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每一個城市，至少都有一所公園

晚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廷為預備立憲，派遣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這次行程匆匆的遊歷中，不僅西洋的政制讓五大臣感到新鮮，近代歐洲的城市公共設施也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第一次知道西方的城市居然普遍設立了公園：「每至都會繁盛之區，必有優遊休息之地，稍得閑暇，即往游觀，輒忘車馬之勞，足益見聞之陋。」而反觀自己的國家，「中國以數千年文明舊域，迄今乃不若人，臣等心實羞之」。

五大臣歸國後，在呈給朝廷的改革建議書中，便提到建設公園：「各國導民善法，擬請次第舉辦，曰圖書館，曰博物館，曰萬牲園，曰公園。」希望皇帝「敕下學部、警部，先就京師首善之區，次第籌辦，為天下倡。妥定規畫之方、管理之法。飭各省督撫量為興辦，亦先就省會繁盛處所，廣開風氣，則庶幾民智日開，民生日遂，共優遊於文囿藝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無形之治功，實非淺鮮」。近代中國修建城市公園的風氣自此興起。

時至今日，許多研究晚清近代史的學者，仍然堅持認為：中國自古只有皇家園林、私家園林，而絕不會建造供公眾遊覽、憩息的公園；中國最早的公園建制，是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由洋人引入的。他們還考證出，中國最一個公園於1868年出現在上海租界，為租界「工部局」修建，叫做「公家花園」。

這家「公家花園」，便是後來鬧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傳言的外灘公園。按照「公家花園」的遊覽規則，「腳踏車及犬不準入內」；「除西人之傭僕外，華人一概不準入內」，可知「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流言並非空穴來風。當年《申報》也曾發表評論抗議公園對華人的歧視：「是園既名曰『公家花園』，而不系以『泰西』字樣，則其不能為泰西人所私可知；……則是園亦當縱華人遊覽，不容阻止，庶於『公家』兩字不相悖。」說起來真是諷刺，那麼多近代史研究者非得將「公家花園」當成中國的第一家公園，而這家公園卻原來拒絕中國人入內遊玩。

如果我們了解宋代社會史，還會發現，這不但是諷刺，更是一個笑話，因為在宋代中國，公園已經是普遍性的城市公共設施，而且，其公共性也遠遠超過晚清的「公家花園」，以及隨後興建的一批所謂近代公園。然而，近代史研究者對宋代的公園傳統視而不見，卻偏偏將一個不準華人遊園的租界公園定義為中國的首個公園。這種反傳統的啟蒙主義心態確實耐人尋味。

為避免不必要的爭議，還是先給「公園」一個定義吧。我們今天常說的「公園」，是指由政府或公共團體建設經營，供公眾遊玩、觀賞、娛樂的城市公共園林。我願意用這個定義來判斷宋代是否出現了公園。

「公園」作為一個表示公共園林的概念，最早應該就出現在宋代，北宋的呂陶寫過一組詩，題目就叫做《寄題洋川與可學士公園十七首》。這裡的「公園」，指洋州政府建造的衙署園林。在宋代，很多州縣都修建有衙署園林，宋人稱之為「郡圃」，有時候也叫「公園」。現在的問題是，宋代的郡圃究竟有沒有公園之實。

前面我們已經將公園界定為「政府或公共團體建設經營，供公眾遊玩、觀賞、娛樂的城市公共園林」。宋代郡圃顯然符合「政府建設經營」的定義，那麼郡圃是不是宋政府建造來「供公眾遊玩、觀賞、娛樂」的呢？

我們先來看三首宋詩：程公許的《清明日郡圃游觀者如織，余以趙園之約至夕乃還》，蔡襄的《開州園縱民遊樂二首》，陸遊的《入城至郡圃及諸家園亭遊人甚盛》。不用讀詩句，光看題目，便能確鑿無誤地知道，詩人所詠三處郡圃，都是對公眾開放的。

研究中國園林史的重慶大學毛華松先生曾從宋朝方誌、筆記中檢索出非常多的史料，論證了宋代郡圃的開放性與公共性：或定期向公眾開放，或完全開放。我在毛華松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宋代地方政府開放郡圃的相關史料搜羅如下：

一、定期向公眾開放的郡圃：

相州康樂園：「（園）既成而遇寒食節，州之士女無老幼，皆摩肩躡武，來游吾園。或遇樂而留，或擇勝而飲，嘆賞歌呼，至徘徊忘歸。」（《相州新修園池記》）

平江府郡圃：「承平時，每歲首飾諸亭，縱民遊玩，以示同樂。」（《姑蘇志》）

永嘉縣眾樂園：「縱橫一里，中有大池塘，亭榭棋布，花木匯列。宋時，每歲二月開園設酤，盡春而罷。」（《大明一統志》）

福州春台館：「州園在牙門之西，所謂春台館是也。歲二月啟鑰，縱民游賞，常閱一月，與民同樂也。」（《淳熙三山志》）

紹興西園：「邦人無小大得恣樂其中。二月二日始開西園，縱郡人游觀，謂之『開龍口』，府帥領客觀競渡。」（《嘉泰會稽志》）

成都西園：「每歲寒食，辟園張樂，酒壚花市，茶房食肆，過於蠶市。士女從觀，太守會賓僚凡浹旬，此最府庭游宴之盛。近歲自二月即開園，逾月而後罷，酒人利於酒息，或請於府展其日，府尹亦許之。」（《歲華紀麗譜》）

