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當代人看的羅馬史

在受到全球化和大規模移民潮衝擊的當今世界，羅馬人對於「公民權」、「國籍」及身份認同的「超前」觀念和實踐為世人提供了一個極為寶貴的樣板和先例。古羅馬之所以對今天來說仍然重要，「主要是因為羅馬人的爭論為我們提供了仍被用於我們理解這個世界以及反思我們自身的一套語言和觀念模板，從高深的理論到粗俗的喜劇……在此重要的是爭議，而非解決方案」。

羅馬史研究的肥沃土壤一是得益於原始材料的豐富（除了傳世文獻記載外，從紀念物、墓碑上的題獻銘文到刻在銅板上的法律，從保存在紙草、木牘和蠟板上的私人信件到碎陶片上的細目清單，各種媒介上都保留了大量的信息），一來也得益於羅馬帝國本身的廣袤與多樣性。對於羅馬史學家而言，這一優勢同時也是一種挑戰。面對多歧互異的史料，揀選批判至關重要，它也決定了羅馬史可以有多種撰寫方法，就像比爾德自己所說的，「不可能只有一種羅馬史」（There is no single story of Rome）。

因此，儘管瑪麗·比爾德聲明了她這本《SPQR：羅馬史》（Profile Books, 2015）的主旨在於揭示羅馬成功的秘訣，然而它提供的並不是一套簡單歌頌羅馬帝國「榮光」、充滿「目的論」色彩的單線性敘事。在拒絕妖魔化羅馬、在某些方面為羅馬「正名」的同時，她同樣反對神化羅馬。本書行文中隨處可見對於羅馬世界所留下的各種類型的文本與物質遺產的細緻考辨和抉隱發微，堪稱一部不折不扣的多視角、多面相與多聲部的羅馬史。

克勞狄皇帝的金幣。橡樹花環是元老院給皇帝的一項榮譽，鐫刻文字除SPQR（「元老院與羅馬人民」）外，PP意為「祖國之父」，是皇帝的頭銜之一，OBCS意為「因為拯救公民同胞」。

保存至今的羅馬史書大多出自元老階層和文化精英之手，以今人的眼光來看，充滿了濃厚的羅馬中心主義、元老中心主義和男權中心主義色彩。所謂的「勝利者敘事」在權力鬥爭和宣傳戰發展到白熱化的共和末年與內戰時期以及漸趨獨裁專制的帝制時期尤為凸顯。在SPQR一書的第六章（「新政治」）、第七章（「從帝國到皇帝」）、第九章（「奧古斯都的轉變」）及第十章（「十四位皇帝」）中，比爾德就像一位偵探，從蛛絲馬跡中尋找破案線索，抽絲剝繭般地揭開了被正統敘事所遮蔽的歷史複雜斷面。更為難得的是，她並非為翻案而翻案，而是通過揭示事物的另一面和其他可能性而闡述背後的體制性問題。

舉例而言，保民官究竟要為羅馬共和國的滅亡負上多大的責任？他們是煽動暴民、旨在分裂公民體與顛覆共和制的野心家，還是本來就是共和政體中代表民眾聲音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比爾德認為，在這一點上，現代學者的看法和解釋過多受到了西塞羅等羅馬元老作家對於格拉古改革負面評價的影響。暫且不論西塞羅是站在極力維護元老院權威的「顯貴派」（optimates）立場上發言的，已失偏頗。更何況，他所假設的格拉古改革之前元老與平民階層之間的默契共識實際並不存在，頂多只是「一個懷舊主義的幻覺」（220頁）。格拉古改革之前，不乏保民官因立法主張民眾權利而開罪於元老院的先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公元前139年出台的《秘密投票法》。只不過格拉古改革因其激進性使得那些主張應賦予民眾更多權利和自由的人與那些主張國家應由「好人」（optimi）絕對領導者之間的分歧尖銳化。

