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觀點︱周慶生：民族社會語言學與語言政策研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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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觀點，致敬學術，傳承經典！

編者按

大家觀點周慶生專輯本周作結，讀完本期，有心的讀者會發現，周慶生先生最近幾年的學術創作蓬勃奔涌，愈發精進，實乃學界幸事！

周慶生先生受邀，特地為本公眾號撰寫新作《顯性隱性說國語》，請大家關注今天的專題推送《大家新作暨主編結語》。

本期「大家觀點」《周慶生專輯：民族社會語言學與語言政策研究》的梳理，就系統性、邏輯性而言，與周老師的學術追求和要求，還存在不小差距，請周老師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語言政策史

中國從先秦到晚清 2000 多年語言政策的流變具有主體性和多樣性的特徵。

總體說來，漢字統一政策、文字音韻規範政策、佛經翻譯政策和漢字傳播政策是中國古代語言政策長河中的主流，這些政策跟中國語言文化中的「大一統」思想，跟中華文化的先進性、包容性緊密相連，跟中國封建社會的統一性、長期性和穩定性相適應。

少數民族文字創製推行政策、少數民族「國語」「國字」政策和少數民族多語並用政策，是中國古代語言政策長河中的支流，該項政策跟少數民族政權的建立和鞏固息息相關，跟語言民族認同、語言民族主義思想相關聯。

用少數民族文字創造的少數民族優秀文化，在各民族文化的發展史中佔有重要地位，同時也為中華民族語言文化寶庫增添了寶貴的品種。

焚書坑儒和文字獄政策則是中國古代語言政策長河中延綿不斷的一股暗流，該政策跟中國封建王朝奉行的政治文化專制主義一脈相承。

—— 中國語言文化傳統與古代語言政策流變[J].語言戰略研究 2017 年第 5 期

語言規劃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主要內容。民心相通是其他「四通」的基礎，是「一帶一路」建設的根基。語言相通則是民心相通的根本保障。

語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具有先行性、基礎性、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作用，同時，「一帶一路」建設拉動了業界和社會對不同層次語言人才的需求。

擬定「一帶一路」語言人才規劃，不應該秉持「包打天下」的思想，各個層次各種類型的語言人才，都實行先從國內培養，再向國外委派 ；而應該堅持「兼濟天下」的情懷，堅持境內境外一盤棋，不同層次的人才也可從國外招聘，國外的中資公司或中外合資企業，從生產到銷售到售後服務，所需語言人才，宜逐漸實現當地化或本地化。

——「一帶一路」與語言溝通[J].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02:1-7.(2017-08-17)

一個國家中， 確定一種語言是不是大語言， 其標準主要有三條 ： 一是本族語使用人口超過全國總人口25%的， 或者語言使用人口在100萬人以上的；二是國家官方語言的 ； 三是國家通用教學語言， 掌握該語言的中學畢業生至少應佔30% 的。 只要具備以上三條中的一條， 即可算作「大語言」。

中國社會語言狀況的主體性特徵和多樣性特徵，要求中國的語言政策與之相適應，也應具有「主體多樣」的性質。

——中國社會語言狀況[J]. 《語言生活與語言政策——中國少數民族研究》.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5年, P3-14.

少數民族語言

苗族是中國人口較多，歷史悠久的少數民族之一。如今苗族已成為一個橫跨中國西南地區和東南亞諸國，散布世界幾大洲的民族了。

使用黔東方言的苗族約220萬人，主要分布在貴州省黔東南的大多數縣（市），黔南的都勻、三都、荔波、福泉和翁安，安順地區的關嶺、平壩和鎮寧，黔西南的興仁、貞豐、安龍和望謨以及廣西的融水和三江，湖南的靖州和會同等縣（市）。

黔東南州開展苗漢雙語文教學實驗十幾年來，發表了上百篇試驗總結報告，這些報告一致認為，在不通漢語的少數民族地區實行苗漢雙語文教學，用苗語文輔助漢語文的學習，教學效果要比只學漢語文好。

近40年來的試驗推行工作表明，黔東苗文是跟黔東苗語相適應的一種拉丁字母拼音文字，經過3次修訂後，做到系統清晰、表音準確、字形美觀、書寫方便，受到苗族群眾的歡迎。

黔東苗文已在苗族群眾中紮根，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書面交際工具。

——黔東苗文的創製與試驗推行[J]. 《語言生活與語言政策——中國少數民族研究》.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5年, P307-327.

