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演化的三次智力覺醒：第一是語言的產生

按照美國古生物學家斯蒂芬·傑·古爾德等人的說法，生物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的變化並不是自然界普遍的鐵律。人類獲得物種霸主的地位，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物種演化過程重新進行一次，很難確保出現同樣的結果。英國人類學家克里斯·斯特林格持同樣看法，認為演化沒有方向，充滿隨機性與偶然性。如果這種說法屬實，那麼我們不得不感到慶幸，並希望積极參与到演化的過程中來，確保人類自身的生存與優勢地位延續下去。其中，智力無疑一直是我們最有效的利器。回溯人類演化的各個階段，三次智力覺醒紀元扮演了關鍵性角色。

第一次智力覺醒：語言的產生

人類早期的演化，有各種意義重大的標誌性事件，如製造工具、火的利用。特別是對於火的掌控，至今仍舊是其他物種難以逾越的障礙，極大地擴展了人類的生存能力與生存空間。但是以上二者，均無法與語言的重要性相提並論。製造石器綿延近300萬年時間。對於火的控制與利用有50萬年的時間。在如此漫長的時間中，人類曾分化出各個旁支，如現代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東亞直立人。但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我們的祖先——現代人在與同類的競爭中勝出，逐步淘汰掉對手？學者們有不同看法。英國《自然》雜誌前副主編尼古拉斯·韋德等人認為，語言革命可能是致命武器。可以說，語言是現代人的第一次智力覺醒紀元。

這也是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的觀點。他認為，正是語言革命使人類獲得了一種講故事的本領，社會組織動員能力由此逐步變得強大;也正是由於語言，人們的經驗性知識得以傳承與累積，變為後代的財富。以上兩者使得現代人走出非洲、淘汰掉其他同類，在1萬年前把握住了氣候變化提供的適宜環境，創造了農業革命。我們至今仍在享受語言革命帶來的紅利，繼續發揮著講故事與傳承知識的本領。赫拉利所說講故事的能力，應當引起更多關注。被雅斯貝爾斯稱為軸心時代的種種價值觀，主要是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來傳遞的。人類社會秩序的維繫，需要各種故事。如果科學破除了舊有神話宗教故事的可靠性，如啟蒙時代那樣，人們會以新的方式重新講述一套不同的故事，如民族國家、自由平等等。語言革命對於知識積累的貢獻，也是第二次、第三次智力覺醒的基礎。

不過對於語言問題的研究，並不如對石器和火的利用研究那麼來得容易。得益於20世紀分子生物學的進步，人們逐步對此有了更多認識。1998年，劍橋大學遺傳學家簡·赫斯特等人通過對倫敦有語言缺陷家族的基因分析，發現病人家族的語言基因(FOXP2)出了問題。FOXP2是一個古老的基因，老鼠也具備。一些學者通過改變老鼠語言基因的對比實驗，觀察到行為能力的顯著變化。德國馬普進化人類學研究所的斯萬特·帕博等人，通過分析老鼠、大猩猩和各大洲人的FOXP2基因序列，發現人類語言基因與老鼠、大猩猩的蛋白質存在差異。利用針對世界人口中語言基因的變化實驗，帕博算出人類最近的語言基因版本大約在20萬年前。但語言基因只是語言功能的必要性條件之一，而非充要條件。因此，對於現代人語言的最終完善時間，仍需要大量研究。帕博認為，語言可能是5萬年前現代人行為發生顯著改變的關鍵性因素之一。

第二次智力覺醒：科學革命

如果說第一次智力覺醒，很大程度上是自然饋贈人類的厚禮，那麼發端於16—17世紀的歐洲科學革命，則是人類自身努力的成果。為什麼科學革命發端於歐洲，且只在歐洲發生？這是一個難以簡單回答的問題。歐洲大學制度、印刷術帶來的知識傳播、對於教會壓迫的反抗、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影響、重商主義的財富基礎、古典哲學思想的復興等都是原因。科學革命是各種知識與社會秩序累積效應的成果。無論如何解釋，它就是這樣發生了，並且在其後的幾百年中向各地傳播，根本性地改變了人類世界。

科學革命首先是一次思維方式的革命，表明人們試圖擺脫對於自然的屈從地位，希望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用弗朗西斯·培根的話說，在弄清人與人關係之前，先要弄清人與自然的關係。知識就是力量。在為未來籌劃的著作《新大西島》中，所羅門宮是這個國家的指路明燈。它是專門為研究上帝所創造的自然和人類而建立的，其目的是探討事物的本原和它們運行的秘密，並擴大人類的知識領域，以使一切理想的實現成為可能。17世紀法蘭西科學院、英國皇家學會等科學團體的成立，正是這一思想影響下的產物。康德的「人為自然立法」觀念，是對於科學革命訴求的精闢概括。理性主義是科學革命的精神。

科學革命還是一次方法論的飛躍。在這方面，培根依然有著頭等重要的貢獻。他對於人類理性的局限有深刻的理解，區分了通常存在的四種誤區，這就是著名的四假象說，分別為族類的假象、洞穴的假象、市場的假象與劇場的假象。為避免這些誤區，培根提出實驗與歸納的一套科學方法。它首先從適當地整理過和類編過的經驗出發，而不是從隨心硬編的經驗或者漫無定向的經驗出發，由此抽獲原理，然後再由業經確立的原理進行新的實驗。培根還區分了三種原理：最低的原理、中級公理與最普遍的原理，認為唯有從低到高逐步推進，科學才能有好的希望。這一套方法，在同時代的伽利略那裡有著典型的運用。伽利略還提出了數學化的精確性要求。正是受這種科學思想的指引，牛頓在多個領域做出了輝煌成績。

