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傳媒時代的小說虛構
李洱，1966年生於河南濟源，被譽為中國先鋒文學之後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之一。《石榴樹上結櫻桃》一書被《普魯士報》評為「配得上它所獲得的一切榮譽」。現為《莽原》雜誌的副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部副主任、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及河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傳媒時代，小說何為？
當我們越是生活在一個非虛構的世界、一個被圖像包圍的世界，虛構就顯得越是重要，文字書寫就越是珍貴。
到今天為止，電視、網路等傳媒確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我們的生活，而且還將越來越深入地影響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價值觀、幸福觀，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想像世界的方式，都可能因為傳媒的強勢介入而發生變化。這種影響將是全方位的，而被影響的人更是全體性的。
在這樣一個傳媒時代，可能無論在國外還是國內，許多人都會認為，與其讀小說，還不如讀報、看電視。人們之所以舍小說而讀報紙，舍小說而看電視，很重要的一個理由，可能是人們覺得新聞報道是真實的，而小說是虛構的。小說通過虛構達到真實，需要通過一個轉換，而新聞報道直接面對真實。然而，新聞並非完完全全地再現真實。通過剪輯或者信息的重新整合，即便所有新聞素材都是真的，它最後得出的結論也未必是真的。用一個真實去掩蓋另一個真實，或者用局部的真實去掩蓋更大的真實，從而得出一個未必真實確鑿的結論，成為一種慣用的伎倆。儘管我們知道這種種以非虛構面目出現的鏡頭、文字、圖像極有可能或多或少包含著「重構現實」的成分，還是有很多人，包括我，仍然願意把很多時間交給電視、報紙、網路。
那麼，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傳統的虛構形式是否還有其存在的必要？在傳媒狠狠地吸引住大眾的時代，小說何為？我的觀點是，當我們越是生活在一個非虛構的世界、一個被圖像包圍的世界，虛構就顯得越是重要，文字書寫就越是珍貴。因為，虛構本身是一種自由精神的體現。由於非虛構世界的存在，可能使小說存在的理由顯得更堅實、更充分。事實上，當今天的這個世界過多地沉浸在非虛構的語境中時，在某種意義上，虛構就成為了馬爾庫塞筆下的「他者」。按照馬爾庫塞的說法，正是這種「他者」，這種異於現實的美學，讓我們得以與體制化的現實疏離開來。而正是這種疏離，這種暫時身在廬山之外，不僅讓我們得以認清現實，而且可能使我們的文字具有一種介入現實的力量，讓我們得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確立自我的身份。
傳媒對現代小說的影響
無論它離我們或近或遠，中國近現代小說的肇興都與現代傳媒有著密切的關係。沒有現代傳媒的介入，就沒有我們現在看到的現代小說。
說到歷史上文學與傳媒的關係，例子太多了。比如，現在我們很難想像，如果沒有來自大眾傳媒的影響，魯迅筆下的人情世故會不會是另外一副模樣？先不說魯迅的雜文都曾經發表在當時的報紙上。事實上，就連魯迅的小說，他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也都是在報紙上連載的。而且，魯迅先生極有可能因為報紙版面的某些變化，隨時調整作品中每個段落的字數。我們不妨作一假設：若不是編輯催稿過急，阿Q先生說不定還可能多「活」幾天呢？他要是多活幾天的話，還會發生什麼故事？說不定魯迅先生不讓他死呢？如果諸如此類的假設成立，我們過往從阿Q身上發掘出來的很多意義，會有多大的不同啊？
