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經濟為何能反超北方？900年了，北方經濟又為何干不過南方？

最愛君談論這個話題絕不是空穴來風。

最近好幾波談論中國南北差異的話題，都很娛樂化。要麼北方人見到南方大蟑螂然後驚呆了，要麼南方人看到北方人上菜市場然後驚呆了。

這些見諸習俗、風物、個性的表象，之所以一次次上了熱搜榜，無不證明和強化了南北方的界

（對）

限

（立）

。

這條分界線就是秦嶺—淮河。它雖然是依據自然地理條件劃分的，但卻相對精確地表達了南北差異。

它是中國旱作、水田分界線，也是亞熱帶與暖溫帶分界線。1月平均氣溫0℃等溫線幾乎與它重合。

▲南北方分界線是一條神奇的線，比如它同時也是年降水量800毫米線。

但是，這些「驚呆了」在最愛君看來，都很廉價。被娛樂化的南北差異除了讓人很膚淺地笑一下，你還指望從中獲得什麼真知灼見嗎？相反，一些嚴肅的話題在這個娛樂至死的時代卻被忽略了。

比如，同樣基於這條分界線而存在的南北經濟差異問題。

中國歷史基本是從中原所在的北方開始書寫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用兩個字就可以寫完南方——蠻夷。有意思的是，到後來，談起經濟和社會發展，南方已有十足的底氣反過來鄙視北方。

一直到現在，北方多數地方還活在「我們祖上闊得很」的餘蔭里，而更加務實的南方則吹響了新一輪的發展號角，意欲進一步擴大對北方的經濟領先優勢。

這就讓我們更有理由正視歷史：從什麼時候開始，北方經濟就被南方追上並反超呢？原因又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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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經濟重心的南移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課題。1950年代，史學家張家駒寫過一本書，專門談這個問題。後來不時還有人研究這個課題，但幾乎沒有什麼系統性的成果出現。

這不奇怪，因為沒有新意嘛。一提經濟重心南移，就是北方經濟如何破壞凋敝，南方經濟如何強勢崛起，此消彼長，南方就超越北方了，論證完畢。

真實的歷史並非如此線性。

最愛君先來駁斥兩種謬論：

第一，很多人引用明人于慎行的話說：

「三代以前，江北繁盛，江南曠闊。漢晉以下，江南富實，江北凋敝。蓋由三國五胡之亂，兵害戰爭多在江北。」

中心思想是，戰亂導致了北方經濟的衰落。事實果真如此嗎？

第二，還有人認為，春秋戰國時期以楚文化為代表的南方經濟不弱於北方，隋唐以降南方經濟更不遜色於北方，故歷史上並不存在經濟重心南移一事。這種觀點很標新立異，但這是真的嗎？

▲關中地區在很長時間內都是全國經濟的扛把子。

至少在司馬遷生活的西漢時期，北方

「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而南方仍然地廣人稀，火耕水耨，生產力落後得很，跟北方不在一個層次上。

東晉政權建立和唐代安史之亂，相隔400多年，但都是南北經濟實力此消彼長的兩個重要節點。這足以說明，戰亂頻仍的北方，經濟實力並未衰退到完全不堪的境地，相比南方，仍然優勢明顯。

這也不奇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況且經濟是有彈性的，只要伸張有度，不可能一下斷裂。

唐代的全國經濟重心在河北一帶，屬「極富之地」。北宋年間，河北一帶經歷與契丹的多次戰爭，經濟卻未一蹶不振，仍保持領先優勢。河北產的絹等紡織品無論質量還是價格，都是全國最高的。