過去，以彼得·布倫特（P.A. Brunt）為首的一批學者曾將共和國的滅亡歸因為元老院失於應對平民訴求。帝國的迅速擴張造成了大批底層民眾非但無法分享帝國紅利，反而失地破產淪為犧牲品，飢餓、剝削和貧富差距成為了不滿、憤怒、抗議和暴動的催化劑。比爾德指出，面對這一危局，羅馬統治階級並非全然無動於衷和坐以待斃，格拉古兄弟在任保民官期間的改革正代表了力挽狂瀾的努力。其改革的核心內容，包括重新分配土地、國家為公民提供廉價救濟糧，立法規範行省官員的施政行為與設立審判勒索罪的法庭，都旨在應對最為現實緊迫的問題，重新分配國家財富和資源，調整作為既得利益階層的元老貴族與羅馬人民之間的關係。我們不應憑藉後見之明與他們最後的敗局就抹殺這些努力。更不必像塞姆（Ronald Syme）在《羅馬革命》里那般做誅心之論地說，這些只是政客個人之間權力鬥爭的幌子。在共和晚期，「顯貴派」與「平民派」（populares）的衝突是真實存在的。儘管它們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卻代表了對於政府統治目的和手段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正如我們所見，這一衝突在此後將近一百年的時間裡不斷地重複上演。

再如，偽善陰鷙的提比略、變態自大的卡里古拉、虛弱懼內的克勞狄、聲色犬馬的尼祿、色厲內荏的圖密善，這些都是史書給我們描繪的有關羅馬暴君的臉譜化形象，然而其中究竟有多少真實的成分？他們是因為統治殘暴而被殺（或被迫自殺），還是反過來，因為死於非命而被刻畫成瘋癲和殘暴、以便為「弒君」正名？

涅爾瓦皇帝像，身後是羅馬的皇帝廣場。

比爾德指出，首先，史書中對皇帝的描寫毫無疑問充斥著誇張虛構、道聽途說的成分和泛道德化評判的動機；其次，這些暴君的形象也很可能出自繼任者的抹黑、或是王朝易代的犧牲品。羅馬帝制史上一個通行的規律就是那些不得善終的皇帝一般都會被污名化，羅馬人為此甚至發明了「除名毀憶」（damnatio memoriae）的一套機制；最後，在這些所謂的「正統」說法之外，也存在著不同的聲音與對立的觀點。假如尼祿是人人恨不能食其肉寢其皮的獨夫民賊，如何在他死後出現了那麼多的假冒者；像約瑟夫斯這樣的文化精英或許會不屑於普通百姓為卡里古拉之死所留下的「廉價」眼淚，但僅從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判定，民眾口中一定存在著另一個版本的卡里古拉。而種種這些有關皇帝「病態殘忍」、「精神異常」和「偏執妄想」的描寫背後，反映的更多是權力對人性的扭曲以及專制統治可怖和令人生畏的本質屬性，代表了當時的羅馬史家、傳記作者和政治分析家對於專制皇權的懷疑和批判。

然而，歸根結底，這些皇帝的好壞對於羅馬帝國的大多數臣民、對於奧古斯都確立下的皇帝統治的基本模式、對於羅馬歷史大的發展方向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影響。就像無論卡里古拉是元老眼中的瘋子、暴君，還是民眾口中的英雄，他被殺後皇位很快地就被其叔叔克勞狄所取代，只不過宣告了共和制的一去不復返與元老院的「黃粱美夢」一場。拂去表面的塵埃，我們看到的是一套相當穩定和具有延續性的皇帝統治框架（這並不是說上層統治在帝國的前兩個世紀里毫無變動，官僚化是可以覺察到的明顯趨勢）及其內在固有的問題缺陷（例如從未制度化的皇位繼承、皇帝與元老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對皇權邊界的界定），這才是皇帝統治的要害所在，也是對於我們了解羅馬帝國的實際運作至為關鍵的實質性問題，遠比僅僅獲知那些聳人聽聞的皇帝隱私和宮廷秘辛來得重要。可以說，在這一點上，比爾德成功挑戰了由吉本所開創的以單個皇帝為敘事中心的羅馬帝國史範式，為我們理解和書寫羅馬帝國提供了一種嶄新的思路。