民族雙語教育

為增進各民族間的了解和溝通，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係，促進各民族共同發展，多年來中國政府致力於在民族地區開展少數民族語和漢語的「雙語」教學，並取得了良好效果。截至2007年，全國共有 1 萬多所學校使用21個民族的29種文字開展「雙語」教學，在校學生達 600 多萬人。

按照教育部門的習慣用法，我國雙語教學模式包括「一類模式」「二類模式」「三類模式」「雙語雙文模式」「雙語單文模式」5 種類型。「一類模式」是指：各門課用民族語講授，另開一門漢語課；「二類模式」是指：各門課用漢語講授，另開一門民語課；「三類模式」則指：部分課程用民語授課，部分課程用漢語授課。「雙語雙文模式」是指：在小學階段，同時使用民漢兩種語文教學；「雙語單文模式」則指：在學前班和小學低年級，以民族語輔助漢語文教學。

一個民族既要生存發展，也要保留和傳承本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但現實往往是，現代化發展得越快，傳統文化消失得也越快；現代文明沒有進入的地方，傳統文化反而保持得比較完整。文化傳承與生存發展的問題，實際也是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問題。

國家通用語言的普及和少數民族語言教育應該是一種對立統一、並行不悖的關係，不能因為強調生存發展，強調大力推廣國家通用語言，而淡化民族文化傳承，忽視少數民族語言教學 ；也不能因為恪守民族文化傳承，加強民族語言教學，而漠視生存發展，沖淡國家通用語言教學。不應顧此失彼，將二者割裂開來。所以，雙語教學的目標就是培養民漢兼通的人才。

——中國雙語教學模式轉型報告[J].《語言生活與語言政策——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P400-409.

兩岸語言政策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教育語言政策，幾乎同時出現了引人注目的變化，大陸的教育和語言管理部門採納了雙語教學這種提法，跟大陸以往的一些提法，比如「民族語言教學」「漢語文教學」以及「民族語文和漢語文教學」相比，「雙語教學」這種提法似乎更簡練、更通行、更為各部門各方面所接受，而且具有多元文化的色彩。

台灣「教育部」提出了「母語教育」政策，在確保國語（即大陸的普通話）教育的前提下，允許中小學學生選修漢語閩南話或漢語客家話，這實際上是一種「雙方言教育」。另外還提出實施「原住民的民族語言教學」，即山地少數民族語言教學。這就突破了已在台灣實行了半個多世紀的單語式「國語教育」政策。

大陸的「雙語教學」政策兼顧漢語和少數民族語言的教育，台灣的「母語教育」政策兼顧國語、方言和「原住民」語言的教育，二者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多元主義教育語言思想，反映了當代教育語言多樣化的傾向。

大陸的「雙語教學」主要指漢語和諸少數民族語言，台灣的「母語教育」有兩層含義，在以非「原住民」為主的地區，「母語」主要指漢語閩南方言和客家方言；在以「原住民」為主的地區，「母語」則指諸「原住民」（少數民族）的語言。

——教育語言政策嬗變—海峽兩岸比較[J].《語言生活與語言政策——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P421-437.

語言保持

語言傳承旨在研究語言的代際傳遞和延續，研究一種民族語言作為該民族大多數成員的母語，是如何一代一代不中斷地使用下去。一種民族語言的傳承暢通與否，會直接影響該語言 活力和生命力的強弱。一種民族語言的「生命力都是通過該語言的使用群體代代相傳而延續的。如果該民族青年家庭成員放棄使用母語，出現母語使用的代際斷層，該語言的活力則難以為繼」，就會出現語言瀕危甚至語言消亡。

一定數量的聚居人口、相對集中的定居點，是保持語言文化傳承的基本條件。經過140多年的發展、幾代人的演變，東干語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異和變化、但迄今仍恪守著漢語的本質， 傳承著陝甘寧方言的老腔老調，保存著漢語的古代和近代辭彙。然而，較少的散居人口則很難保持母語傳承，很容易被其周邊的強勢民族語言所同化。

——東干語案例可以作為語言傳承暢通與中斷的典型[J].語言戰略研究,2017,203:82-83.

