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敘利亞人在土耳其

編者按：今年7月4日至8月3日，在國際志願服務項目「共同未來」（成立於2016年9月，在國際法促進中心和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指導下開展工作）的發起下，七名中國志願者前往土耳其哈塔伊和加濟安泰普兩地的兩所孤兒院展開了幫助敘利亞孤兒的志願活動。

一個月的時間，志願者通過各種藝術課程和活動，幫助孩子們走出戰火的陰影、驅散心中的陰霾。本文通過七名志願者之一——王青青的視角，講述了她在土耳其加濟安泰普Dar Al-Selam孤兒院的見聞。

加濟安泰普，是土耳其東南部最大的城市，也是著名的馬賽克藝術和開心果之鄉。歷史悠久的加濟安泰普教堂和清真寺共存，堡壘和城堡並列，巴扎集市和浴場是茶餘飯後當地居民最愛去的地方。然而，作為土敘邊境上的第一大城市，自2011年敘利亞內戰以來，不斷湧入的敘利亞難民悄然改變著這座城市。

2011年，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決定開放邊境，歡迎「我們的兄弟」敘利亞人進入土耳其。現在，近300萬敘利亞難民居住在土耳其，這個數字遠多於歐洲的難民數量。然而世界的目光都投向歐洲難民危機，居住在土耳其的難民卻鮮有曝光。加濟安泰普距離阿勒頗不過100公里，在戰前城市間互通往來，貿易乃至通婚都十分普遍。開放邊境後，大批難民湧入加濟安泰普，城市人口增長了近一倍，現在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各佔一半。少部分難民居住在難民營里，大部分的敘利亞人和土耳其人住在一起，散落在城市的民居里。

我們志願服務所在的Dar Al-Selam孤兒院位於大學城主幹道旁的一棟公寓里，周圍住戶是普通的土耳其民眾和大學生。孤兒院的主要出資人是土耳其商人Hussein，他的妻子是敘利亞人，孩子在戰前也住在敘利亞，講著一口流利阿拉伯語的他對敘利亞來的孩子們更是有著特殊的情感，家境殷實的他和許多出資人一起租下了這棟公寓樓，救助受難的孩子和母親（阿拉伯文化中喪父即為孤兒）。

我曾在黎巴嫩、約旦見過大規模的難民營，看到灰色的帳篷從山腳蔓延到山腰，密密麻麻的布包下，無數家庭在裡面，和蒼蠅、污水共處。原本預想Dar Al-Selam也是一片凄慘形象，衣衫襤褸，食不果腹。然而初到這裡，卻不盡然。這裡接待了14個家庭共44名孤兒，13位母親。孤兒院以家庭為單位，母親和孩子們住在獨立的一間公寓里（一室一廳一廚一衛）。這裡的設施都很新，室內窗明几淨，熱水電力24小時供應，每家都會按需分配食物牛奶。

下面，是他們的故事。

那些花兒：五姐妹

五姐妹一家是最早被孤兒院收容的家庭之一，也是整個孤兒院唯一沒有母親的家庭。她們來自戰亂最早爆發的城市——霍姆斯，因而也是最早一批到達土耳其的難民。

我們到達孤兒院的第一天，行李還沒來得及收拾，五姐妹就前來問候，並邀請我們到家裡做客。她們的房間整潔有序，地板一塵不染，脫下鞋進到屋子裡，我看到書架上擺滿了各種書本，窗檯外一盆小花剛剛冒出骨朵，大姐Shaheera笑著說：「那是我養的玫瑰花。」

Shaheera在土耳其的一所宗教學校學習計算機科學，儘管她對文學，哲學更感興趣。每天她會幫著奶奶處理孤兒院的一些事情，英語流利的她也是志願者溝通不暢時的好幫手。她性格沉穩，無論有怎樣的難題找她，她都會笑呵呵的答應。她像窗台上的那株玫瑰花一樣，安靜可愛。