又如，我們太過習慣於追隨著羅馬作家的眼光從羅馬遙望與俯瞰帝國和行省，比爾德則帶領我們從周邊的世界，以那些生活在帝國廣袤土地上和異域他鄉里的士兵、反叛者或野心勃勃的「共謀者」的視角來反觀羅馬（第十二章「羅馬以外的羅馬」）。儘管在公元後的兩個世紀里，大規模的武裝叛亂在帝國並不常發生，公元60年不列顛的「布狄卡起義」和73年猶太人的「馬薩達起義」屬於少數幾個公開見於文獻記載的著名武裝起義。然而，它也告訴我們，流動、融合與互惠終究只是帝國的一面，對帝國統治的反抗、乃至更多的消極抵抗（如抗稅）始終作為潛流而存在。然而，通過對這些起義原委的細緻探究，比爾德揭示了，大多數的起義領袖既不像羅馬人所描繪的那樣是天生野性難馴的蠻族強盜或宗教狂熱分子，也不像近代民族國家興起後給予美化拔高的民族英雄。類似布狄卡和阿爾米尼烏斯（Arminius，公元9年日耳曼部落叛亂的領袖）這樣的人原先都是羅馬的合作者，或者說所謂的地方精英，起義的導火索往往來自個別羅馬官員或其手下輕率的挑釁與侮辱行為，致使雙方的合作關係破裂（512頁）。可以說，比爾德同時對兩方面（一方是妖魔化，另一方則是神化）進行了祛魅。

羅馬廣場

圖拉真市場

除了對以上這些「歷史刻板印象」以及「成王敗寇」式的歷史邏輯的探隱發覆之外，本書中還穿插了大量篇幅來還原和展現占羅馬人口大多數的底層平民、婦女、窮人和奴隸的生存處境（尤其是第八章「大後方」與十一章「富人和窮人」）。這些同樣是被由權勢者和精英所主宰的歷史忽視、遮蔽、唾棄甚至歪曲的人群。單從公元2世紀一本設定了92個常見問題和1030個標準答案的算命小冊子《阿斯特拉普敘古預言書》（Sortes Astrampsychi）中，便可管窺普通羅馬人的日常所思所想，他們的希望和期盼、恐懼和焦慮。有些與今天的人無分二致，例如對健康、婚姻、家庭、子嗣、生計和財富的關注，另一些則帶有鮮明的羅馬印記———問題中包括了「我是不是被下毒了?」，「我是不是要被賣了?」，以及「我有一天會獲自由身嗎?」（465頁）

當今的古羅馬研究日新月異，綜合運用考古發掘和現代科技手段所得出的新材料和新發現不斷湧現，大大豐富了我們對於羅馬世界的全方位認知。如藉助對冰川、化糞池裡的消化物殘渣、人類骸骨牙齒的生物化學分析而重現古羅馬的氣候環境、羅馬人的飲食結構及人口流動模式，已然成為現實。許多類似的前沿研究，如貧窮史、環境史和性別史的研究成果都在本書中得以呈現，作者不斷追求新知的熱情和開放包容的學術心態由此可見一斑。比爾德就是這樣，無論在史料還是理論的運用上都得心應手、遊刃有餘，深入淺出、娓娓道來。通過講述不起眼的墓碑、塗鴉（graffito）、甚至生鏽的婦科內窺鏡背後一個個鮮活的生命經歷，輾轉穿梭於同時作為物質遺存和「記憶之場」（lieux des mémoires，借用皮埃爾·諾拉的概念）而存在的古迹廢墟，重現了一個有血有肉、生氣勃勃的古羅馬世界。

羅馬的克勞狄引水渠

瑪麗·比爾德的《SPQR：羅馬史》呼應當下關切，現實感極強。書中鞭辟入裡、令人拍案叫絕的高論迭出，作者思維的活躍性、對問題的敏銳性以及豐富的聯想能力讓人讚歎。有些問題即便沒有給出答案（恐怕永遠也不會有正解），其提出足以引人深思。就像比爾德在書中告訴我們的，西塞羅、撒魯斯特、維吉爾、賀拉斯、李維和塔西佗等古羅馬作家在創作時體現出了羅馬人對於自身歷史的認識和建構，那些所謂值得世代效仿的「祖先習俗」（mos maiorum）和「先賢言行」（facta et dicta memorabilia）、甚至共和國的基本制度架構，通通被投射和回溯到城邦初始的年代，用以論證和解釋現在，為眼下的危機尋求解決之道。同樣地，她自己的這部羅馬千年史也滲透著對當今世界的困惑和焦慮。

奴隸，棄嬰，瘟疫，斗獸場里的野蠻殺戮，酒神祭典上的縱慾狂歡，羅馬世界看上去離我們是如此之遙遠。然而有些東西又似曾相識，古羅馬的迴響於今天仍不絕於耳：羅馬人自己對帝國統治的詰問，對革命、暴力和恐怖政治的回應，對一種嶄新的公民權和國家概念的發明，在今天看來仍不過時。

