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原副部長：「後美國時代」已經到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外交部原副部長何亞非；譯/觀察者網馬力】

許多學者都在為今天我們到底生活在一個怎樣的時代而辯論不休，其實答案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已經步入了「後美國時代」（Post-American Era），這意味著所謂「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與「美國世紀」已經走進歷史。我們不僅在目睹一個新時代的到來，而且也注意到這一划時代的進程是加速進行的，這已經導致世界秩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習主席曾表示，站在人類歷史的高度來說，這個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這個新的歷史時期以「美國治下的和平」和美國世界霸主地位的終結作為其開端，如果一定要明確這一新歷史時期的確切起始時間的話，也許就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在這一年爆發，造成了災難性的政治經濟影響。

另外，2017年可以看成是全球向「後?美國時代」加速前進的歷史起點。隨著世界各國進行調整以適應新時代的現實，未來國際關係又會呈現出哪些主要特點呢？

外交部前副部長何亞非8月21日在「中美聚焦」網站發表文章：《「後美國時代」已經到來》

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經濟不平等造成民粹主義崛起

在21世紀的頭十年里，美國被迫調整其戰略目標，將「全球反恐戰爭」列為其國家任務的重中之重。這十年里爆發了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美國的軟實力和硬實力都受到嚴重削弱。基於這一原因，奧巴馬政府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由於美國始終把中國作為其主要戰略對手，對中國的遏制手段已經從被動的軍事威懾逐漸演變為主動的介入，美國介入的涉華事務從南海到東海，從中印關係、中日關係到中國-東盟關係等不一而足。

第二，全球化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轉型，「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將成為「後美國時代」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支持全球化和反全球化雙方的交鋒將比以往更加激烈。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逆潮流而動，為民粹主義和反全球化強力發聲，特朗普決定退出事關氣候變化解決進程的《巴黎協議》就是一個明證。「美國優先」原則本身並不值得批判，可一旦以犧牲其他國家利益為代價追求所謂的「美國優先」，就會給國際社會帶來嚴重問題。

美國的這種「角色轉換」進程與「後美國時代」同步開始，國際社會必須予以密切關注，因為美國的「角色轉換」決定了這個國家將在世界秩序轉變過渡時期發揮怎樣的作用。

應當注意的是，這種「角色轉換」不僅限於美國。2016年，英國通過全民公投做出將歐洲一體化進程置於險境的「脫歐」選擇，此時民粹主義候選人也開始在歐洲大陸現身了。

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這一輪全球化進程為全世界帶來了長達70多年的經濟繁榮，其核心理念是資本自由化，即資本應流向經濟增長最需要的地方。可令人遺憾的是，資本總是流向利潤更豐厚的領域，在這一過程中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被徹底無視了。

導致世界各地民粹主義泛濫的一個關鍵因素是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為了更好地分配全球化所帶來的利益，必須在市場效率和社會公平之間保持良好的平衡。而政府和其他重要社會參與者必須將這一責任承擔起來，市場本身是不足以實現這一功能的。在經濟新自由主義者眼裡，市場、資本和私有化高於一切，這導致以這一思路來指導經濟發展的國家陷入了嚴重的困境。

「後美國時代」有哪些特點？

「後美國時代」最明顯的特點便是全球力量平衡的重塑。「大匯合」（Great Convergence）這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基於購買力平價法創造的新辭彙已經成為現實。

「大匯合」的含義是：從1990年到2022年，高收入國家GDP佔全球的比重從64%將下降到39%，在同一時期，亞洲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GDP佔全球的比重從12%將上升到39%，這其中僅中國就將佔到全球GDP的21%。在美國國內為其經濟發展方向辯論不休時，新興經濟體卻在持續成長。看來，「大匯合」這一概念將成為新時代的標誌性特徵之一。

此外，為全球經濟增長與政治進步提供指導方針和社會思想環境的意識形態與理論正在發生根本性變革。隨著經濟新自由主義以及作為經濟改革藥方的「華盛頓共識」的破產，政治經濟領域指導方針的缺位在過去10年里一直困擾著世界各國。人們渴望出現新思維、新範式、新思路和新的全球治理行動計劃。在這一背景下，世界各國的目光日益轉向東方，特別是轉向中國。

在「後美國時代」，中國成為全球焦點並非毫無理由。不可否認，中國已經從上世紀70年代的一個貧窮國家發展成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GDP將不可避免地超過美國。但全球關注中國不僅因為中國創造了經濟奇蹟，還因為中國採取了而且至今仍然在堅持著的、獨一無二的經濟發展模式。

