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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女博士告訴你:日本戰後對國家主義進行了激烈批判與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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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女博士開創性研究

中國最頂級出版社出版

戰後日本新國家主義研究

連載

第二章 戰後日本新國家主義逆流及其挫折

(1945——1960)

第三節 50、60年代對國家主義的批判與認識

―丸山真男和吉本隆明的論爭

50年代以丸山真男為代表的日本思想家,把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作為理論基礎對日本戰前國家主義進行了尖銳的分析和深刻的批判;與此相對,60年代初,以吉本隆明為代表,強調從日本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基礎層面著眼,對日本國家主義以及與此相關的思想問題進行重新認識和思考,展開了所謂的「丸山批判」。但是,吉本隆明的「丸山批判」,並不是對丸山真男觀點的全面否定,而是一種補充,他力求彌補丸山真男從西方近代政治史的角度出發對日本國家主義批判的不足之處。這仍有重要的理論和思想意義。

如果說,丸山真男對日本國家主義的認識態度是從對象的外部整體著眼而進行的揭露性批判,那麼吉本隆明則更多從對象內部著眼而進行的解析式批判。這兩者對同樣問題認識角度的不同,採用手段相異,也反映了歷史研究經常使用的兩種對立的研究方法,即所謂「啟蒙主義」和「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而這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反映了歷史研究中經常會遇到的一個難題,那就是面對歷史對象,從外部對它進行批判即採取「啟蒙主義」的態度是相對容易的。但是這種「啟蒙主義」很難深入到對象之中去,因而也不具有批判和瓦解其內在邏輯的功能。但與此相對的所謂「歷史主義」的態度也有其片面性,歷史主義力求深入到對象中去,以理解對象的內在邏輯,這一方面克服了啟蒙主義的批判「盲點」,但另一方面也有表現了它自身的難點,就是很容易被對象所同化,因認同式的「理解」而喪失批判精神。

有學者指出,研究日本國家主義,「啟蒙主義」與「歷史主義」之間的矛盾正是困擾著丸山真男的一個「兩難之境」。早期丸山真男保持著犀利的批判鋒芒主要取決於他的「西方思想武器」,但是這同時使得他與他所研究和批判的對象之間始終保持著一定距離,從而難以進入其內部邏輯。所以,丸山在對日本的本土問題進行批判性分析時,其精彩之處也恰恰是其軟弱之處:由於他基本上處在日本文化邏輯之外,所以他能夠犀利地分析一般日本學者所忽略的問題;但同時,他也因此而將問題整理得過於清晰,其批判難免簡單化概念化。60年代之後丸山之所以轉向了日本本土文化的「古層」,不能不說他試圖突破自己先前全力於啟蒙主義批判的限制,以更深地進入對象本身,力求能夠通過這樣的努力把「身在那個世界的內部、被那個世界的邏輯和價值體系深深影響了的人們驅動起來帶到外邊去」。

其實,丸山真男自己也意識到了其本身批判方式的局限性,他指出:「在思想史領域裡以啟蒙主義和歷史主義的對立形態表現出來的這一兩難之境,其實並不僅僅是狹義上的學問與藝術的問題,它也是我們與周圍的反動環境—包括機構、人際關係、意識形態等等全部的內容—對峙時經常不得不面對的日常性問題。天皇制和軍國主義問題在處理上的麻煩就在於此,所以這一點在政治行動方面、在學問與藝術領域裡都是日本進步陣營的致命之處。」正如吉本隆明等學者在進行「丸山批判」所強調的,天皇制的精神病理已經影響了包括日本無產者和知識分子在內的整個日本社會,因此所謂啟蒙主義的揭露性批判和道德主義的憎惡乃至客觀性的分析都不具有全效性和強效性,所以有必要立足於日本民眾意識的「底層」,對日本「本土」的國家主義來進行重新思考。吉本隆明的「丸山批判」在某些方面確實彌補了丸山真男理論的不足,但與此同時,他的「理解式」批判卻由此喪失了丸山批判的力度和鋒芒,並進而把日本國家乃至日本國家主義的特殊性放在了國家普遍性特點之上,這顯然也是偏頗的。「丸山真男與吉本隆明的思考方法,恰是相互對立的兩極」,問題是如何一方面站到丸山真男以世界歷史(其實主要是西方歷史)模式為前提的立場,另一方面又站到吉本隆明所說的以日本「本土」國家主義為前提的立場,即尋找這兩者的正中間位置,這兩方恰好結合的點,顯然是非常困難的。這也是日本國家主義批判在理論上一直沒有真正解決的問題。

