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達天價起訴自媒體，眾聲喧嘩與資本狂歡的背後

當天價索賠成為企業標配，當資本習慣於用碾壓的方式剷除批評的聲音，到時候連真話都將被淹沒在眾聲喧嘩與資本的狂歡之中。

撰文 | 魏英傑

前幾天，萬達集團正式採取行動，對一批微信公眾號和微博提起索賠金額高達500萬元的天價訴訟

這些自媒體賬號包括「財經小麵包」「迪蒙智慧交通」「新百姓雜誌」「工信三板通」等微信公眾號和 「coyote-abraham」 「尚啟庄」「核平嘴炮」「吳曉偉」「億邦動力網」等微博。

萬達提起訴訟的原因是，這些自媒體近日發布或傳播了「王健林被限制出境」的謠言，造成萬達集團股債雙殺，一時風聲鶴唳。

這可能是萬達對造謠傳謠自媒體的第一波起訴。萬達方面表示，對其它惡意造謠傳謠的自媒體，也正在調查取證。看這架勢，萬達這次是準備把能找出來的、符合起訴條件的自媒體都給告個遍。

萬達集團官網發布的消息

萬達這次起訴自媒體，道理上沒啥毛病，只不過吃相比較難看。倒是這幾天萬達的新聞發言人陳常偉在迪蒙智慧交通的公號上留言爆粗，結果又是一地雞毛。

我更感興趣的不是訴訟本身的對錯勝負（據悉有的公號並沒有收到法院傳票），而是企業針對自媒體發起訴訟的索賠金額及其背後社會心態。

印象中，企業對自媒體發起訴訟，索賠金額不上100萬元都不好意思開口了。這次萬達對每家自媒體的索賠金額「僅」500萬元，上次，萬達起訴某家自媒體編造王健林怒斥馬雲的言論，直接就按1000萬元來了。

搜了一下，類似針對自媒體的天價索賠案，可以列一長串名單。例如：

2017年8月22日，百度起訴粉筆網CEO張小龍、自媒體「酷玩實驗室」，向張小龍索賠1000萬元，向「酷玩實驗室」索賠500萬元。

2017年3月8日，美團點評起訴自媒體「互聯網分析師于斌」，索賠1000萬元；

2017年2月22日，優信二手車起訴「互聯網熱點分析」，索賠1000萬元。

2016年9月19日，京東起訴歐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多個微信公眾號，並索賠人民幣1000萬元。

百度起訴粉筆網CEO張小龍和「酷玩實驗室」

這還只是信手拈來的案例，實際數量肯定比這多。當然，這些都是民事訴訟，只要給得出理由（哪怕隨便編個理由），企業想索賠多少，都沒什麼問題。漫天要價，也不是不可以討價還價。

再看各家起訴的理由，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

近日針對王健林被邊控的傳言，確實對企業造成直接影響；百度起訴粉筆網、酷玩實驗室是因為一篇叫作《《百度命令員工侮辱地震災民，向兒童傳播色情信息，為了錢還有什麼做不出來》的文章，一看就知道不靠譜；還有美團起訴自媒體的原因是對方發了一篇叫作《美團王興夫妻兩派疑內訌，投資人稱上市計劃再延期》的文章，這種文章也很容易授人以柄。

關鍵是企業為什麼總喜歡對媒體天價索賠，這毛病是什麼時候養成的。

這牽涉到11年前的一樁官司，許多人可能已經不甚了了。話說起來，在大陸對媒體天價索賠的始作俑者是富士康（準確地說是富士康旗下的一家全資子公司）。

2006年6月15日，剛創刊兩年的《第一財經日報》在C5版頭條發表《富士康員工：機器罰你站12小時》一文，在大陸率先報道富士康普遍存在員工超時加班現象。

7月初，富士康旗下這家公司在深圳市中院以報道不實、侵害其名譽權為由，起訴《第一財經日報》的記者王佑和編委翁寶，索賠3000萬元，其中向王佑索賠2000萬元，向翁寶索賠1000萬元，並提出財產保全請求。隨即，法院查封了兩人的房產、汽車和存款。

記得消息傳出來後，許多人都傻眼了。當時我已經離開上海到了杭州工作，不過因為對《第一財經日報》有一點了解，而且翁寶原來就在我的前東家《東方早報》任職，所以格外關注這樁官司。

