拱璧。世事流轉，山高水長間，「扶藜上讀中興碑」、收藏「中興」拓片的行為仍在代代延續……
《谷朗碑》刊刻142年後的東晉義熙年間，吉林境內出現一通與高句麗王朝有著莫大關聯的碑刻《好太王碑》。此碑是高句麗王朝19代王談德逝後，其子為紀頌其赫赫武功而立於王陵之畔。之所以為世人所重，不僅因其上碑文的歷史研究價值，更因其是少見的形制巨大的古碑之一，兼之介於楷隸之間的書法，雖「啟自遠夷，來從外國」（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然「古樸可喜，極似魏碑，而書法過之，足珍矣」（清容禧《高句麗和樂太王墓碑讕言》），在為數不多的東晉碑刻中，它顯然帶給後人不少驚喜。
走過動亂的年代，當時間開啟了大唐王朝的輝煌盛世，低迷數百年的碑刻之風在帝王的青睞下，煥發出蓬勃生機。如雨後春筍般層出的名碑中，山西的《裴鏡民碑》，作為擅名一時的唐初書法家殷令名唯一傳世碑版，以不遜歐陽詢、虞世南的書法之妙，成為初唐碑刻中不可不提的名碑佳作。此碑以正書所刻，行筆自然，觀之安和馨寧、秀整勻穩、清潤靈動，得後世諸家極高評價。清楊守敬《學書邇言》云：「初唐之碑，虞歐一外，今存者以殷令名書《裴鏡民碑》為最。」蔚然成風的書碑勒石並不僅限於文人墨客、尋常百姓之間，高居廟堂之上的帝王也開始親自撰書，英明神武的唐太宗即成為中國歷史上有親撰碑文傳世的第一位皇帝，山西另一通名碑《晉祠銘》就出自這位帝王筆下。觀讀此碑，情景交融的精彩銘文抒發著帝王興邦建國的政治思想，渾厚自然、刻工洗鍊的字跡顯示著其幾十年如一日摹學王羲之筆法的得意成果，更兼此碑以飛白書寫碑額，以行書書寫銘文，皆是前無古人之創舉，因此頗受後人重視。
沿著歷史的岸堤緩步走去，由漢以來誕生的豐碑巨碣何止千萬，那裡，還有未曾提到的諸多地域的精彩名碑，如安徽的王羲之《振衣濯足摩崖石刻》，黑龍江地域揭示了北魏拓跋鮮卑族發祥地的《嘎仙洞拓跋氏祭祖銘文》，北京元代地宮出土的大宗帝王碑刻……那裡，也有碑刻重鎮中未曾提及的重要碑刻，如河南書法疏秀的東漢《李孟初碑》、揭示魏文帝篡奪帝位的兩通魏碑巨制《受禪碑》《上尊號碑》、開草書入碑先河的唐代《升仙太子碑》，陝西茂密秀麗的東漢《倉頡廟碑》、「上引篆籀，下通隸楷」的三國《曹真殘碑》、「上承北魏舊體，下開唐朝新風」的隋代《董美人墓誌》，江蘇方正淳古的東漢《校官碑》，以及山東「為正體變態之宗」（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的北魏《張猛龍碑》、風姿別具的北魏《馬鳴寺碑》等等。這些分散在一處處地域、塵封著一段段歷史、承載著一種種書風的碑刻，在觀者不絕的熱鬧里，抑或在鮮有人煙的靜默中，如一塊塊磚瓦、一方方木石，構築起碑石文化深沉宏大而又華美多姿的宮殿，與它們分身而出的拓片一起，成為博大的中華文化不可缺少的精彩，成為先人留給後世的傳承文化與記憶的重要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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