熟悉後她告訴我們，她七個月前去世的未婚夫特別喜歡園藝，在他打仗的裝甲車坦克裡面擺滿了花花草草，每次都會發照片給她，Shaheera給我們看了那些照片，都是陽光下奮力生長的花草。他的頭像也是一株花，只是再也不會亮起來了。Shaheera時常會望著他的照片出神，22歲的他穿著軍裝挎著槍，永遠留在了那片戰場。如此熱愛生活和生命的他，怎麼都不像端著槍的軍人，戰爭就這樣改變了這些人的生命軌跡，否則他應該是學植物學的大學生。

四姐Rawan 15歲，早早承擔起了家庭的重擔。大姐要在孤兒院照應，還要應對學校的考試，二姐剛剛手術不能出門，所以Rawan假期里就在附近的幼兒園裡做幫工，幫忙照顧孩子，做些清潔工作。她每天都要去幼兒園工作，總會看到累到睡著的她。我們到了後沒幾天，她拿到了第一筆薪水，一個星期50里拉（約100元人民幣），信封在她手裡握著緊緊的，她不時會掏出錢看看，逢人便誇耀自己拿到了薪水，臉上的驕傲持續了好幾天。

第一次見面，小妹妹Razan毫不猶豫地拿出自己還沒拆封的禮物繪本送給志願者，即便我們還沒有做過自我介紹。她格外依賴土耳其的志願者，每每看到包著頭巾年紀稍長的女志願者，都會像口香糖一樣粘上去。一次她對志願者說：「雖然我的姐姐們都瞞著我，但我不是小孩子了，他們對我格外好是因為爸爸媽媽都死了。你就像我的媽媽一樣。」惹得土耳其志願者淚流滿面。

她性格多變，有時一個人坐在課堂角落誰也不理，獃獃地看著窗外；有時又會突然大笑。在我們快要離開時，二姐Iman給每個人寫了信，讀著讀著大家都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團。Razan卻突然開始狂笑，還笑得上氣不接下氣，可是眼神里寫滿了悲傷，偽造出的笑聲讓大家著實不解。大姐悄悄告訴我們，Razan其實懂大家的悲傷，但是她以為這樣笑起來，會感染其他人，大家就不會哭了，可她比任何人都要難過。

籠子里的鳥

相比難民營以及在土耳其境內的敘利亞人，孤兒院的生活水平還是令人滿意的。每家每戶都會按需分配，牛奶食物從來不會少，重大節日的時候孤兒院還會給每個孩子採購新衣服，一個孩子可以買三套新衣服。可是有的母親還是想要搬出去，Najlah就說：「在這裡，我們都像是籠子里的小鳥沒有自由。」

Najlah只有28歲，丈夫在戰爭中的一場車禍中去世，她先是借住在鄉下的親戚家，可是親戚家拮据的日子也很快就過不下去了，她不得不搬到難民營里。難民營的日子讓她不堪回首：「那裡什麼都沒有，沒有地方坐著，沒有地方站著。太可怕了！我都不願去回想。」

邊境開放時，Najlah背著小兒子，手裡拉扯著年幼的雙胞胎女兒，徒步跨越邊境，記不起多少個白天黑夜，就這樣走啊走啊，到了土耳其。她是一個樂觀且熱愛生活的人，她的雙胞胎女兒總是穿著美麗的裙子，戴著漂亮的蝴蝶結紮著麻花辮。她常常帶著孩子們看望朋友，每逢出門一家人總少不了盛裝打扮，小兒子Ahmed總是打著領結，穿著三件套。像她這樣注重體面的人，怕是受不了難民營的。

一開始，她在一家幼兒園的廚房工作，然而敘利亞人在土耳其境內並不能合法工作，她一個月只有800里拉（1600元）的收入，加濟安泰普的房租隨著潮水般湧入的難民而水漲船高，她的收入無力承擔自己和三個孩子的開支，撐不下去後經介紹搬到Dar Al-Selam。在這裡她看著孩子們有了充足的食物，有了其他的小夥伴，雖然欣慰，可代價是她沒有了過去的自由，她總是抱怨：「為了孩子我才不得不呆在這裡，我並不喜歡這種感覺。」