也許歷史學家對於與科學革命幾乎同時期的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運動更加鍾情。這些思想與行動更有衝突性，可以使故事敘述得更為生動。然而科學革命無疑是各種潮流中最為耀眼的一種，對於後世的影響也最大。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與宗教改革只是一次次歐洲事件，但科學革命卻是人類演化史上的一次重大歷史事件。科學革命開闢的道路，使得人類極大地擺脫了自然界的約束，並且形塑了新的價值觀念，推動了社會秩序的重組。拉瓦錫、麥克斯韋、巴斯德、達爾文、愛因斯坦、盧瑟福等人，是這條偉大道路上的後繼者。近代科學對於人類福祉的貢獻，是政治與宗教等其他領域所無法比擬的。荷蘭化學家保羅·克魯岑將這個紀元稱為「人類世」。人類世概念也已經進入地質時間年表。

第三次智力覺醒：心智革命

某種程度上，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心智革命，是第二次智力覺醒的延續。有所不同的是，這次革命對象不是對自然的認識與改造，而是對於人類自身生物性約束的突破，或將導致人類演化進入全新的階段。第三次心智革命主要發生在人工智慧與腦科學領域。儘管兩個領域有很大交叉，但路徑有所不同。人工智慧的路徑，是「機器的人化」;而腦科學的路徑，是「人的機器化」。無論哪一個領域率先取得突破，都會導致人機合一的新物種出現，打破我們對於人的理解。

「機器的人化」所帶來的福利自不待言。但人工智慧問題的重點不在於幫助人類從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而在於是否存在全面超越人類智能的「奇點」。物理學家霍金、谷歌公司首席科學家雷·庫茲韋爾等認為，大腦的工作原理只是一種演算法，依賴於漫長的生物性演化過程。而具有深度學習能力的計算機沒有理由不能超越。庫茲韋爾甚至提供了一份具體的時間表：2027年，電腦將在意識上超過人腦;2045年左右，嚴格定義上的生物學人類將不復存在。2017年5月，谷歌公司開發的阿爾法狗在與頂級圍棋高手柯潔的三局對弈中取得完勝，似乎表明奇點正在臨近。越過奇點，人工智慧將接管管理世界的任務，而人類則不得不受其奴役。這樣的隱憂，在電影《2001：太空漫遊》與《黑客帝國》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現。當然，也有科學家表達了不同觀點。格雷迪·布切認為，科技本身也是人類價值的滲透過程，人類不會允許自身被奴役這樣的事情發生。凱文·凱利持同樣看法。

「人的機器化」已經取得眾多成就。醫藥學領域，假肢、心臟支架與起搏器、人工骨骼等為病人帶來了福音，藥物緩解了諸多痛苦。新興的基因技術，則可能讓我們的生命被改造得更符合理想與要求。被視為人類認識最終突破口的腦科學，成為21世紀科學研究的前沿與核心領域。2012年，美國啟動人腦研究工程(BAM)。2013年，歐盟啟動人腦研究項目(HBP)。2014年，日本與中國也各自啟動腦研究的國家計劃。腦研究有四個基本目標：理解腦的工作原理、模擬腦活動以開發人工智慧、保護與治療對於腦的損害、開發腦的潛力。尤其是最後一點，令人充滿嚮往之情。在呂克·貝松的電影《超體》中，大腦充分開發後的露西，獲得了全知全能全在的能力。美國費城的「生命夸克」生物公司，正致力於用幹細胞技術逆轉腦細胞壽命，以期突破生命的死亡屏障。

雖然尚不知道人類的第三次智力覺醒將取得何種成就，會帶來什麼樣的災難，人機合一的新物種無疑已經在到來的途中。如物理學家弗里曼·戴森在《宇宙波瀾》中所言：不論是否有意，科技將摧毀人類與非人類之間難以逾越的藩籬。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弗朗斯西·福山稱這個新的時代為「後人類時代」。英國哲學家尼克·博斯特洛姆稱其為「超人類」時代，並在牛津大學建立了關注心智發展及其倫理後果的未來研究院。2016年，中國科學院大學也成立了未來學院。

人類歷史是宇宙演化、物種演化與文化演化協同作用的過程。三者對於社會發展的約束力量呈遞減趨勢。宇宙演化的約束力最強、物種演化的約束力次之、文化演化的約束力最弱。人的每一次智力覺醒，首先是對於文化約束的突破，其次是對生物約束的突破，最終將會挑戰宇宙秩序的權威性。第一次智力覺醒時期，人類組團走出了非洲，帶來了農業文明，建造了城市，創造了神話與宗教。第二次智力覺醒時期，人類開始了進軍太空的步伐，物質文化取得空前成就，人口從5億迅速增長到70億，民族國家成為世界秩序的主角。正在到來的第三次智力覺醒，必將給人類社會帶來更為深遠的變化。在變得更強大之前，我們或許應當花點時間來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人類終將告別脆弱性所招致的各種悲欣，沒有新生的歡喜、沒有貧窮與疾病的痛楚、沒有愛情的渴望、沒有死亡的悲傷，填充心靈的將會是什麼？加州理工學院腦科學教授克里斯托弗·科赫說得好，在科學與道德共同塑造的現實世界中，迫切需要一套適合我們時代的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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