再比如，另外一位在我們看來是桃花源中人的作家———沈從文。無論是他看世界的方式、想像世界的方式，還是表達世界的方式，都曾受到大眾傳媒的影響。沈從文唯一一部長篇小說《長河》，最早就連載於香港《星島日報》副刊。後來，《長河》出單行本的時候，沈從文重撰題記，我們從中可以讀到這樣一個信息：如果沒有在京城生活的經歷，如果沒有接觸到現代媒體，沈從文很可能就不會寫《長河》和《邊城》。
在《長河》當中，沈從文不僅頻繁提到現代媒體，其中提到最多的就是創刊於1872年，解放前中國歷史最長、影響最大的報紙———《申報》。而且，憑藉著一系列用民間話語的方式表達出來的大眾傳媒話語，呈現出一種新的現實。此外，即使現在重新翻閱《長河》，你仍然可以感受到它與一般長篇小說的迥然不同。與其說它像是一部長篇小說，不如說更像是一部由一系列碎片連綴而成的地方志、風物誌、小品文，甚至有點像卡爾維諾所提出的那種「百科全書式的小說」。我以為，也可能是誤以為，這是沈從文這樣一個作家，在他那個時代，對小說作出的一種必要調整。
如果再聯繫到沈從文同一時期寫下的《邊城》，我們會發現他的調整實際上包括兩個方向。一個是把大眾傳播當成一種新的文化現象，把大眾傳媒與現實的關係當成一種新的現實，從正面進行表述。另一個似乎是，完全逃離現場，背對現代文明，去描述一個未被現代社會所浸染的邊城。那完全是一個烏托邦，是一個非常自足的世界，一座塔一條河，一個老人一個少女，一條船一條狗。真實世界中的邊城，毫無疑問不是沈從文描述的那個樣子。據說，沈從文筆下的翠翠有其夫人張兆和的影子，都是臉盤長得很好的俏黑女子。但我們不要忘了，張兆和是個頗具才華的新式學堂的學生。而翠翠卻像是一個美好的小動物，她最大的玩伴不是書本，而是那隻黃狗。這無意中透露著，沈從文就是帶著對城市生活的感受，帶著對新時代女學生的感受來寫《邊城》的。
從表面來看，我們或許可以把沈從文的小說稱為地方性敘事。但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現在，沈從文的這種地方性敘事，都不僅僅是要講述一個鄉村傳說。如果我們把沈從文寫作的熱情，他的地方性敘事的意義，看成是外部世界影響的結果，看成是以大眾媒體為代表的現代文化符碼介入的結果，我想這種說法大致上是可以成立的。我認為，正是沈從文這樣一位鄉土作家對現實的兩種回應方式，使他的寫作也由此獲得了長久的意義。他在那個年代就意識到了大眾傳媒的問題，並在文體上作了回應，真的很不簡單。在全球化的今天，在現代傳媒如此發達的今天，沈從文想像世界的方法，及其作為一種地方性敘事手法的意義，不但沒有過時，反而越來越具有啟示性。
通過魯迅和沈從文的例子，我們不妨稍微膽大一點來下這樣一個結論：無論它離我們或近或遠，中國近現代小說的肇興都與現代傳媒有著密切的關係。沒有現代傳媒的介入，就沒有我們現在看到的現代小說。
娛樂狂歡下什麼被遺忘？
這種娛樂的專制，是如此隱蔽地存在著。在此種情形之下，我們不再體驗到那種傳統的、細緻入微的痛苦。而在如此這般的娛樂的專制下，個人的痛苦會顯得如此不值一提。
當然，我們必須得承認，與魯迅、沈從文那個時候相比，現在大眾傳媒對時代的影響要更為深刻、廣泛。如果說在《申報》的那個時候，媒體在相當的程度上起到類似於輿論「統一度量衡」的作用，那麼如今的大眾傳媒確實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就中國的媒體而言，這種變化當然更多是積極的，但是問題的另一面也同樣突出，而且可能越來越突出。
在《娛樂至死》里，波茲曼對以電視為代表的當代大眾傳媒有一個一針見血的說法。我覺得，它對中國媒體同樣有效。那就是，他認為當代大眾傳媒其實只有一個聲音，那就是娛樂的聲音。在此情境下，新聞的價值取決於它能帶來多少笑聲。舉例來說，如果一個播音員因為長得丑一點，不能帶給觀眾視覺的愉悅，那麼一旦收視率直線下降，這個播音員的下場就是捲鋪蓋滾蛋。