雖然孤兒院坐落在加濟安泰普大學城的主幹道旁，可是孩子們的世界彷彿是與外界隔離開的。孤兒院的負責人對孩子們的活動範圍有嚴格的控制，孩子和家長沒有負責人的許可不能擅自外出，但是孤兒院會定期用小巴車帶著孩子母親們集體去集市採購食材，也會定期和當地的NGO合作帶著他們出去，可是每周一兩次的出行遠不夠滿足孩子們對外界的渴望，母親們也是一樣。

Najlah最開心的時候是朋友來看望或者志願者組織戶外活動，這樣她就可以有理由離開孤兒院到外面去——雖然只是到200米開外的社區公園。公寓樓里的電梯成了孩子們唯一的玩具，每天上上下下。孩子們不知輕重的手把電梯搞壞了好幾次，後來負責人就不允許孩子們接觸電梯了，但孩子們還是每天會在樓梯上、一樓的空地上打鬧嬉戲。

尊貴的客人？

孤兒院的負責人「閉關鎖國」的高壓政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300萬湧入土耳其的敘利亞人和當地人的關係並不融洽。土耳其的房東不想把房子租給敘利亞人，敘利亞人則痛恨落井下石的土耳其人。土耳其人相對西化、作風開放，在他們看來敘利亞人是落後保守的，他們的到來會破壞土耳其的世俗化社會。敘利亞難民往往比較虔誠，恪守伊斯蘭教義，他們也看不慣土耳其人常常做出的不合教禮的事情。

族群間的摩擦矛盾不斷，加濟安泰普也曾出現針對敘利亞人的暴力示威。敘利亞人的商店被毀，後者不甘示弱的反擊引發了一陣騷亂。所以，為了低調行事，在社區里紮根下去，孤兒院的媽媽和孩子大部分時間都呆在公寓樓內，出門需要徵得許可。

儘管如此，土耳其對大部分敘利亞難民而言仍是最佳的避難所，文化相近，宗教相同，飲食生活習慣差異也不大，尤其是加濟安泰普戰前就和敘利亞第一大城市阿勒頗互通往來，民眾交往密切。經過合法方式來到土耳其的難民可以擁有合法的居留證件，是土耳其「尊貴的客人」，每個月政府會發放一定的補貼。可是他們並沒有公民身份，上學看病都是問題。

土耳其政府也不斷試圖幫助敘利亞兒童在當地繼續接受教育。然而課程都是用土耳其語教授，很多孩子都沒有學過阿拉伯語標準語，土耳其語的課程更是難以理解。語言成了很多孩子遲遲無法上學的原因。有些地區的學校會針對難民學生開設部分阿拉伯語的課程，但是擁擠的校舍不能容納所有的學生。所以只有當地孩子下課後，敘利亞的孩子們才能坐到教室里學習。

很多父母都擔心孩子們上土耳其語課程，學土耳其歷史，最終會被土耳其文化同化。敘利亞人以自己的文化為傲，可是在土耳其的敘利亞人擔心下一代不能繼承這一偉大文化。身份認同的問題不只是兒童。安卡拉的市郊有一片敘利亞人聚集區，每天那裡都有數十個新生兒降臨在世上，他們出生在土耳其，可是除了一紙出生證明沒有任何身份證件，法律上既不是敘利亞人，也不能成為土耳其人，他們長大後可能會缺失兩種文化的認同感。

不只是教育問題，生活本身對很多敘利亞人來說都十分艱難。隨著大批的難民湧入，土耳其當地的物價瘋漲，房價尤甚，當地很多民眾抱怨大量難民哄抬了物價，帶來了通脹高企。土耳其當地的失業率高達13%，敘利亞人的到來使得就業前景越發嚴峻，即便大部分難民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但由於文憑遺失在路上，語言不通，還要和當地人競爭，想要找到一份工作養活自己已十分不易，更不用提家庭了。僧多粥少，在土耳其的敘利亞人大多做著土耳其人不願做的體力活動，拿著遠低於土耳其人的薪水。