靖康末年，金人向北宋索取絹1000萬匹，皆取自內庫，其中一些來自兩浙地區的絹，遭到了金人赤裸裸的嫌棄。他們嫌浙絹輕疏而退回，所收幾乎全是河北精絹。

可見，河北經濟發展質量之高，江南地區遠不能望其項背，連少數民族政權都很懂。

陝西同樣如此，自古就是富庶之地。入宋以後，在寶元年間（1038—1040）大規模的宋夏戰爭爆發之前，據蘇軾說，是

「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為公侯；藏於農家者，多於府庫也」。

這是典型的藏富於民有沒有？

▲《清明上河圖》（局部）是北宋北方繁華的例證。

其實，南北方的納稅數據最能說明北宋時期，北方經濟仍優於南方。

當時，南方田地多出北方一倍多，人口多出北方兩倍多，而負擔的稅額僅為北方的80%左右。即便是南方最富裕的四個省份，稅額也都大大低於河北、陝西。北方的財政負擔比南方沉重得多。

經濟越發達，稅負就越重。這幾乎是古代中國徵稅的通則。就跟明清兩代重重剝削江南一樣，北宋重重剝削北方，這就能看出其時北方經濟發展程度高於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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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戰爭可以一時摧毀一個地區的繁榮，卻無法一世消滅這個地區的發達。

只要假以稍微穩定的局面，這些原本繁榮發達的地方就表現出它們的潛在優勢，在戰後迅速修復經濟，實現強力反彈。

從東漢到北宋，北方經常在戰亂與和平的循環中守護它的經濟優勢，而相對安穩的南方則默默扮演了追趕的角色。

打個不算恰當的比方，那時的北方有點像現在的歐洲，經濟爛熟，發展緩慢，但瘦死的駱駝總比馬大；南方則有點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基礎薄弱，百廢待興，發展勢頭迅猛，但畢竟塊頭還小，想要超英超美還需時日。

北方經濟衰落的根本原因，不在於戰爭的破壞，而在於環境的破壞。

儘管出現過手工業的精品，但無可否認，農業是北方經濟長期碾壓南方的殺手鐧。戰國時代成書的《禹貢》將全國土地分為三等九級，其中黃河中、下游地區和淮河流域土質最為膏腴，南方的荊、揚二州最為貧瘠。

土質的沃與瘠，決定了當時農業生產水平的先進與落後。

秦漢時期，農業的精耕區仍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和淮河流域。這一帶是帝國的糧倉。

就糧食畝產而言，以粟米為例，北方到唐代已臻頂點，此後宋至清均未達到唐代的水平。原因主要是，北方對農業的過度倚重，導致過度開發，嚴重破壞了植被與環境，最後遭到了大自然的報復。

北方發展得早，在存量可耕田地越來越少的情況下，北方人不放過任何一塊可耕種的地方。數百年來的濫墾濫伐, 嚴重破壞了黃土高原植被。自唐以降, 陝北黃土高原上水、旱、風、雹橫行肆虐。此時, 正是關中、中原貧民源源不斷湧入陝北黃土高原辛勞墾荒之日。

人禍招致天災，進而影響農業生產與經濟良性發展。這是一個人與自然互相傷害的故事。

歷史時期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水資源曾相當豐富，湖泊眾多，星羅棋布，後因氣候變遷及農業開發，水體大量減少，湖泊不斷消亡。宋代以後，這一地區的湖泊急劇減少，農田灌溉都成問題，北方的農業優勢便日漸難以為繼。

這很大程度上也是黃河水患造成的惡果。黃河中游的水土流失不僅使中游地區的耕地面積日漸減少，而且使下游形成舉世罕見的地上懸河，易溢、易決、易徙。自西漢到民國，黃河決口超過1100次, 平均不到兩年就來一次，其中唐代以後決口更頻繁。再好的農業基礎，也經不起這麼高頻率的摧殘。

▲從西漢至民國，黃河決口逾千次。

相較之下，南方發展得晚，長期未開發，則反而獲得了後發優勢。至少在自然環境這一塊，受到的破壞沒有老農業區黃河流域那麼深重，其受到的自然報復程度也就沒有北方那麼嚴重。

