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共產黨的高級官員，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差距？

昨天，乘機飛往成都，當飛機到站大家都要下機時，機上的乘務人員，好像還有一位秘書樣的人攔住大家說：「請首長先走，請首長先走……」我和這位首長中間只隔著那位「秘書」。我看首長也就是五十多歲，神采奕奕，身體非常好。也就在這時，我還看到對面的過道上和我身後有兩位抱著孩子的母親及一位攙扶著七八十歲老母親的婦女，她們都被攔住了。我盯著那位首長的眼睛對他說：「我如果是首長，我就一定會讓孩子和老人先走。」他漠然地看著我，沒有吱聲，接受著首長的禮遇，從我們前面走掉了。我看著他的背影，心裡湧起了無限的惆悵……

其實我也很早為官，1985年我就是內蒙黨委的正處級幹部。那個時候的領導，跟昨天我下飛機時見的那位官員真的不一樣，當時內蒙黨委39歲的副書記田聰明同志

（田聰明同志後來是西藏的副書記，廣電總局局長，新華社社長，全國記協主席，現為名譽主席）

，我和他一起出差，那一路我聽到了許多，看到了許多，也學到了許多。

田聰明同志作為黨委副書記，是有專職秘書的。但他和我說：「小郭，你跟著我就行了，秘書不要去了，這樣可以省下一份錢。」就這樣，沒有專職秘書的陪同，他和我去北京，又去天津，參加了重要的會議。

令我感動是，我們倆在內蒙駐京辦要返回北京的那天晚餐時碰見了當時在內蒙賓館理髮的老梁師傅，他來北京看病。

田書記熱情的走上前去說：「梁師傅你來了，你什麼時候回去啊？」

梁師傅說：「吃完飯我就走，坐的是89次列車。」

田書記說：「我們也是89次，一會兒坐我們的車一塊兒送你去火車站。」

到了車站，田聰明同志發現梁師傅手裡有兩個大包，還有一個小包，提起來非常不方便。他什麼也沒說，就去扛起一個大包，我扛起一個小包，我們兩個人一起送梁師傅上火車，沒有走官員的專用通道。到了車上我們已是滿頭大汗，把梁師傅安頓好後就回到了我們的軟卧車廂。剛進車廂，田聰明同志就和我說：「小郭啊，梁師傅年歲大了，我看他的是上鋪，你能不能和車長說說，給我個面子，讓他們給梁師傅換一個下鋪。」就這樣，我去找了列車長。

顯然，一個列車長一定會給副書記面子，梁師傅被安排在了下鋪，這看起來似乎是一次特權的使用，但這個特權用在了一個平凡的理髮員師傅身上。

更令我震驚的是，當我們下車準備返回機關的時候，田聰明同志跟我說：「小郭，我們還是去後面把梁師傅捎上，先把他送回去，我們再回機關。」就這樣，黨委副書記的車上，坐著一名普普通通的理髮員老梁師傅和我們。我們先送他到了家，之後才回的機關。

我不知道昨天在飛機上，坐在前排的那位領導是誰，是什麼官，作為領導，我覺得最少要懂點人情世故吧。你一個50多歲的中年人，為什麼要走在老人和婦女的前面。我想如果習  近  平同志當時在，他會在那個老人的前面走么？他會插在抱著孩子的婦女前面走么？我想他是不會的，他一定會讓老人和抱著孩子的婦女先走，他一定會這麼做。

都是共產黨的高級官員，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差距？難道你們家沒有老人？難道你們家沒有孩子？你作為一個健康的成年人，下飛機的時候就非要在老人和孩子前面走？你是誰的領導？誰給你的這種權利？我想不通。今天我說這些話，不是有意傷害那位領導。我覺得，他真是缺點家教。

不知道我的老領導能不能看到這篇文章，我想即使他看不到，我也要送到他的手裡去。因為他的官大，他資歷老，我真想讓他好好教育教育那些個別高官，因為他們連中國人最起碼的敬老愛幼的禮儀謙讓都不懂。

有人說貪錢是腐敗，那是明著的腐敗。昨天的事情，我看到了，真的，我認為那是深印在中國某些官員心裡的腐敗，它使我們淪喪了幾千年中華民族最美好的尊老愛幼的道德。這是真正的腐敗！

我的父親也是高官，他1935年上了北京大學，參加過一二九運動，後來回老家參加抗日，解放後自然成了共產黨的高官。但我的父親從小就對我嚴格要求，我這個高幹子弟是穿著帶補丁的衣服長大的。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我的父親說：「吃土豆不許吐皮，因為很多人連土豆皮都吃不上。」那時，我的父親沒有仗著權勢給我們任何的營養補貼。我記得當時曾經因為挨餓而浮腫，腿上一摁就是一個坑。我的母親也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有一次她和我父親去買菜，那時候的菜市場都是國營的，我的母親試圖挑點好菜來買，我的父親就跟她說：「你把好的都挑走了，壞的賣給誰呢？」我的父親真是一個書獃子，但是我敬重他，我覺得共產黨內真的需要這樣一批書獃子。

50年代我們支邊，我的父親是內蒙古醫學院的領導，按照規定醫學院給我們家蓋了一個帶暖氣的非常漂亮的獨門小院，我們去看的時候都很高興，慶幸可以住進這麼好的房子。但是我的父親出差回來之後，堅決的跟我母親說：「不能搬進去，我們不能搞特殊化。」他堅持把這套最好的房子給了當時被打成右派的一個老醫學專家，他叫王斌。長征的時候，他就是我們紅軍里最好的醫生，後來被打成了右派。他作為高級專家被請到了內蒙，我的父親把房子讓給了他。

我還記得文革前逢年過節，我的父親首先要去看望的是鍋爐房的工人，去看望的是食堂的炊事員們。他非常的平易近人，買飯總是排隊，從不插行。就這樣，文革有人揪斗我父親的時候，那些工人、那些炊事員都花很大的力氣去保護他。記得有一位叫常書起的叔叔，他是一個管鍋爐房的小幹部，大學生們讓他監督我父親勞動。大學生一走，他就說：「郭院長，您歇歇吧，沒事，我在外面看著。」他一看大學生過來，就趕快說：「你們幹活吧，他們來了。」我記得文革後我的父親專門把他請到家裡和他敘舊，和他聊天。這多麼像我父親和我說過的，在抗日的時期，在冀中平原的村子裡，堡壘戶們對他的保護。但今天，我卻要問，如果今天有了動亂，又有了敵人，要抓我們的官員的時候，有幾個老百姓願意保護昨天那位從飛機上走下的官員。真的，我不知道。

我是70年代入黨的黨員，我的黨齡已幾十年了。我知道，今天共產黨有問題，她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共產黨內的一批高級幹部嚴重的脫離群眾。然而，我也知道共產黨有希望，她最大的希望就是今天我的這篇微信可以在老百姓中暢通無阻的被廣泛傳播而不被禁止。這就是我們的希望，這就是共產黨的希望，這也是中國的希望。

作者：郭凡生，慧聰網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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