在土耳其不出幾日，我注意到公寓樓旁邊的餐廳和超市都有十幾歲的男孩子工作，他們在敘利亞餐廳裡面當服務生，或是在超市裡幫忙搬貨、稱重。我一問才得知他們都是敘利亞童工，這樣的現象在土耳其之前並不常見，更不用說在加濟安泰普這樣的大城市了。然而眾多移民家庭僅靠一個人工作很難維持生計，所以年幼的孩子被迫走上街頭販賣紙巾、小工藝品，或者在餐廳、市場等地打雜，更艱難的就在路上乞討。

我們一行的當地嚮導薩拉赫曾是一位書法家，藝術家，他將書法與阿拉伯文字完美的結合到一起，在許多領域都頗有建樹。然而到了土耳其後，他也不得不從事體力勞動，薪水只是土耳其人的四分之一。他憤憤然說沒想到僱主在這樣的時候壓榨難民。他表示，很多前往歐洲的難民都是為了更多收入才踏上未知的旅途，夢想在歐洲謀一份工作，讓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而留在土耳其的難民只有兩種：赤貧到沒錢離開，抑或是富裕有餘，足以在土耳其安家落腳。

他的收入不足以支付開支，兩個兒子不得不在上學的同時工作。對於在土耳其的敘利亞兒童，這樣的事情並不少見。兩個男孩白天上課，下課後就去打工，在當地一家工藝品工廠做童工，專門製作土耳其風情挎包。工作強度很高，但是一個月只能賺300里拉（約合人民幣600塊）。他們的童年就這樣告別了玩具和動畫片。

每每看到這樣的孩子，心中總是會暗暗心痛，可是還要安慰自己，好在男孩子還可以靠雙手養活自己。可那些女孩子呢？孤兒院里Reem年僅14歲，叔叔就開始給她說媒，介紹了同齡的男孩子給她，希望她可以早日成婚。看著她稚嫩的臉，不敢想像不久後她就會成他人的新娘，小小年紀就要養兒育女。敘利亞在戰前的發展水平在中東國家中位於前列，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較高，結婚年齡較晚。可是戰爭爆發後，一切都變了。

都與我有關

在「共同未來」常聽到的一句話是「無盡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魯迅語） 。在與孤兒院孩子們朝夕相處20多個日夜後，我能感受到他們一點一滴的變化。一開始喜怒無常、暴躁好動的大男孩在課堂上可以越來越久地專註，也更加願意參與課程互動；害羞的男孩開始有了上進的苗頭，開始爭搶著回答問題，加入爭做第一名的比拼；怯弱的小女孩漸漸可以放開志願者的手，自己去寫寫畫畫；原本陰鬱總喜歡一個人坐在角落的孩子，也綻放出了開心的笑臉。

戰爭造成的傷害或許永遠無法彌補，但未來是可以掌控和塑造的。對於經歷創傷的孩子，更令人擔心的是如果他們成長的過程中與外界隔絕，接受不到正確的引導和良好的教育，仇恨和報復、血腥和殘忍就會在他們年幼的心中埋下種子、生根發芽。他們在未來遭遇更多挫折後，這些負面心理會變成一顆地雷，不知哪天就會引爆。

孤兒院的男孩子Adil曾親眼目睹了父親遇害的過程，政府軍槍殺了他手無寸鐵的平民父親，流出的血就濺在他稚嫩的臉上，他不懂為什麼這些軍人要這樣傷害無辜的家人，以這樣的方式將父親的生命奪走。從那之後，他變得不合群，可能隨時發一通脾氣，把氣都撒在身邊比他小的孩子身上。無緣由的傷害導致他也成了一個施暴者。當恐懼襲來，情緒失控彷彿是唯一的選擇。

或許還有無數的戰爭孤兒像他們一樣無助，在經歷創傷後，悲傷無處排遣，很容易被煽動，以至於變得極端化，他們可能遍布世界各地：土耳其、德國、法國、加拿大、英國……如果沒有人能夠密切關注他們的成長，傾聽他們的聲音，那這個世界可能會有更多的炸彈和恐怖襲擊。而現在，只需要語言和愛我們就能預防這一切。

Dar Al-Selam的戰爭孤兒只是在加濟安泰普的難民的冰山一角，在土耳其的難民也是全球難民的一個縮影。無盡的遠方，還有無數的人們，需要我們的關注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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