二道溝東幹人是130多年前從中國遷移到今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以下簡稱「吉爾吉斯」）的回族人的後裔。

一百多年過去了，二道溝東幹人在完好傳承東干語的同時，又很好地學習和使用著其他多種語言，這種獨特的現象在吉爾吉斯並不多見。

多語教育是二道溝東干中學從蘇聯沿襲至今的傳統，學校長期開設俄語、吉爾吉斯語、東干語和外語課程，多語並行。

每個時期國家語言政策調整都會對學校語言教育產生重要的影響，這些影響，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學校教學計劃、語言課程大綱、師資、教材和教法的調整和變化。但是，在吉爾吉斯，多語教育模式是一種傳統，更是一種發展趨勢，同時也是民族學校發展的歷史必然選擇。

學校多語教育使年輕一代掌握更多語言，從而為多語交流提供了可能，同時也保持了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通暢的語言交流促進了不同民族間的理解與合作，形成一個社區多元化和一體化發展的和諧態勢，從而縮小了各民族間的差距，這也為我國少數民族學校雙語教育提供了一定啟示。

——從伊塞克湖州二道溝村東干中學看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的多語教育[J].雙語教育研究,2017,01:58-63.

語言保護和語言發展是語言問題的兩個重要維度，語言保護作為語言規劃中頗受關注的一種新理論，大約是近二十多年來的事。

語言保護是指為了減少和避免國家或地區因語言瀕危、語言資源流失、語言文化遺產失傳、語言使用空間萎縮、語言生態失衡、語言健康惡化帶來的衝擊，政府、語言群體和專家採取的一系列保護性措施，包括：受保護語言的認定、記錄、建檔、研究、保存、保護、保障、維護、建區、宣傳、傳承、傳播、展示。

面對國家發展與環境治理，西方發達國家的做法是：先發展，後治理；中國則是：邊發展，邊治理。在語言治理方面，一些發達國家實行「先同化，後多樣化」的戰略，但「語言多樣化」往往流於形式，沒有實際意義；中國堅持實行「主體多樣」的語言戰略輦輰訛，協調處理大力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與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的關係，科學保護能落在實處。

——語言保護論綱[J].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3702:126-131.(2016/1/14)

語言如何反映並影響身份認同，語言如何建構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建構並維持身份認同，是語言認同研究領域長期關注的重要問題。近一二十年來，國內學界探討回答上述問題主要涉及以下六個方面：1.語言認同的內涵；2.社會語言與認同；3. 教育語言與認同； 4.農民工語言與認同；5. 少數民族語言與認同；6. 海外華人語言與認同。

認同有兩種含義，一種指「身份」，是名詞；另一種指「認同」，是動詞。認同研究主要回答「我（我們）是誰？」「我（我們）從哪裡來？」「我（我們）到哪裡去？」等問題。認同包括身份認同、自我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政治認同、社會認同、文化認同、宗教認同、地域認同、性別認同等。

國際上的全球化不斷推動我國外語學習出現熱潮，國內英語學習與認同，持續成為學者關注的一大熱點；我國的城市化建設不斷吸引農民工進城工作，農民工語言的再社會化與認同，也就成為學者關注的另一大熱點。

——語言與認同國內研究綜述[J].語言戰略研究,2016,101:72-79.

中國的少數民族有55個，其中跨境而居的有33個。由於國界線的改變、移民遷徙、自然災害、戰爭動亂等方面的原因，同一種語言跨越國界而分布在兩個或多個接壤或鄰近的國家，經過長期使用和發展，有的國家的語言改變了原來的稱呼，有的發生了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但跨國語言使用者彼此間日常溝通無大礙，從而形成了跨境語言現象。

我國民族學界大多認為我國的跨境民族有30多個。在中國境內屬於弱勢語言， 在境外是強勢語言的， 共有蒙古語、哈薩克語、朝鮮語、柯爾克孜語、烏孜別克語、塔吉克語、京語、俄羅斯語8種。無論在境內還是境外， 使用人口都在15萬以上的跨境少數民族語言有: 壯語、維吾爾語、苗語、哈尼語、瑤語、佤語、傣語、拉祜語、傈僳語9種， 主要分布在我國的西南邊境和中南邊境，有的還跨3個國家分布。境內大語言，境外小語言的使用者大部分在境內，小部分在境外。屬於該類的語言有藏語、彝語、布依語3種。境內小語言，境外大語言類語言的使用者小部分在境內，大部分在境外，屬於該類的語言主要有景頗語、塔塔爾語、德昂語、珞巴語 4 種。境內境外均為小語言類語言使用人口在境內境外都是15萬以下。主要有布朗語、阿昌語、鄂溫克語、門巴語、怒語、獨龍語、鄂倫春語、仡佬語、赫哲語9種。