鑒於中國已經取得巨大成功，在全球治理過程中，中國更加積極主動地發揮了領導作用。中國對全球自由貿易的不懈支持，以及它在落實巴黎氣候變化協定（無論是否有美國參與）過程中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這兩者便是中國在「後美國時代」扮演負責任、有擔當大國角色的例證。

結合中國自身與全球化的實際情況，習近平主席將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某些方面融入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思考之中，這代表著全球治理的未來趨勢。這一思路在世界各地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使美國和西方國家推行的基於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相形見絀。全球思潮的這種轉變是「後美國時代」的另一個顯著特徵。

特朗普總統的前首席戰略顧問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在習近平主席達沃斯演講以及特朗普總統就職演講後表示：「比較兩位國家元首的演講，你會發現兩種完全不同的世界觀」。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更加概括性地指出當今國際體系正在經歷400年未有之大變局，他認為上一次國際體系發生結構性巨變還是在1648年，那一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簽署生效，該條約結束了歐洲的「三十年戰爭」。

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呼應基辛格的看法並評論道：「全球力量中心已經從大西洋兩岸轉移到遠東地區」。隨著世界秩序持續改變，「後美國時代」將把世界帶進美好的未來。同時，由於地緣政治風險隨「後美國時代」到來有所增加，我們也將不得不面對不確定性和潛在的不穩定性。

雖然世界已進入「後美國時代」，但美國在未來數年內無疑仍將是全球最強大的國家。「美國治下和平」的終結並不意味著美國已經失去全球領先地位，只不過這個世界將不再是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了。美國對「美國世紀」終結以及「後美國時代」來臨的反應與之前的霸權國家並無不同，這個國家對現實視而不見，繼續揮舞「美國優先」和「美國例外論」的大旗，拒絕接受「美國治下的和平」正在走向崩塌。由於上述心態影響著美國的主流社會思潮，隨著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實力快速增長、影響力急劇上升，美國的戰略焦慮感也日益嚴重，這促使美國政府使用更多戰略資源以抗衡對自身主導地位造成威脅的國家。

中國將如何面對「再全球化」？

中國一直堅定不移地支持全球化和再全球化。過去幾十年里，中國在這一方面體現了堅強的決心、付出了堅定的行動，而全球化也讓中國受益良多。通過將市場規律與政府指導相結合，使市場和政府雙方發揮不同但互補的作用，中國成為在市場效率與社會公平之間取得平衡的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之一。

能夠說明中國致力於全球化與再全球化的最好例子來自過去5年里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關於全球治理的原則、理論、政策和思路。其中的「一帶一路」倡議、支持構建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主義和全球夥伴關係網路都說明中國希望構建一個更強大的國際社會。「共享」是表達共同發展與共同繁榮原則的關鍵詞，這有助於解決全球化造成的貧富差距問題。

最後，在「後美國時代」，我們將面臨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挑戰。這一挑戰主要來自如下幾個方面：地緣政治衝突、大國對抗以及全球安全架構整體機能失調。

日益增加的地緣政治以及大國之間可能發生的對抗需要所有相關國家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付出不懈的和平努力才能找到短期乃至長期的解決方案，這其中尤其應避免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基於這一思路，中美兩國通過國家元首間的頻繁對話以及舉行不同級別的磋商在雙方之間實現了基本的互相理解。

另外，美國及其盟國構成的全球安全體系發生了機能失調並有逐漸解體的跡象，這將成為新時代里一個特別嚴峻的問題。美國及其軍事盟友數十年前設計並維持的這一軍事聯盟體系已經千瘡百孔，而且已經與我們今天生活於其中的這個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世界格格不入。在另一方面，雖然聯合國安理會（the UN Security Council）是唯一在全球享有權威的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機構，這個國際集體安全體系卻時常被迫偏離軌道或遭到無視。

中國提出的構建全球夥伴關係網路的理念是建立在開放和平等前提下的，旨在通過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全方位合作形成更加有效的集體安全維護機制。截至2016年底，中國共與97個國家和地區機構建立了各種類型的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s）。這一新的安全合作機制有著巨大潛力，已經受到眾多國家的歡迎。

總而言之，「後美國時代」已經來臨，而且這個時代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在當今這個世界上，我們面臨著在邏輯上呈遞進趨勢的三重挑戰：全球化危機、持續不斷的全球經濟危機以及地緣政治危機。這些挑戰也許尚未發展到惡化的程度，但如果我們繼續無所作為，它們也許將演變成人類無法承受的巨大災難。世界秩序正在向更加平等公正的方向演變，而全球治理體系必須對此做出相應的反應和調整。現在是所有國家（尤其是大國）認真對待這些全球性挑戰的時候了。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8月21日「中美聚焦」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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