隨著北人南遷，興修水利，改良農具，增施肥料，精耕細作，成為南方農業發展的新趨勢。農業在南方駛入了發展快車道。

南北方的農業發展道路差異，決定了二者的後勁截然不同。

如果要給天災找人為因素，那麼，這無疑與歷代統治者在南北方推行的不同政策密切相關。

北方長期作為政治重心，在傳統的耕戰政策指導下，發展農業的目的是養兵立軍，且賦稅往往征之過甚，這就導致了必須竭盡全力向土地索取糧食，以毀壞天然植被、放棄多種經營為代價的單一糧食生產方式由此確立。南方經濟則一般是因地制宜發展起來的，人為干擾較少，統治者的徵調也多折為錢絹，相對自由的市場經濟由此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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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最終依靠商品經濟實現了彎道超車，整體碾壓北方。打個比方，北方一直是計劃經濟的執行者與受益者，南方則宣告了市場經濟的勝利。

傳統中國，士農工商，階層井然。這套秩序，北方人貫徹得很到位。

北方人骨子裡是重農輕商的，當人口增多，土地減少時，他們會通過走西北、闖關東等開荒種植的方式拓展生存空間，而不會在經濟形態的多樣性上下功夫。

南方人靈活、務實得多，他們從來沒有囿於稼穡一行，以盈利為目的的種植業在南方備受青睞。

南方人不以仁義與否來評判你是君子還是小人，而是以會不會賺錢、能不能賺錢來判斷一個人牛不牛逼。

工、商兩業，尤其是商業利潤高，越來越受到南方人的推重。至遲到唐初，商業在南方已有凌駕於諸業之上的趨勢。

顧炎武說，蘇州地區

「農事之獲，利倍而勞最，愚懦之民為之；工之獲，利二而勞多，雕朽之民為之；商賈之獲，利三而勞輕，心計之民為之；販鹽之獲，利五而無勞，豪滑之民為之」。

可見，在南方，最笨的人才去務農，聰明人都奔著高利潤的商業經營去了。

▲《姑蘇繁華圖》（局部）反映清代蘇州的經濟發達情況。

宋代的商業繁榮，南方比北方突出。南方擁有許多北方沒有的經濟作物，它們的商品率大大高於糧食作物，茶葉是顯著的例子。宋代每年投放市場的茶葉總值達100萬貫，僅此一項，就讓北方相形見絀。

北宋的工商稅收中，鹽、茶、銀、銅佔了很大的比重。不好意思，這四項產品大部分或全部都出自南方。

長江在宋代開始發揮出交通大動脈的效益，幹流及支流沿岸城市不僅數目超過黃河，繁榮程度也凌駕其上。此時，東南沿海對外貿易港口的繁盛，也是古代絲綢之路從陸路轉向海路的寫照。

經濟發展的結果，就是士人參與政治話語權的加重。南方士人在唐宋之際歷次改革運動中的作用一次比一次大，反過來印證了經濟重心逐步南移的趨勢。

唐中葉的永貞革新，領袖王叔之、王伾分別是南方的越州和撫州人。改革很快失敗，表明江南地主的政治力量還不夠強大。到了唐末五代，南方政治勢力急劇膨脹。入宋以後，范仲淹、歐陽修、蔡襄、杜衍、余靖這些名臣，都是南方人。

最典型的是王安石變法，參與的大都是南方人，其核心人物主要是江西、福建士人。這表明江南經濟文化的發達不僅限於三吳及少數沿江平原，而是深入到了長江中下游以南的廣大地區。

有意思的是，

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提出的改革措施均有利於商品經濟發展，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則繼續輕視工商業。兩者針鋒相對，恰是南北方人對工商業態度的一個縮影。

▲王安石（左）與司馬光的PK，本質上是南北方人觀念的對決。

後面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南宋定都杭州，南方在歷史上首次集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於一體。

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自此完成。

以後南北兩方雖有明清長達數百年的穩定發展期，但自南宋起900年來，北方經濟再也無法走出南方的陰影，直到今天。

總之，

北方經濟的衰落，屬於「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南方經濟的崛起，以及反超北方，則是「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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