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們沒能讀懂的《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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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堅白（彰考局專欄作者，日本京都大學文學博士生）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這一高中課本熟得不能再熟的文字，來自韓愈的《師說》。

在中學課堂上，我們被告知，這篇文章強調的是教師的重要性，要「尊師重道」。

可我們並沒有進一步追問這些問題：

在儒家一貫尊師重教的文化背景下，為什麼韓愈還要專門寫文章來解釋「師很重要」這一人盡皆知的道理呢？

「師道之不傳也久矣。」師道怎麼會不傳？果真不傳的話，大家去哪受教育？

「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士人之間不恥下問、爭相求師的態度，為何非但不受讚揚，還會被嘲笑？

這些問題不搞明白，很難說真正讀懂了《師說》。

以「師」為恥的唐人

今人讚譽個人才學，往往會說起出身名師、刻苦勤奮，而唐人則不然，反而盡情稱頌天資，並刻意強調才學非從師授，這一點，在唐人墓誌中的隨處可見：

生而知之，非其學也。（《姚氏墓誌》）

多稟生知，罕從師授。（《李氏墓誌》）

文翰天縱之才……生而知之，學無常矣。（《李宏墓誌》）

公幼而岐嶷，性協風雅，學不因師，言必道古。（《盧翊墓誌》）[1]

求學之人好尚如此，有學問的人也便不敢以「師」自命，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

「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2]

呂溫《與族兄皋請學春秋書》也說：

「其先進者亦以教授為鄙，公卿大夫恥為人師，至使鄉校之老人呼以先生，則勃然變色。」[3]

在韓愈、柳宗元、呂溫所處的中唐時代，以師徒相稱者，要麼是不自量力的招搖誆騙之徒，要麼是工匠、戲子這類不入士人法眼的下等人。對儒者而言，「師」幾乎成了孔子這一級人物的專有名詞，一般士人則避之不及，唯恐為師名所累。

「師」在唐代，為何沒落至此？

《昌黎先生集》中的《師說》（宋刻本）

「師法」的支離與沒落

儒學的師法始自孔子，「孔子歿後，儒分為八」（《韓非子·顯學》），從此「師法」就開始了漫長的「支離化」旅途。

漢代崇儒，設「五經」博士，於是孔、孟、荀融匯貫通的儒學，正式被官方化為專門之學。朝廷根據師法傳承之不同，一種經典被允許立多家博士，至東漢初年，已經為「五經」立了十四家博士，如《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四家；《書》有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詩》有魯、齊、韓氏三家等。

這樣的博士政策，看似激發了儒學的多樣性，實際卻增添了諸多藩籬。

師法一旦分化，就不可能止於十四家，師的弟子如成為名家，可在師法之下再細分家法，如此循環，幹上生枝，枝又生枝，「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至東漢末年，太學生有三萬餘人，其中「《經》有數家，家有數說」[4]，學問因此煩冗不堪。

而儒林畢竟不像武林那樣，支流越多越博大精深，儒林派別再多，也都只是註解《五經》而已，支流越多，妄說越多，價值越低。儒學與真義漸行漸遠，轉而成為博士們謀生的工具。

再者，為了彰顯家法特殊，博士們往往故弄玄虛，以至於有人「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5]。」「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6]」

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博士們也有意強化師法以及家法之間的藩籬，排擠越藩籬者，如東漢的張玄精通數家家法，最後竟被攻擊為家法不專，被免去博士之職。

這樣，「師法」無可避免地沒落，與煩冗和輕薄混在一起，令其原本偉岸的形象消磨殆盡。漢室傾頹之後，失去官方支持的漢儒師法也隨之速朽。

「師」在唐代無用武之地

解決「師法」弊病的良方，無非再度統一儒學一途，前有兩漢的石渠閣、白虎觀會議，後有漢末的鄭玄遍注群經，都在為此努力，然而直到唐代，儒學一統總算才有了一個有效的官方後盾：孔穎達主編的《五經正義》橫空出世，儒學的師法紛紜，終於在唐代告一段落。

然而，這個「統一」，對「師」看似是福，其實是禍。

一方面，《五經正義》廣泛流傳，卻也在無形中消解了「師」的作用：句讀、辭意通過《五經正義》能夠得到解決，還要「師」做什麼呢？

《五經正義》之《尚書正義》內頁，南宋初兩浙東路茶鹽司本。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另一方面，科舉更令「師法」走向衰微。《五經正義》是科舉考試的範本，唐代設明經一科考察儒學經典，而這項考試「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7]，只需照著《五經正義》的原文背誦即可，「師」又有什麼必要呢？

