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兩次訪問莫斯科 為何待遇大不同？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作者：余 娟（廣東）

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訪問蘇聯，在抵達莫斯科車站時與蘇聯黨政領導人布爾加寧（右一）、莫洛托夫（右二）合影。

毛澤東一生唯有兩次出國，而且兩次都是到訪莫斯科，但是這兩次僅有的出國經歷給毛澤東的感受卻是截然不同的。第一次出訪莫斯科，斯大林的冷遇讓毛澤東一直心有餘悸——剛剛抵達莫斯科，就被放在「坐落於烏索夫的斯大林一個遠處的別墅里」「苦熬了好幾天」。第二次出訪卻破天荒地受到蘇聯領導團體的高規格接待，赫魯曉夫，馬林科夫、米高揚等蘇聯黨政軍高級領導人都親臨機場迎接。面對貫行「老子黨」作風的蘇聯，這樣的待遇讓毛澤東受寵若驚。蘇共的舉動反差如此之大究竟為什麼呢？本文將對此進行探討。

矛盾與分歧讓毛澤東遭受冷遇

在如何對待中共的問題上，斯大林一直是持懷疑態度的。一方面，他認為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純粹的共產黨，因為早期的中共的確是更多地注重如何實踐，而忽視了理論根基的培養。可以想像在那個年代，一無所有的一個地下黨派在生存環境極為惡劣、隨時都有可能夭折的形勢下，是沒有機會花時間在理論問題上面的。他們不僅要想辦法擴大黨的隊伍，團結工人和貧農；還要保存有生力量，躲避國民黨反動派的搜查，能夠存活實屬不易。而正是這一點讓莫斯科很反感，因為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是在充分理論根據下實現的，而中國的狀況跟他們完全不一樣。在他們眼中，一個沒有足夠理論支撐的黨是不純粹的。另一方面，斯大林也「不相信中國革命的力量」，並以此作出了種種不恰當的決定。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是1945年斯大林「不許革命」的片段。有一種說法認為，在整個抗戰期間，斯大林就是因為不相信中國共產黨，才把「武器給了資產階級，書籍給了無產階級」。而在渡江戰役前夕，斯大林以蘇共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打了一個電報給中共，指示中共不要反對蔣介石，說如果打內戰，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這一點也給中蘇兩黨造成了很大的分歧，蘇聯站在本國利益的角度，不想再把疲憊不堪的蘇聯人民拖進與美國的戰爭危險中，無視中國的革命實際和中共領導人的感受，讓兩黨產生間隙。

而毛澤東一開始也對斯大林頗有怨言，他認為蘇聯將「武器給了資產階級，書籍給了無產階級」，沒有真正用心地幫助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同時，留蘇派的「洋房子先生」們也處處壓制毛澤東，讓他難以在中國革命中伸展拳腳。他們首先是支持剛剛回國的留蘇學生王明(陳紹禹)掌握黨內重要權力，不斷地搞「左」傾、右傾，給中共帶來了覆滅的危險；後來，中國革命眼看就要成功了，又懷疑毛澤東是「半個鐵托」，表示出對中共的極大不信任。

渡江戰役雖然取得了成功，但是也讓斯大林感受到了中共的「不聽話」。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中，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前往莫斯科拜訪斯大林，目的是取得蘇聯的支持和信任，以求在國際社會站住腳跟，結果卻遭到了斯大林的冷遇。除了第一天得到斯大林的歡迎和接見之外，基本上都是「關在房子里睡大覺」，斯大林沒有任何接見毛澤東的意思，後來在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問題上也是一波三折，令毛澤東深表不滿。

合作默契讓毛澤東大受尊重

中蘇建交之後，兩黨兩國關係有了一個很好的磨合期，突出地表現在處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事務中的配合。通過對幾個重大事件的處理，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顯出來，令蘇聯領導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在北朝鮮，金日成提出了統一朝鮮的計劃，希望將美國徹底趕出朝鮮半島。金日成曾經對蘇聯使館工作人員說，「如果解放朝鮮南方人民和統一祖國的事情拖延下來，那麼我就會失去朝鮮人民的信任。」可見，金日成對此次戰爭非常看重。斯大林也認為這個機會非常難得，但是,無論是金日成還是斯大林，都深知僅憑朝鮮勞動黨的力量是無法完成重任的。中共剛開始並不在金日成的考慮範圍之內，除了積貧積弱的國內環境之外，在中國境內有著數以萬計的朝鮮族人，其中很多都是戰爭時期從朝鮮逃難而來，如果讓中國軍隊進入朝鮮，萬一中國有什麼其他的活動，很有可能讓境內外朝鮮族人連在一起，造成朝鮮的不穩定。況且兩國接壤面積遼闊，朝鮮在歷史上一直是中國的屬國，如果中國對朝鮮圖謀不軌是很容易取勝的。基於方方面面的考慮，金日成不打算讓中共參與這件事。此時的斯大林意識到了蘇聯的尷尬處境，對於苦無不凍港的蘇聯來說，若能將朝鮮全盤攬入懷中，開拓出海口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但是，二戰時期，美國向日本廣島和長崎投放原子彈所產生的破壞力是舉世共睹的，如果蘇聯紅軍再次進入朝鮮，與美國的核戰爭將一觸即發，這樣的戰爭後果，必定令百廢待舉的蘇聯難以承擔。這個時候如果能夠得到毛澤東的支持，蘇聯的險境將會很好的化解。事實是，毛澤東後來的確在這個問題上幫了斯大林不少忙。無論如史料所說的中國官兵損失有多大，但是能夠將不可一世的美國趕到三八線附近簽訂《停戰協議》，對於中國和社會主義同盟來說都是一場勝利的戰爭。