在這本書中，波茲曼提到不少有趣的事例。比如，按他的調查研究，「水門事件」之所以會暴露，是因為尼克松在電視上的形象有問題：他不像老實人，而很像一個說謊者，從而引起了別人的懷疑。有意思的是，經由一陣窮追猛打之後，尼克松還真露出了狐狸尾巴。又比如，里根當年參加總統辯論之所以能夠獲勝，波茲曼認為，是因為他在辯論的時候講了個笑話。而報紙上第二天的新聞標題就是———「里根用一個段子擊敗了對手」。在羅列了這些趣事之後，波茲曼提出了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像美國這樣一個當今世界最發達的國家，正在不自覺地進入另外一種專制社會。這種專制不同於以往，它採取的手段不再是監獄、皮鞭、老虎凳、辣椒水，而是歡樂。你不得不承認，波茲曼的目光非常刁鑽。如果我們承認他說的是事實，那麼你會發現，這種娛樂的專制，是如此隱蔽地存在著。在此種情形之下，我們不再體驗到那種傳統的、細緻入微的痛苦。而在如此這般的娛樂的專制下，個人的痛苦會顯得如此不值一提。
彷彿就是對自己這句話的驗證，雖然波茲曼是個非常重要的學者，但在他去世時，他的死沒有激起半點漣漪。因為，當時美國的新聞媒體正專心致志於一件事，那就是以出演男性機器人著名的施瓦辛格正在競選州長。這位好萊塢明星的參選和當選，使得政治競選模式與好萊塢的娛樂模式實現了完美對接。我們知道，施瓦辛格飾演的都是一些未來世界裡被大卸八塊不僅毫髮無傷，還能給人帶來快樂的機器人。哦，這真是一個奇妙的寓言。
當然不是說，在這樣的一個由媒體控制的娛樂時代，我們就沒有痛苦了。痛苦還是有的，但很多時候我們體驗到的痛苦，是一種受大眾傳媒影響之後的痛苦，一種很新型的、聽上去好像還有點別緻的痛苦。比如說，如果說以前女人的痛苦，可能是易卜生筆下娜拉式的痛苦：娜拉到底是走出去呢，還是繼續呆在家裡？出走之後是重新回來，還是繼續呆在外面？如果要呆在外面，又會幹什麼呢？這是女人的痛苦。那麼，現在呢？如果說她們已經從那種老式的痛苦中解放了出來，從棍棒、老虎凳，從大男子主義的淫威下解放了出來的話，那麼她們現在則進入了一種新的痛苦———一種面對鏡子時的痛苦：我為什麼沒有章子怡那麼漂亮，沒有張曼玉那樣的身材？章子怡用什麼化妝品，本姑娘也得用什麼化妝品，張曼玉在電視里穿什麼樣的旗袍，姑奶奶也要穿什麼樣的旗袍。於是，一種作為整體的女人形象，一個整體的人的形象，就此瓦解。女人從一種專制進入了另一種專制。當然這不僅僅是女人的問題了，男人遇到的問題同樣嚴重，或許更為嚴重。而這種專制，無疑是大眾傳媒提供給我們的。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痛苦在哪裡？在這樣一種歡樂和諧的氣氛中，個人存在的真實性又在哪裡？我想，小說的虛構應當要作出某種調整。
小說虛構需要調整
這種寫作很多時候被命名為「狂歡化的寫作」。狂歡到作者自己的眼睛和手都不夠用、跟不上了。那麼，這種情形下，你是否還有時間，可以在沉思和默想中、在文學的靜穆中，表達自己的真實感受？
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會發現，進入新世紀以來，一些敏感的作家已經經常在強調和揣摩小說的敘事資源問題。莫言在《檀香刑·後記》向傳統小說致以敬意。格非認為，他的《人面桃花》受到了《紅樓夢》和《金瓶梅》的影響。而在我與畢飛宇的一次長談中，他就向我透了個底：《玉米》的篇名來自臧天朔的一首歌。而他寫作《玉米》的情境非常有意思，他經常一邊放著搖滾，一邊翻著《金瓶梅》、《水滸》，一邊寫著《玉米》。
畢飛宇隨意說出的這樣一個情形，倒可能說明了當代寫作的重要處境，一種複雜的處境。而當他們提到敘事資源問題的時候，我以為他們其實也在強調地方性敘事的意義，探討著在新文化語境中地方性敘事到底有哪些新的空間、新的可能性。這與沈從文當年的寫作，其實應該說是一脈相承的。而我們之所以在今天如此強調敘事資源，要把《紅樓夢》、《金瓶梅》、《水滸》重新從書架上取下來，放到自己的案頭，是因為到今天，越是全球化，地方性敘事的意義越是突出，我們自身的文學資源也就越是顯得珍貴。當然，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他們用一種擬古式的文體造成一種疏離感，以此對大眾傳媒所代表的語言、文化進行個人的抗爭。他們頑強地拒絕被同化。
