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包公斷案到海瑞罷官，是什麼原因讓「清官難當」
導讀：從包公斷案到海瑞罷官,是什麼原因讓「清官難當」？回眸歷史，中國封建社會能夠稱得上「清官」讓後人推崇備至讚譽有加的，包拯與海瑞可以並駕齊驅、伯仲之間。
文｜梁海鵬
回眸歷史，中國封建社會能夠稱得上「清官」讓後人推崇備至讚譽有加的，包拯與海瑞可以並駕齊驅、伯仲之間。
相似的官場生涯道路。
包拯（公元999年-公元1062年），字希仁，今安徽合肥人，出身於官僚家庭。民間又稱包青天、包公。1027年中進士。因父母年事已高，不忍遠去為官，直到雙親相繼去世，守孝完畢，才在親友的勸說下為官。
1037年，包拯任天長知縣，期間頗有政績。任滿後，調任知端州。後回京任監察御史里行，又改監察御史，為「言事官」，對處事不當、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進行彈劾。
1044年，他向宋仁宗上疏《乞不用臟吏》，認為清廉是人們的表率，而天臟則是「民賊」。包拯七次上書彈奏江西轉運史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蠍」，殘害百姓。還嚴厲批評宋廷的任官制度。他曾三次彈劾外戚張堯佐，審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特大詐騙案，震動朝野。1056年，朝廷調包拯開封府任職，他於次年正式上任，一年多後離任。在短短的時間內，他把號稱難治的開封府治理的井井有條。
海瑞（1514年-1587年），字汝賢，號剛峰，廣東瓊山人。1549年，海瑞參加鄉試，寫了一篇《治黎策》，得中舉人。1562年，海瑞被任命為淳安知縣。1566年，海瑞向明世宗呈上《治安疏》，批評世宗迷信巫術，生活奢華，不理朝政等弊端，結果入獄。明世宗死後，大赦出獄，官復原職。1570年，海瑞升調右僉都御史。轄區之內，他興利除害，讓百姓得到好處，深受百姓愛戴。
相似的性格脾氣。
包拯和海瑞，雖相隔幾百年，但他們性格脾氣卻極為相似。
一是剛直。敢於直言不諱，不搞陽奉陰違。對仗勢抖威的奸官，抗顏不屈。這一性格特點，決定了他們在處事方面力主正義，維護封建禮儀法度，絕不阿附權貴。
二是認真。辦事一絲不苟，敢於擔當。他們為官期間，斷案無數，不論命案、遺案，還是皇宮民間，凡經己手，大都「蓋棺定論」，幾無翻案。海瑞「談古今治禮興衰之故甚悉，至語及士大夫立身行己，惟以事事認真，集義養氣為主。」「不求合俗，事必認真，九分之真，一分放過，不謂之真。」他晚年卧病不起，兵部送給海瑞的柴薪銀中多了七錢。他得悉後立即將七錢銀退回，以示「不肯絲毫有染。」
三是「清高」。出眾的智慧和超眾的能力往往是清高的資本。包拯理政才能出眾，嚴肅中不乏詼諧，輕鬆中多顯幽默。許多案件一經他手，讓人於忍俊不禁中佩服其超常智慧。海瑞雖未中進士，但他無論理政斷案還是文章詩詞，都有出眾的表現，使其鶴立雞群。清高之性油然而生。
四是勤政。開封府公堂門前右邊有一鼓，逢有重大冤情之時，不論大小人物一經擊鼓鳴冤，包青天必定升堂開審，喊冤者可直接向包大人陳述冤情。包拯審案不分晝夜，日審陽間，夜審陰間。既明察又暗訪。海瑞既執政理事，又微服私訪，不辭辛苦。
相似的成名舉措。
如果說包拯和海瑞都屬於封建社會宦海中的「清官」，能夠出污泥而不染，一部分來自其性格特點的話，那麼，他們能夠在老百姓口碑中贏得「青天大老爺」之美譽，則是他們「執政」期間為民公平「斷案」、「嚴以律己」逐步豎起的豐碑。
早在天長縣時，包拯就智斷偷牛案。將那個割了農民牛舌的無賴予以嚴懲。我們現在看到的電影、電視劇等文藝作品中，包拯用智慧和執著偵破了一個又一個的大案要案甚至懸案，如著名的《鍘美案》、《狸貓換太子》、《烏盆案》等。
包拯在歷官三司戶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間，先後出任京東、陝西、河北等路轉運使。每至一地，他都以減輕民間負擔、改革弊政、發展生產為己任，提出了「寬民利國」的經濟思想。多次為了國家大事上書論事，說了皇帝不愛聽的話，論斥權幸大臣，請求罷去皇帝賜給親信官僚們的恩寵，一切改由主管機構正常渠道進行。他將唐朝魏徵給唐太宗的三道奏章謄寫出來呈給宋仁宗為座右銘，告誡仁宗時刻警惕，以國家大事為重。請求仁宗虛心納諫，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為主」偏聽偏信，而要愛惜人才，除去苛刻，嚴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說，不隨意大興土木等。可喜的是，他的建議多被朝廷採納實行。他無愧那個時代的「青天大老爺」稱號。