「喀提林陰謀」引出了對公民自由和權利的討論。身為執政官的西塞羅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由，動用「元老院緊急決議」所授予的便宜行事權、不經民眾大會審判就處決喀提林派，這不禁立刻令人聯想到「9·11事件」後美國以「反恐」為名對公民隱私和權利的侵犯和踐踏。西塞羅處置喀提林的非常手段不但在當時的羅馬人中間引發激烈爭議，至今仍是困擾著我們的一個問題，那就是，繞過法律程序處決即便被認定為「恐怖分子」的人是否合法？公民權利和自由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為「國家安全」而犧牲？羅馬歷史上最慘痛的一次軍事干預的失利——公元前53年的卡萊戰役（Battle of Carrhae）就發生在如今動蕩不安、「伊斯蘭國」橫行肆掠的敘利亞和土耳其的邊境交界處，羅馬統帥克拉蘇的頭顱被帕提亞人割下當作宮廷戲劇表演的道具。再有，已成為羅馬帝國標籤的「麵包與競技」映照出了現今西方福利國家的尷尬處境，它究竟是值得稱許的最早的「國家福利」，還是像羅馬諷刺作家譏諷的那樣只是鼓勵了懶惰奴性而腐蝕了民眾的自由與政治活力？在受到全球化和大規模移民潮衝擊的當今世界，羅馬人對於「公民權」（civil rights）、「國籍」（nationhood）及身份認同（identity）的「超前」觀念和實踐為世人提供了一個極為寶貴的樣板和先例。如果說廣泛授予公民權，對奴隸、行省人和外邦人敞開大門曾經是羅馬帝國崛起的秘訣，那麼到了公元5世紀、西羅馬帝國在面對多瑙河沿岸如潮水般湧入的所謂「蠻族」時的消極抗拒以及與此同時東羅馬的事不關己、以鄰為壑，是否又是公民權政策的一種「倒退」？最後一個問題很難不讓人將其同眼下歐洲的難民危機聯繫在一起——「這不禁讓人覺得，羅馬人就是我們自己的某種翻版（ancient Romans as some version of ourselves）」。

或許有人會詬病作者太急於勾連古今，以致牽強附會。比爾德並非不知中間橫亘著數千年的問題背後的本質差異，兩者不可做簡單類比。她自己也說，「無論羅馬人對公民權的處理方式聽上去如何地具有吸引力，照搬到今天無疑是愚不可及的」，「我們不會再像過去那樣天真地以為，能夠直接地從羅馬人、希臘人或者其他古代文明那裡學到多少東西」（535頁）。

那么學習羅馬史對於我們今天的人和今天的世界究竟有何教益？古羅馬之所以對今天來說仍然重要，「主要是因為羅馬人的爭論為我們提供了仍被用於我們理解這個世界以及反思我們自身的一套語言和觀念模板，從高深的理論到粗俗的喜劇……至少自文藝復興以來，我們的許多有關政治權力、公民權利、自由、責任、政治暴力、帝國、奢侈、美、甚至幽默的最基本假定都是通過與羅馬人及其著作的對話而形成並接受檢驗的」，「在此重要的是爭議，而非解決方案。古羅馬之於我們不是簡單的教訓，也並非我們應該頂禮膜拜的一種文明……羅馬人爭議的話題仍舊植根於我們當下，正如此前植根於我們先輩所處的時代和社會，後者反過來也給我們留下了他們自己的問題、解釋和答案」，「無論美化抑或妖魔化都是對羅馬人不公。而如果我們不嚴肅鄭重地對待它，則是對自己不公」（536頁）。

比爾德提倡的是通過學習而實現的對話：「反思他們（羅馬人）是如何感知和組織世界的，對我們是一個有益的提醒，即那些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觀念——例如民族國家——也只不過是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古羅馬提供給現代人的與其說是學習的榜樣，不如說是挑戰，尤其對今天仍在為政治權力、自由、秩序、國家、族群與身份等問題爭鬥和困擾的世界來說。在比爾德的筆下，羅馬永遠是活生生的、能夠喚起現代人無數共鳴的。她的這本書無疑重塑了我們對於羅馬史的認識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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