富士康這一招，創下兩大先例：

其一是直接繞過報社起訴記者編輯，這應該是有意為之；

其二是創下了中國大陸以名譽侵權向媒體索賠金額最高的記錄。

我記得當時不僅是記者本人（王佑直接就哭了，翁寶也說這是他媒體職業生涯中最艱難的時刻），報社一開始也是懵了。隨後，報社發表了聲明，公開支持記者。

引發天價索賠訴訟的《第一財經日報》的相關報道

這樁官司，後來以富士康將索賠金額降低到1元直至撤訴、雙方和解落幕。但富士康以天價索賠震懾媒體人的做法，卻成為這樁官司的最大「遺產」，為各大公司對付輿論所沿用。

不管後來仿效富士康的企業承認與否，以天價索賠發起訴訟，首先可在氣勢上碾壓對方，其次可以迅速博取公眾關注（例如富士康起訴媒體前，許多人還不知道它是全國最大的代工廠），此外無論結果如何，都可對其他媒體形成震懾效果。

說穿了，媒體有新聞監督權，而大企業有的是律師團和大把的錢——如果我不能讓你閉嘴，那就用天價賠償砸死你。更何況，現在大企業起訴的都是本身沒有採訪權，往往也不會到現場調查的自媒體，這更像大象踩死一隻螞蟻、巨鯨吞下一隻蝦米那樣容易。

但這實際上是對公共輿論的碾壓性破壞。隨著傳統媒體衰落以及自媒體的崛起，大大小小的自媒體實際上扮演了部分輿論監督的角色。相對來講，雖然自媒體不像傳統媒體那樣行文嚴謹、價值中立，但或多或少代表了一種聲音，傳遞了一些信息。

本來，自媒體的手裡有筆杆子，企業的手裡卻也不是沒有話筒，遭遇謠言、惡意中傷，企業既可以自己發表聲明，也可以通過媒體發聲，傳言也就不攻自破。當然，企業也有權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名譽，這也能夠得到公眾諒解。但動輒天價索賠，擺出一副就是要「滅了你」的架勢，能否達到寒蟬效應且不說，給公眾的觀感並不好。

富士康起訴《第一財經日報》以和解告終

這也折射出，一些大企業打心眼裡是瞧不起媒體（包括自媒體）的，對公眾輿論也並不是真正在乎。這背後無外乎這些原因：

其一，企業雖然從市場上賺取利潤，但往往又是以權力為靠山，企業越大可能越擺脫不了政商結合的套路，因此對市場和輿論也就越缺乏敬畏之心。如果企業一分一毫取之於市場，依賴於市場，豈有不愛惜羽毛、注重公眾評價的道理。

其二，媒體從來就是被各種權力打壓的對象，特別是進入自媒體時代，不說記者已經淪為弱勢人群，自媒體也已成了「公號狗」，企業又怎麼可能把自媒體放在眼裡？

所以，與其說一些企業對自媒體發起天價索賠是對富士康經驗的效仿，不如說這是對權力意志的模仿。

在富士康起訴《第一財經日報》事件中，不僅全國媒體「同仇敵愾」，各方專家學者也紛紛發聲，這是富士康撤訴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今，這種同氣相求的氣氛早已蕩然無存。公共輿論的碎片化，已是一個沉重的現實。前些天許多人在微信朋友圈轉發南方日報大樓的一張圖片，何嘗不是在懷念一個媒體人曾經輝煌的時代。

這不是鼓吹毫無原則的站隊。事實上，《第一財經日報》當年選擇和解並向富士康表示歉意，也是在於其報道存在誇張和瑕疵之處（這是秦朔公開承認的）。問題就在於，企業與媒體的報道糾紛，不應以這種錯誤的方式呈現，否則公共輿論與監督的尊嚴也將蕩然無存。

手握輿論監督權的媒體，與任何人都可以註冊個賬號發文的自媒體，固然不能一概而論，但其中有些道理卻是相通的。比如，媒體的公信力來自於報道的公正客觀，自媒體的公信力同樣來自於文章內容的真實可信。

所以，這些被訴自媒體也該反思，如果是純粹為了點擊量而惡意造謠，或許怪不得人家跟你打官司。特別是那些習慣於用造謠來吸引眼球的自媒體，根本不值得同情。

讓人擔憂的是，當天價索賠成為企業標配，當資本習慣於用碾壓的方式剷除批評的聲音，到時候連真話都將被淹沒在眾聲喧嘩與資本狂歡之中。沉默，也將成為這個時代最安全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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