一、丸山真男對日本極端國家主義的批判

戰後,對日本極端國家主義進行了最犀利批判的就是丸山真男。他在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站在世界歷史的立場上,運用以西方政治思想為基礎的國家理論首先對日本近代以來國家主義的歷史進行了批判式的分析整理。丸山真男認為,國家主義是一個國家謀求自身統一、獨立、發展的意識形態及其運動。國家主義的目標不管在哪一個國家,都表現為國家內部的「政治性」統一(共同政府的成立),以及對於他國而言「政治性的」獨立(在國際社會中主權的獲得)。按照普遍性規範而結成的「國際社會」首先在歐洲成立,然後擴展到全世界,因此近代國家主義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現實的運動方面都是以十九世紀的歐洲為原型的。近代日本國家主義的產生不用說是為了應對幕末來自西方勢力的衝擊,並且這種情形在整個亞洲當時都是共同面對的一種形勢。對待這種衝擊做出的不同反應,使得日本的國家主義與其他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國家主義有著顯著差異。

丸山真男從考察歐洲古典國家主義歷史開始,對歐洲「原髮型」的近代國家主義與亞洲國家「反應式」的國家主義進行了對比分析。更進一步,對同樣屬於「反應式」的日本國家主義與中國的國家主義之差異也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丸山真男指出,歐洲近代民族國家生成之前已經具有了普遍意義上的世界意識。羅馬帝國首先以此為基礎而構築,接下來不久,羅馬教會和神聖羅馬帝國所象徵的歐洲共同體的理念被普遍接受。以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為開始的近代民族國家,其發展不過是這個本來一體的世界在內部的多元性分裂。因此,民族國家的意識興起最初是由國際社會的意識所涵蓋的。主權國家間的鬥爭就是處於這個國際社會中的獨立構成成員間的鬥爭,這是西方近代國家主義產生髮展的首要前提。正因為如此,戰爭在國際法中佔據有重要的位置。但是在亞洲,在其歷史和傳統中各自有著高度自給自足性的印度、中國、日本等國家,其文化圈是並行的,即使他們之間有各種各樣的互動關係,很顯然也沒有形成歐洲意義上的共同體或者說國際社會。應該說亞洲各國最初並沒有自覺到自身在國際社會的存在,而是被國際社會以武力相威脅強制性拉入的。因此,亞洲各國樸素的民族感情首先是以一種反應形式—對這些來自外部歐洲勢力的壓力被動反應—被激發的。而對此最敏感意識到的,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都是在舊國家中擁有特權的統治階級。統治階級作為當時國家主義運動的承擔者,他們的所謂「國家民族意識」具有防衛性的特質,防止來自歐洲的基督教和產業革命對傳統的政治即舊有社會體制的侵蝕。

這與歐洲形成了明顯的對照。在歐洲作為舊支配階層的貴族是世界主義的,而相對於此的新興資產階級成為最初國家主義運動的承擔者。因為在當時,國家主義表現為主權國家獨立的運動及其思想,資產階級以國家主義來反對歐洲貴族舊的世界主義。亞洲國家主義產生髮展的第一階段與西方近代的國家主義有著極大的區別,因而可以暫且稱之為「前期的」國家主義,其典型的表現也就是「攘夷」的思想。這種「攘夷」思想在中國清朝末年和日本幕府末期有如下的共通性:其一,因為它首先表現為統治階級為維護身份特權而採取的行動,所以與國民的連帶意識很淡薄,甚至可以說與庶民的生活還很疏遠,甚而伴著敵視。幕末水戶學等的文獻中多處記載有「姦民狡夷」的語句。也就是說,人民對政權的威脅與外來勢力對政權的威脅,對這兩者的警惕和防衛被統治者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其二,沒有國際關係對等性的概念,因此用國內統治階級的目光去看待國際關係。他們思考的問題只是要麼征服對手,吞併對手,要麼被對手征服,問題從一開始就是非此即彼的。在沒有更高層次約束國際關係的規範意識時,根據他們觀念中政治權力間力的關係,很自然地原來的消極防衛意識立刻變化為之後的無限制的膨脹主義。

因此,作為前期國家主義承擔者的舊特權階層在面對歐洲先進的產業、技術、軍備時意識到,以舊的世界對抗對新的世界,即便是為了防衛,也必須把自己用「敵人」的文明武裝起來,但這必定潛伏著巨大的困難。儘管不採用西方文明統治者就不能維持舊的統治,但把他們全部引進採用的話,更會導致舊體制的根本變革,由此招致他們自身權力的崩潰。從這種兩難境地擺脫的唯一方法就是把採用歐洲文明限制在產業、技術、軍備等所謂的「物質文明層面」,而把基督教、個人主義、自由民主主義等政治原理的引入限制在最小限度內。這種對西方文明「分而用之」的表現就是橋本佐內的「取彼器械藝術,存我仁義忠孝」,以及佐久間象山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這樣的思想。只是這樣「分而用之」的做法也不容易真正做到,相反卻很容易出問題,因為近代物質文明並不是簡單地就可以與近代精神完全分離的。想以物質文明的近代化相反發揮其對思想近代化的阻止作用,這實在是極為困難的事情。