海瑞剛到淳安縣任職，就遇到了一個非常棘手的案子，因為這個兇殺案需要有驗屍技巧，而且這是一個已經定案還沒有上報的上一任遺留的案件。海瑞覺得案子有蹊蹺，於是重審，找出各疑點，秉公斷案，還事實以真相。他為友斷案，根據地方方言和風俗民情，還民清白。靠公正、精準斷案，海瑞名聲大振，一傳十十傳百，成了當地老百姓心目中的清官。
海瑞為官期間，穿布袍、吃粗糧，讓老僕人種菜自給。他就任應天巡撫之後，立即頒布《督撫憲約》，規定巡撫出巡各地，府、州、縣官一律不準出城迎接，也不準設宴招待。考慮到朝廷大員或許仍須少存體面，他准許工作餐可以有雞、魚、豬肉各一樣，但不得供應鵝和黃酒，而且不準超標準。
他推行一條鞭法，將過去按地、戶、丁分別徵收實行、徵發徭役的賦役制度改為按土地、人丁徵收貨幣與白銀；將過去由納稅戶輪流徵收解運改為官府徵收解運。把田賦、力役和其他雜稅合編為一條，統一按田畝核算徵收。他為官期間，打擊豪強，疏浚河道，興修水利工程，嚴懲貪官污吏，被百姓稱為「海青天」。
能在隨波逐流、沆瀣一氣的官場江河中「標新立異」、卓爾不群、獨樹一幟已是難能可貴。然而，包拯、海瑞他們能夠長期用手中掌握的權力為一方百姓說話辦事，撐腰打氣，則充分反映了他們表裡如一的思想風貌，更是值得頌揚。為官一任，能否真正為民辦事，不僅是對為官者執政能力的考量，更是對為官者道德思想的檢驗。
完美與遺憾。
包拯從為官到辭世，上書直諫、智斗官場、為民親民，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幾近完美。與之相比，海瑞則略顯遺憾。他從初任南平教諭，浙江淳安的知縣到南京右僉都御史，再到應天巡撫；從得罪權貴御史鄢懋卿被革職，到嚴嵩倒台官復原職，從罵皇帝被捕入獄，到明世宗死去得到釋放，一生經歷了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四朝，在官場經歷了風風雨雨、沉沉浮浮。其任應天巡撫時，路遇洪阿蘭告狀太師徐階的第三子徐瑛霸佔民田，魚肉鄉里，強佔民女趙小蘭，而華亭縣令王明友卻受賄杖斃小蘭祖父。海瑞查明真相，判處徐瑛、王明友死罪，責令退田。徐階買通太監、權貴，企圖罷免海瑞，推翻定案。海瑞識破奸計，斷然處斬二犯，然後交出大印，慨然罷官歸里。老百姓苦留不住。這是海瑞急流勇退的智慧選擇，還是對行將腐朽的封建官場無奈的唾棄拂袖？雖然此案了斷，但難免令人扼腕喟嘆。
是什麼原因讓「清官難當」？
社會大環境制約著「清官」英雄輩出
從包公斷案到海瑞罷官，我們看到，中國封建社會貪官多如牛毛、不可勝數，清官寥若晨星、鳳毛麟角的宦海之中，能夠有「另類」登台亮相，贏得喝彩，本身已體現出時代的進步。能吏尋常見，公廉第一難。
中國封建社會，除最高統治者外，大致可分為忠臣、能臣、奸臣、庸臣等幾大類。拋開皇親國戚不說，自科舉選官以來，許多本來憑藉十年寒窗苦讀金榜題名的狀元俊傑，走入官場後，卻趨炎附勢、摧眉折腰起來。有的逐步成了貪官、昏官，甚至奸臣禍國殃民。而這些人又往往能吃香喝辣，繼續左右逢源。出門坐轎、錦衣玉食，飛揚跋扈、頤指氣使。這與封建制度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用人制度和升官發財、當官做老爺的亘古陋習息息相關。此種制度下，誰想自命清高、堅守德操，誰就會受排擠、遭打擊、被罷黜。這便愈發讓後來者追腥逐臭，同流合污。單就打官司而言，衙門水深深似海，老百姓「有理沒錢莫進來」。「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算是老百姓對地方官吏的褒獎。
因此，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環境下，當包拯、狄仁傑、海瑞、況鍾等「清官」閃亮登場、走向歷史舞台後，老百姓就心生感激、難以忘懷。包公在開封府任職時，做出新規：大開正門，凡是告狀的，都可進去直接見官，直接面陳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攔刁難。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改革，在中國法律史上，既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又有進步意義。清官廉吏，作為貪官污吏的對立面，他們自然在老百姓心目中升華成被頂禮膜拜的「神聖」形象。