廣州元老壯猷之堂：「郡東西圃舊亭池，率荒蕪不治。淳祐壬寅，經略方寶學大琮政余，始命剗治蕪穢，舊者新之，堙沒者出之。西建『元老壯猷』之堂。……歲遇節，縱民樂之。」（元大德《南海志》）又，「花時無禁，邦人群敖爭先，帽桐之耋，騎竹之稚，韶妝縵裳之麗，遍綉台館，鞦韆蹴鞠，姱嬉老榕高柳邊，雜還乎滁亭之遊人也。」（《元老壯猷之堂記》）

二、全年向市民開放的郡圃：

寧波眾樂亭：「總橋三十丈，橋之東西有廊，總二十丈。廊之中有亭，曰眾樂，其深廣幾十丈，其前後有廡，其左右有室，而又環亭以為島嶼，植蒼木，於是遂為州人勝賞之地。方春夏時，士女相屬，鼓歌無虛日。」（《乾道四明圖經》）

福州甌冶池：「亭閣其上，而浮以畫舸，可宴可游。亭之北，跨濠而梁，以通新道。既而，州人士女，朝夕不絕，遂為勝概。」（《淳熙三山志》）

紹興賜榮園：「春欲盡數日，游者益眾。千秋觀前一曲亭（即賜榮園），亦競渡不減西園，至立夏日止。」（《寶慶會稽續志》）

南京青溪園：「建先賢祠及諸亭館於其上，築堤飛橋以便往來，遊人泛舟其間，自早入暮，樂而忘返。」（《景定建康志》）

（《景定建康志》中的「青溪園」）

定州眾春園：「庶乎良辰佳節，太守得與吏民同一日之適，遊覽其間，以通乎聖時無事之樂。」（《定州眾春園記》）

真州東園：「池台日益以新，草木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真州東園記》）

蜀州罨畫池：「至蜀州，郡圃內西湖（即罨畫池）極廣袤，荷花正盛，呼湖船泛之，系纜古木修竹間，景物甚野，游宴繁盛，為西州勝處。」（范成大《吳船錄》）

三、未確定全開放還是定期開放的郡圃：

成都合江園：「前後植梅極多。故事，臘月賞燕其中。管界巡檢營其側，花時日以報府，至開及五分，府坐領監司來燕，遊人亦競集。」（《獨醒雜誌》）

東平府樂郊池亭：「據舊造新，築之，鑿之，擴之，營之，辟之，有堂、有台、有池、有榭、有塢、有亭、有館、有南北門堂。所以與上下同樂者也。」（《東平樂郊池亭記》）

吳興郡圃：「方春百卉敷腴，居人士女，競出遊賞，亦四方風土所同也。故，郡必有苑囿，以與民同樂。」（《嘉泰吳興志》）

嘉興府思吳堂：「當其男以田功之畢，女以織事之休，內無饑寒之戚，外無賦役之勞，思以斗酒共相娛樂。」（《題思吳堂並序》）

平陽府南池：「其小人（指平民百姓）則曰，今而後農工之隙，吾得而游晏，佳哉吾守之有惠也」。（《吉鄉新修南池二亭記》）

長安樂游原：「樂游原亦曰園，在曲江之北，即秦宜春苑也，漢宣帝起樂游廟，因以為名。在唐京城內，每歲晦曰上巳重九，士女咸此登賞祓禊。」（張禮《游城南記》）

這其中最具娛樂精神的的公園，大概非成都郡圃——西園莫屬。成都西園不但定期開放，而且開園首日，政府還在公園中舉辦娛樂活動，以娛遊人。據庄綽《雞肋編》記載：「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賞幾無虛辰。使宅後圃名『西園』，春時縱人行樂。初開園日，酒坊兩戶各求優人之善者，較藝於府會。以骰子置於合子中撼之，視數多者得先，謂之『撼雷』。自旦至暮，唯雜戲一色，坐於演武場，環庭皆府宅看棚。棚外始作高凳，庶民男左女右，立於其上如山。每渾一笑，須筵中鬨堂眾庶皆噱者，始以青紅小旗各插於塾上為記。至晚，較旗多者為勝。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為數也。」

看起來有點像說相聲大賽，評委就是遊園的觀眾，凡能將全場觀眾逗得哄堂大笑的藝人，可得一枚青紅小旗。一天下來，哪位藝人得到的小旗最多，即為最佳藝人。

這類由政府建造、供公眾遊玩、觀賞、娛樂的郡圃，如果不能說是「公園」，那還有什麼可以稱為「公園」呢？而且，宋代的郡圃並非個別地方才修建，而是普遍設於各州縣，韓琦在《定州眾春園記》中說，「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園池台榭觀游之，所以通四時之樂。」南宋《嘉泰吳興志》也稱，「郡必有苑囿，以與民同樂。」也就是說，在宋代，幾乎每一個城市都設置了公園。

眾多史料還告訴我們，宋代郡圃在開放期間，對遊人完全不作任何歧視性的限制，不管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官員還是平民，男性還是女性，均可入園游賞。成都西園只是在舉辦相聲大賽之日，將看棚分為男席與女席。顯然，男女遊客同時遊園、同台觀看演出是毫無問題的。

反倒在清末，不少被今日研究者認定為「公園」的城市公共園林，卻針對遊客身份作出了種種限制，「公園」的開放性與公共性大打折扣，比如上海的外灘公園禁止華人入內；天津植物園要求男女分開遊覽：「星期一、二、五、六，准男客入覽。星期四、日，獨許女客入覽。」保定的蓮花池公園也規定：「星期六隻准婦女遊覽，不準男子入內。」

而我們的學者，寧願認定不怎麼公共的外灘公園為中國首個城市公園，卻不願意相信開放的宋代郡圃就是名符其實的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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