——中國跨境少數民族語言類型[J].文化學刊,2014,03:12-17.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和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各民族地方自給自足、閉關自守、隔閡對立的狀況越來越少，相互交往、相互依存的格局不斷增加。全國一體化的市場呼喚全社會使用更統一、更通用、更規範的語言。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使用人口越來越多，使用頻率越來越高，使用範圍越來越廣；部分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相對萎縮或式微。

一些少數民族語言瀕危或消亡，往往是由多種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比如，本族語使用人數減少，通行區域縮小，社會功能衰退，沒有書面文字；本民族家長語言態度轉變，不願意讓自己的子女學習本族語而選擇進入漢語學校學校，等等。

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轉型的時期，所面臨的五大挑戰是：少數民族語言社區縮小，市場競爭對少數民族文字出版帶來挑戰，人口流動對少數民族語言保持和雙語教育形成衝擊，高校分配製度改革對少數民族語言教育造成影響，境外力的競爭和滲透；所面臨的五大機遇是：國家出台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新文件，國家推進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信息化規範化建設，政府組織搶救瀕危語言，雙語訴訟審判拉動對雙語法官的需求，國際貿易催生跨境小語種熱。

在市場經濟轉型時期，深刻影響或制約少數民族語言使用和發展的，並非都是政府的政策法規，中國法律層面的全國性顯性語言政策沒有發生重大改變，但隱性語言政策千變萬化。

如果用主體性和多樣性來概括中國的語言政策的總原則，主體性是指《憲法》中規定的「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多樣性是指《憲法》中規定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

——少數民族語言在社會轉型中的挑戰與機遇[J].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4502:1-8.

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開展的大規模民族識別工作，堅持用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義四大特徵，即 ( 民族擁有 ) 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和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質，作為民族識別的標準.「這些特徵只要缺少一個,民族就不成其為民族」。以語言特徵為例，如果待識別的一些群體沒有共同的語言,那麼，這些群體就不能被確定是同一個民族。

然而，在具體的實踐中，參與民族識別的專家們發現，斯大林的理論並不完全適合中國的實際。專家們果斷地從中國實際出發，將中國歷史和現實靈活地同斯大林理論相結合，將科學認定靈活地與本民族意願（民族認同）相結合，創立了一種帶有蘇聯影響的民族客位（etic）分類法。

中國大規模的民族識別工作是從1953年開始的，據該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時的登記，全國各地上報的民族群體有 400 多個。經過10年的民族識別，這400多個群體被歸併為50 多個民族。到1979年，基諾族認定後，中國民族最終形成《1（主體民族漢族） + 55（少數民族）》的格局。

在中國，語言與族屬之間大致存在三種對應關係：第一種，「一對一」的對應，即一族一語的對應；第二種，「一對多」的對應，即一族多語的對應；第三種，「多對一」的對應，即多族一語的對應。

一個民族形成了自己的獨立的語言，該民族大多數成員都將該語言作為自己的母語來使用。在本民族內部，該語言既是最主要的社會交際工具，又是最明顯的民族認同標記 ；在本民族之外，由於語音符號的封閉性，該語言就像藩籬，擋住了本民族與外民族之間的交際，成為區分本民族與外民族的一個標準。這種對內具有民族認同、對外具有民族劃界功能的本族語，是該民族主要的一個區分性特徵。

民族分化功能是指，語言在本民族內部能夠促進民族的分化，在本民族與外民族之間則能促進本民族與外民族的同化或一體化。這種功能主要是通過本民族的成員轉而使用外民族的語言作為自己的母語來發揮作用的。

民族凝聚功能是指在保留本民族語的社區中，本民族語仍然具有族內凝聚力，具有維繫本社區內民族團結和統一的功能，當然，這種功能只有在本族語社區內才能發揮作用。

從中國的個案來看，當語言和民族之間呈現一種「一族一語」的對應關係時，語言是民族認同的一個重要基礎，然而，當語言和民族之間呈現一種「一族多語」或「多族一語」的關係時，語言與民族認同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複雜，似乎還應增加族源和民族等因素，才能把這種複雜的關係理出個頭緒。這些關係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 4 種 ：異源同族異語 ; 同源同族異語、異源異族同語 ; 同源同族異語。

在民族識別中，認同要素比語言文字要素重要得多。

——中國語言、民族與認同[J]. 《語言生活與語言政策——中國少數民族研究》.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5年, P60-68.