家庭小環境影響著「清官」的為官之道
自古清官多無貪婦。清人余懷在《東山談苑》中載：清官張瑋曾經慨嘆「為清官甚難！必妻子、奴僕皆肯為清官，爾後清官可為。」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是清官從容為政的動力。張瑋死後，無錢下葬，只能停屍荒寺。其妻患病，無錢抓藥，饑寒而死。海瑞去世後，僉都御史王用汲去主持喪事，看見海瑞住處用葛布製成的帷帳和破爛的竹器，有些是貧賤的文人也不願使用的，禁不住大哭，湊錢為海瑞辦理喪事。包拯和海瑞之所以能長期清廉為民，都與家庭成員的甘願居守清貧、不羨「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攀比思想有關。稍作分析，張瑋的感嘆表面淺顯，實為泣血之言。就拿當下被查出的貪官來說，要麼妻兒參與收受賄賂，要麼情婦貪得無厭，最後貪官鋌而走險，瘋狂斂財，終致懸崖墜馬。堡壘最易從內部攻破，枕邊風猶勝萬馬千軍。此言不謬。
個人秉性是「清官」的立身之本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當官是圖榮華富貴，還是「執政為民」，最能考量為官者的意識形態。一個追求燈紅酒綠、聲色犬馬的人，不會也不可能俯首甘為孺子牛，為人民服好務；一個只靠察言觀色、溜須拍馬鑽營的人，不會也不可能體察人民群眾的冷暖疾苦。貪官與清官，既有社會風氣的影響，更在個人的道德修養。
包拯一生儉樸，即使當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習慣也和普通百姓差不多。他寫了一則家訓刻在家中牆壁上：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臟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其對自己和家人的嚴格要求可見一斑。
海瑞自幼攻讀詩書經傳，立志日後做官就做一個不謀私利、不獻媚權貴、剛直不阿的好官。當官後，他為老母祝壽，只買了二斤肉。他本人一直生活節儉，不畏權貴。任淳安縣令時，國公張志伯奉旨巡察各省，依仗權勢貪贓枉法，百姓怨恨。當張志伯的親信張彪來至縣衙強索賒銀萬兩時，海瑞斷然拒絕，反將張彪棍責逐出。張志伯聞報大怒，至淳安縣問責。海瑞據理算賬，指責其貪贓枉法。張志伯大窘，臨行索要縴夫400名再作刁難。海瑞因農忙不願擾害百姓，就親自率領衙役背纖，張志伯恐因此引起民憤，狼狽而去。海瑞此舉，恐怕現代官員都很難做到。
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封建社會的包拯、海瑞，他們的所作所為，雖說其本質是為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的，不可能逾越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他們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群眾的領袖、反抗封建統治的先鋒。他們的秉公執法，援引的是統治階級制定的法律法規，而這些法律法規相對社會底層的老百姓來說本身就顯失公平。因此，我們不能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標準去衡量他們，要求他們盡善盡美。但是，他們用自身的行動，為後世豎起了正面的不朽豐碑，仍值得我們學習深思。
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包公、海瑞遠離我們幾百、越千年了，從他們身上仍可明白，只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就能贏得人民的信任。在「兩學一做」教育活動的當下，各級領導幹部，既要遵規守矩，又要勇於擔當，豎起新標杆，立起好樣子。要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克服「庸懶散」，努力糾「四風」，以新形勢下的英模為榜樣，為實現偉大中國夢書寫輝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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