1956年，並不平靜的東歐突然爆發了「波匈事件」，赫魯曉夫和米高揚傾向於和平解決匈牙利危機，但是匈牙利黨內局勢十分危急，已經分裂為兩大對立派別。面對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安全受到的威脅,他們也無法承擔黨內分裂的風險。所有這些因素造成了蘇聯處理波蘭和匈牙利危機時表現得猶豫不決，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莫斯科需要北京的支持和幫助。毛澤東認為，波蘭只是要自己探索本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並無意脫離華約組織，因此勸說蘇聯從波蘭撤軍。而對於匈牙利問題，毛澤東則認為資本主義即將在匈牙利復辟，並確信只有軍事干預才能解救危機，他堅持請赫魯曉夫對匈牙利的修正主義者採取軍事行動。蘇聯後來作出的決定和毛澤東的意見如出一轍，而兩國在配合中的意識形態因素也尤為關鍵。中蘇兩國在「波匈事件」中的密切配合不僅維護了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威信，也保證了共產黨內部的團結與統一。當然，對於毛澤東來說，中國幫助處理這件事的的意義不止於此，在處理1956年秋天的危機中，赫魯曉夫最關鍵的行動之一，是將中國帶進了歐洲。開始介入東歐事務，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已經邁上了一個新台階。這一點顯然也讓中共頗為滿意，中蘇之間的關係多了一層大國合作的意義。

抗美援朝戰爭還未結束，蘇聯黨內發生重大變故，斯大林帶著遺憾離開了人世。赫魯曉夫成為蘇共最高領導人，將傳統的外交重點由歐洲轉向了亞洲，中國被擺到了至關重要的位置。1954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周年，蘇聯派出了由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帶隊的訪華代表團，兩人分別是蘇共中央Z總S書J記和軍事部部長，足以表現他對中國的重視。在這次訪華之後，蘇聯也履行此前一直未兌現的承諾，將旅順港和中長鐵路無償還給中國，並增加了50個援華項目和15億盧布貸款等等。這在當時蘇聯黨內阻礙極大，但赫魯曉夫力排眾議，堅持強調這對於社會主義陣營有重要意義。

1957年毛澤東訪蘇紅場閱兵

1957年毛澤東訪蘇紅場閱兵與赫魯曉夫的合影

中蘇關係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發展，應該說與赫魯曉夫時期國內外環境不無關係。對於赫魯曉夫來說，想要清除斯大林留下的政治遺產非常困難，而樹立自己在蘇聯乃至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威信也至關重要。他採取的方法是對內平反冤假錯案，使自己獲得人民的支持，削弱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岡洛維奇等人的實力；對外則爭取中國的理解和信任，擴大自身在亞洲的影響力。值得指出的是，在《國防新技術協定》簽訂時期，毛澤東也相應地給了赫魯曉夫莫大的支持。在蘇聯黨內，伴隨著赫魯曉夫個人專斷作風與日俱增，蘇共中央逐漸形成了以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洛維奇和伏洛希洛夫等人為首的反對派，並在主席團內部形成多數。1957年6月18日，在違背赫魯曉夫意願的情況下，蘇共中央召開了部長會議並由布爾加寧擔任會議主席，與會成員都表示了對赫魯曉夫的指責，並通過多數票免去了赫魯曉夫的第一書記職務。在蘇軍最高統帥朱可夫元帥的支持下，赫魯曉夫才得以擺脫困境，重新掌握國家大權，並將莫洛托夫等人以「反黨集團」的名義開除政治局。赫魯曉夫雖然取得了勝利，但也遭遇到了來自黨內外的巨大壓力。在此後蘇共基層討論中央全會決議的過程中，相當一批黨員和群眾在會議發言中表現出驚慌和懷疑的情緒，他們很難理解所發生的事情。為了鞏固蘇共新領導集團在國內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赫魯曉夫很清楚，他在莫斯科的舉動需要得到各國共產黨的支持，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支持。毛澤東對米高揚說，「中國朋友對中央全會的決議感到滿意」，「認為做得非常好」。主席團會議因此一致認為，米高揚對中國的訪問是「有益的和必要的」。為了感謝毛澤東和中共對蘇共中央決定的支持，赫魯曉夫決定立即開始已經拖延了很久的對中國進行核技術援助的雙邊會談，並在10月15日簽署了《國防新技術協定》，這標誌著中蘇同盟邁上了一個新台階，蘇聯在尖端技術方面對華援助也將進入到實質性階段。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當1957年11月莫斯科「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慶典舉行的時候，毛澤東率團訪問莫斯科，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米高揚等蘇共最高領導集體都親自前往機場迎接，讓毛澤東甚為感動。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