「雙語」主要是指一個民族的成員，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語或第一語言外，還在一定的語境中，兼用我國境內的另外一種語言。譬如，我國的少數民族兼用他們的本族語和漢語，或者兼用他們的本族語和另外一種少數民族語言 ；我國的漢族兼用漢語和另外一種少數民族語言等。

一個民族的雙語人口占該民族總人口的50% 或50% 以上，我們把該民族歸入雙語普遍型。一個民族的雙語人口占該民族總人口的15%~50%，我們把該民族歸入雙語發展型。一個民族的雙語人口占該民族總人口的比重不足15%（不包括15%），該民族就屬於雙語收縮型。這種類型包括兩種不同的小類，一類是收縮型，另一類是萎縮型。萎縮型民族的雙語人口都是老年或壯老年，在青年和少年兒童中，已無人會說本族語，他們都已成為改說漢語的單語人。跟萎縮型小類不同，收縮型小類的雙語人口主要分布於該民族的青少年之中，在老年或壯老年中，幾乎無人懂得另外一種語言。

——中國雙語人口構成[J]. 《語言生活與語言政策——中國少數民族研究》.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5年, P51-59.

少數民族語言狀況

拉祜語是中國拉祜族通用的語言。 1957 年經過改進後的拉祜文，經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今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審核批准為雲南省拉祜族自治地方的試驗推行文字。

拉祜族與彝族、傈僳族、納西族等民族，共同來源於古代從青藏高原逐漸南遷的氐羌族系。公元 10 世紀以後，拉祜族先民脫離大理政權，開始大規模南遷，到 18 世紀大致形成現今分布格局。

拉祜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分拉祜納和拉祜西兩種方言。操拉祜納方言的約有 20.1 萬人，占本民族人口總數的 68.84%，包括「拉祜納」的全部和自稱「苦聰」「阿里」的大部分，主要分布在瀾滄上允——酒井南北公路幹線以西地區 ；操拉祜西方言的約有 9.1 萬人，占本民族人口總數的31.16%，包括自稱「拉祜西」「拉祜普」的全部和自稱「苦聰」「阿里」的一部分，主要分布在瀾滄南北公路幹線以東地區。

——拉祜語言狀況[J]. 《語言生活與語言政策——中國少數民族研究》.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5年, P105-112.

傣族主要分布在壩區。在德宏州4縣2市的64個鄉鎮中，傣族人口占鄉鎮人口總數的比例在51%~92%之間的有15個鄉鎮。

據推算，德宏州不通漢語和略通漢語的傣語單語人數約有21.5 萬，約佔傣族人口總數的 76%。在傣族聚居鄉內，大多數人不懂漢語，少部分人略懂一些漢語口語，兒童則一律不懂漢語，傣族雜居鄉中的一些聚居村，也有相當一部分老人和兒童不懂漢語。

歷史上，德宏州內的傣族使用的民族形式的文字主要有兩種：德宏老傣文（也稱傣納文）和緬傣文（也稱傣綳文）。緬傣文是用緬文記錄緬甸傣語的另外一種方言文字，主要用於德宏州潞西、瑞麗、隴川等縣市的一些佛寺，用於瑞麗市傣語社區的許多村寨，以及臨滄地區耿馬縣勐定鄉的傣族社區。在國外，緬甸北撣邦的傣族也用緬傣文。

德宏傣文是德宏傣族的傳統文字。由於有了文字，傣族先民得以「從野蠻走向文明」。從古到今，用德宏傣文記錄了內容豐富的文獻資料，這些文獻資料，不僅是傣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也是中華民族文化中的一塊瑰寶。

德宏絕大多數傣族都對德宏傣文懷有深厚的特殊的民族認同感。

「德宏傣文的推行，體現了黨和政府的民族平等政策，增強了傣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保證了傣族文化的積累和傳播，同時也促進了漢語文的學習，促進了對漢文化的借鑒和吸收，增進了傣族同整個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40多年來，德宏傣文經過四次改進，做到了系統清晰、表音準確、字形美觀、書寫方便，既跟口語保持一致，又照顧了新老文字的銜接，還便於拼寫漢語借詞，便於文字的信息處理。