不僅師法沒了用武之地，儒學也緊跟著成為過時的學問，那些辛辛苦苦「明經」及第的士子們，也並不被人瞧得起。

唐代小說中記了這樣一則故事：

「元稹以明經中第，願與賀交。賀見刺（案：刺指名刺、名片）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稹慚而退。[8]」（案：編故事的人搞錯了元稹與李賀的年輩，這段頗具個性的對話不可能發生。儘管史實不可信，但約略能反映出當時的世風好尚。）

這段記載透出當時人對明經及第者一股濃濃的輕視，以至於許多唐人都不屑去考明經：

「夫誦習之學，匡飾中人之性，豈為我兒設耶？」（《程俊墓誌》）[9]

與之相對，唐人崇尚的是進士，是寫作詩文的才能。

詩文的寫作，需要的是靈感與閱歷，與其師從某個文人，不如師從星辰大海。恰如李白所說：「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俠客行》）唐人並不想把自己的最好年華，浪費在與業師的洒掃進退之上，而是要投入到遠遊山河、增長閱歷的行動中去。沒有去過遠方的人，不配談文學。在文學的神思、餘韻、渾然天成面前，自帶枷鎖感與陳腐氣的「師」自然成為被人厭棄、甚至嘲弄之物。

「家學」代替了「師」

沒有了「師」，士人們的啟蒙教育怎麼辦？

唐人云：「詩禮本於庭訓，孝敬出乎家風」（《崔黃左墓誌》）[10]，啟蒙教育大多源於家學。

家族之中，能夠教授學問的，可以是父輩、是兄長，也可以是《紅樓夢》里賈代善那樣族中有學識且有閑的前輩。此外，唐人還享有一個後人難以企及的便利——以母教子。

唐代的女性教育尚未進入「女子無才便是德（明人語）」的時代，士族女性多擅長詩書，能夠在家庭教育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柳宗元在《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志》中記其母：

有聞如舅氏之謂，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盡知之，無遺者。」某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案：諷指背誦）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剪制縷結授諸女，及長，皆為名婦。

「詩、禮、圖、史」是成為名婦的必備功課，唐代女子學習這些，當然不是為了從事科舉，而是為了教育子女。有母如此，自然沒有從師的必要。

柳母的熟讀詩書並非特例，而是唐代士族家庭的普遍風氣。如元稹母鄭氏：

「稹八歲喪父，其母鄭夫人，賢明夫人也。家貧，為稹自授書，教之書學」李紳母盧氏：「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教以經義。[12]」

在啟蒙之學上，家學很好的替代了「師」的角色。

所以，對唐人來說，啟蒙有家學，應試靠背誦，出人頭地靠文學。終其一生，「師」恐怕都不是必需品。

《師說》的價值

中唐藩鎮橫行，國運衰落，士人們想要力挽狂瀾，而能夠承擔這一重任的並非吟風弄月的輕薄文學，也非出世逃避的佛、道二家，而是非儒學不可。

欲振興儒學，則必先振興師道，這是韓愈寫作《師說》、且身體力行「抗顏為師」的時代原因。他寫《師說》，不是對日用之理的重複說教，而是逆流而上，針砭時弊、振起世風的嘗試。

後來，師道的確被振興起來了，熟悉《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的人不難明白，唐以後的儒學史，幾乎是一部師法傳承的歷史。只不過，興起的「師道」已不再是漢儒那種在章句上較勁的煩冗家學，而是深究義理、更具現實眼光與實踐精神的嶄新的師徒授受之法。

《師說》正立於這歷史變革的潮頭，其意義並不普通。

注釋

[1]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版，第1849、1853、1869、1935頁。[2][唐] 柳宗元，《柳河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版，第540頁。[3][清] 董誥，《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版，卷六二七。[4][南朝宋] 范曄，《後漢書·鄭玄傳論》北京：中華書局2012版，列傳第二十五。[5][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2012版，卷三十。[6][南朝宋] 范曄，《後漢書·鄭玄傳論》北京：中華書局2012版，列傳第二十五。[7]李壯鷹主編，《中華古文論釋林》，賈至《議楊綰條奏貢舉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版，第183頁。[8][宋]李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96版，卷第二百六十五，輕薄一。[9]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版，第1859頁[10]同上，第2013頁。[11][唐] 柳宗元，《柳河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版，第204頁。[12][後晉]劉昫，《舊唐書·元稹傳》，北京：中華書局2000版，列傳卷一百一十六、第一百六第一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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