當然，除此以外，還有另外一種調整。那就是，在虛構的形式上、在文本結構的編排上，吸收大眾傳媒、尤其是電子傳媒的一些重要元素。保羅·羅伯茨曾在他的一篇名為《一個多媒體作家的自述》文章中，提到數字技術對文本的影響。他說，以前的小說、故事，往往只能以一種方式講述：故事一開頭就是大江東去，要奔向結尾。這是一種線性的講述方式。還有另一種方式，就是非線性的，有許多可能性可以加入進來，然後四處蔓延，形成一種新型的、更為複雜的文本結構。如果我們在互聯網上找到「莫扎特」，用滑鼠點開，你就可以找到有關莫扎特的所有鏈接。於是，你可以讀到介紹18世紀的音樂或者維也納歌劇的文章。如果你隨之點擊「唐璜」這個詞，你可能會聽到歌劇的片斷，甚至讀到很多這部歌劇的著名演唱者———帕瓦羅蒂的趣聞軼事。隨之出現的，可能是義大利這個國家的地理、政治、經濟狀況，甚至是足球、馬特拉齊和齊達內……在這個信息之旅中，你很快會從一個事物跳到另一個事物，從一個詞進入另一個詞，從一個片斷進入另一個片斷。用羅伯茨的話來說就是，你沿著不同的符號路線轉入各個分支通道，並根據一個巨大的文本庫創造出了一個非線性的敘述文本。當然，因為百度和谷歌等搜索引擎的廣泛使用，如今的我們對這樣一種描述已經見怪不怪了。
我想起在很多年前，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的時候，我曾經向一個朋友談起我想用報紙的方式寫一部小說：故事圍繞著一個人的命運展開，然後有無數的相關鏈接伸向情節的每個角落。因此，當看到羅伯茨的描述與評議時，我吃驚地發現他的感受跟我當初的擔憂非常相似。什麼感受和擔憂呢？那就是，這種文本的零碎感會不會讓人感到不適？所有的文本雖然可以相互鏈接，但它們實際上是彼此隔絕的。更重要的是，作家又如何亮出自己的觀點？它和報紙的區別又在哪裡？如今，這種寫作很多時候被命名為「狂歡化的寫作」，狂歡到作者自己的眼睛和手都不夠用、跟不上了。那麼，這種情形下，你是否還有時間，哪怕一點點時間，可以在沉思和默想中、在文學的靜穆中，表達自己的真實感受？那麼，你本人何在？你的意志何在？你似乎衝破了原有文本的限制，但卻進入了另一種限制，你的自由寫作說到底很可能是一種假象。我想，這種困境可能也是進行諸種比較極端的文體實驗的人，遲早都會遇到的問題。對此早早地保持警惕，或許是必要的。
或許更重要的是，我們在經歷了很多事情之後終於認識到，我們確實還有許多苦痛，而自己的苦痛在很多時候是無法被娛樂化、被通約的，需要你個人或者你這個寫作群體獨自去面對。也就是說，我們依然有個非常堅硬的內核無法被化解。雖然，因為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世俗化浪潮已經席捲中國，西方發達國家幾乎所有的經濟和文化產品已經湧入中國的大街小巷，但是，歷史依然帶著強大的慣性在向前滑行。
一方面中國好像已經進入後現代時期，與國際社會大面積接軌。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的許多方面依然處於前現代時期。我們仍然有一種可以被稱為「傳統」的痛苦，比如貧困。我想，不妨把這樣一種痛苦稱為「重」的痛苦。我想起波蘭作家米沃什的一個說法：事實上存在著「另一個歐洲」，而波蘭就處在於那「另一個歐洲」。波蘭人依然生活在歐洲的某一個已經結束了的歷史之中，生活在歐洲的過去時。所以，他們的那種痛苦，在別的歐洲人看來，是一種過時的痛苦。對別人來說，歷史可能已經終結，但對我們來說，歷史並沒有終結，我們仍能感受到來自歷史的巨大壓力。它是一種難以承受的「重」。除了這種「重」的痛苦之外，我們還有一種比較新鮮、聽上去也比較別緻的，但同時又很真實的苦痛。那就是，由於現代技術對人的統治而帶來的無力感，以及被壓抑的慾望獲得釋放之後的睏乏狀態。借用米蘭·昆德拉的說法，這種痛苦或許也可以稱為「無法承受之輕」。更多的時候，我們就在這兩種或「重」或「輕」的痛苦之間徘徊，並為此發出悲鳴。
顯然，這樣一些經驗都是我們無法輕易消化的。但是這樣一些經驗，這樣一些無法被大眾傳媒吸納的經驗，都有賴於身為作家的我們去呈現。而且，或許，只有通過小說虛構去呈現。所以，在這個傳媒時代，不管你作出怎樣的應對、調整，你最後要解決的就是如何用小說去面對這種種或「重」或「輕」的痛苦以及它們的繁複關係。而小說的虛構，也由此可能獲得它的意義和尊嚴。
本文系作者授權發布
《當代》文學拉力賽期待您的評議，入選者將獲得下一期《當代》雜誌，並有機會優先參與後續的各類線下活動。
點擊展開全文
TAG:當代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