德宏傣文的四次改進是必要的，改進後的現行傣文是成熟的。改進後的德宏傣文需要有一個穩定的長久的使用發展期，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不宜再作改動。

——德宏傣文的改進與推行[J]. 《語言生活與語言政策——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5年, P340-357

四川涼山的規範彝文是20世紀70年代在對傳統彝文或老彝文進行規範以後誕生的一種音節文字。規範彝文的產生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

歷史悠久的傳統彝文在初創時期是表意文字。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空間的傳播，表意彝文符號的駁雜，越來越成為一個突出的缺點。為了克服這個缺點，彝族先民大量採用同音假借的造字手段，從而造出8000至1萬個重文和異體字，這樣傳統彝文就逐漸成為既有一定的表意符號又有大量的表音節符號的准音節文字或意音文字。

如果單從科學性這個視角來分析，新創製的彝語拼音文字方案基本上是無可挑剔的，儘管它還有待於進一步修訂和完善。

彝族在長期的奴隸制度之下派生出來的社會心理，一方面表現為對祖先的頂禮膜拜，這種祖先崇拜起源於父系氏族社會，意在祈求祖宗保佑後代繁榮；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對傳統文化的極端尊重，這也是一種氏族社會的遺風。此外，如崇尚中庸、少走極端、勤儉質樸、習慣穩定等都是包括彝族在內的東方諸多農業民族典型性格的表現。

規範彝文的成功，使得一種古老的文字煥發出旺盛的朝氣蓬勃的青春，它宣告了少數民族文字改革領域中拉丁化原則佔主導地位的時代的終結，樹立起一面「民族化為主、拉丁化為輔」的新旗幟。

——規範彝文理論實踐價值評估[J]. 《語言生活與語言政策——中國少數民族研究》.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5年, P358-368.

文字創新與改革

我國民族語文教育政策，出現過兩次重要的轉型：一是20世紀90年代向「雙語教學」的轉型，再就是《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的雙語教學模式的轉型。與一二十年前相比，全國雙語教學模式的種類，沒有明顯的增加或減少，但是，《綱要》規定的雙語教學模式的轉型正在許多地區進行。東北朝漢雙語教學質量優秀；新疆民漢雙語教學發展迅速，形成規模；國家通用語授課學校開設少數民族語言；通過雙語教學，搶救保護瀕危語言或傳承民族文化，這些已成為轉型期的特點。正確處理國家通用語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的關係，尊重和保障少數民族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權利，是穩妥實現轉型的重要保證。

雙語教育應當承擔文化傳承的功能。 少數民族學習民族語和國家通用語言的最終目的，絕不僅僅是認知和掌握語言本身, 而是認知和體會該語言所蘊藏的豐富而深刻的文化內涵, 并力圖達到能以這一語言為工具,在語言的真實情境中實現自我的發展。 讓少數民族學生既能產生民族文化認同，適應本民族的社會文化生活,也為他們能順利進入現代主流社會,適應主流文化,來實現自我發展的願望。

在經濟轉型、社會轉型、雙語教學模式轉型的新時期，能否學好、用好、掌握好國家通用語言，關係到每個孩子的就業和發展前途問題，因為國家通用語言是我國主要交流媒介，是承載科學文化知識的主要載體，特別是民族聚居地區少數民族學生學習掌握國家通用語言的任務十分艱巨。

——論我國少數民族雙語教學模式轉型[J].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3502:122-128+2.(2014-01-08)

語言教學模式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而變化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教學模式的轉型，與社會轉型有著比較密切的聯繫。經過進一步研究發現，少數民族語言教學模式實際表現為三次較大的轉型：第一次是從邊疆語文教學向民族語言教學轉型（1930-1980）；第二次是從民族語言教學向自行選定式雙語教學轉型（1980-2010）；第三次是從自行選定式雙語教學向集體約定式雙語教學轉型（2010- ）。

少數民族語言教學模式的轉型，不單純是教育學和語言學的問題，還涉及政治學、民族學、社會發展、文化傳承、邊疆穩定等諸多領域。每次少數民族語言教學模式的轉型，都會受時代社會變革或社會轉型的影響或制約，二者之間，似乎存在著一種對應。

——論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教學模式的三次轉型[J].雙語教育研究,2014,102:1-7+89.

大家觀點：李宇明縱論語言生活二十年（上）

欄目編輯：於東興 姜彩霞 協助資料整理：余凱（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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