丸山真男認為,中國和日本歷史命運的岔路口,就在於兩國國家主義發展形態的巨大差異。無論中國和日本,對西方文明「分而用之」的嘗試都是在「富國強兵」口號下興起的。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自上而下的革命成功創立了亞洲第一個中央集權的近代民族國家,不僅阻止了歐洲勢力的侵入,並且以世界矚目的速度快速發展,終與列強為伍,迅速成長為帝國主義國家。但是在中國,從曾國藩的「洋務運動」到康有為的「變法維新」運動,一系列自上而下近代化努力的結果,是屈從於清朝強大的保守勢力,最終導致19世紀後半期被列強帝國主義蠶食而陷入半殖民地的悲慘境地。當然兩國命運的不同,可以列舉出地理位置不同、「開國」時間的早晚不同、舊的社會解體過程不同、統治階級的歷史性格不同等種種原因,但是近代國家出發點的差異導致了兩國的國家主義幾乎是相反的。

也就是說,因為中國統治階級欲通過在內部重組改換而實現近代化,這種努力最終失敗,其直接結果導致了被包括日本在內的帝國主義列強長期瓜分。這時舊社會的統治者為了能在半殖民地的狀況下生存,開始與外國帝國主義相勾結,也就是不得不被「買辦化」,所以從他們中間就不會掀起徹底的反帝國主義和民族獨立運動。面對這種情形,整個中國社會就轉過來開始了反對舊統治階層、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國家主義運動,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開始承擔了變革舊社會,也就是根本性變革舊政治體制的任務。另一方面,舊統治階級與帝國主義的勾結,也不可避免地喚起了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與社會革命的結合。從孫文到蔣介石到毛澤東就是這樣連續過程的體現。儘管現在看來在這樣的變革過程中國是最典型的,但事實上,印度、朝鮮等除了日本以外的亞洲民族主義或多或少都具有與此類似的歷史特質。

只有日本步入了與此相反的路途。打倒德川幕府統一國家掌握權力的「維新」政權其本身就是舊統治階級的構成分子,他們的目標是與「萬國對峙」、「與海外各國並列」,為提高日本國家地位追趕西方強國,藉以迅速解消國內多元的封建勢力,並將國民統合於天皇的權威之下。當然這個過程也與日本思想近代化的過程相一致,即「日本思想近代化的特殊性就在於他不是以反抗封建權力的形態呈現的,而恰恰是占支配地位的社會意識通過自我分解的方式演進而來的。」這樣,日本不僅保全了它獨立國家地位加入到國際社會中,而且開國後半個世紀的時間就已經上升到與「列強」同等的地位。但是同時,因為日本的近代化顯然從屬於「富國強兵」這個功利目的,所以是非正常非全面發展的,這就造成了日本社會各個領域發展的非均衡性。當然,日本的國家主義運動在其初期也顯示出糾正這種不平衡性的若干動向,但是不久就放棄了這種嘗試。這些嘗試儘管使日本社會有些許的改變,但是從根本上卻將日本帝國主義發展方向更加正當化。並且,西歐古典的國家主義與人民主權的原則,在日本幾乎是不為人知的,因此上述「前期」國家主義的各項特徵濃厚地殘存下來。同時,日本國家主義從一開始就與國民解放運動相分離,國民相反又被國家以統一之名所控制。並且長期以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運動和大眾的勞動運動對「民族意識」「愛國心」等問題沒有進行過實質性的思考和探討,這就形成了國家主義被統治階級與反動勢力獨佔的局面。

日本的國家主義很早就放棄了國民解放的課題。把國民主義「升華」為國家主義,更進一步「升華」為極端國家主義,這是與國民精神構造相關的問題。也就是說,日本近代化的過程是很快完成的,而一般國民大眾其生活及觀念的變化節奏、程度都顯著地遲緩地得多,這對日本國家主義的思想構造以及意識內容打上了決定性的印記。在國家發展的「頂端」常常競爭於世界最尖端領域,在大眾底層傳統的觀念卻根深蒂固,日本社會「非均衡性」的構造法則在國家主義發展過程中充分地顯現出來。在世界上喧囂一時的日本國家主義由於它放棄了與民主主義的結合,使得它看起來表面上很強韌,但實際上蘊藏著自身難以克服的矛盾,終於導致了最後的轟然崩潰。

丸山真男認為,日本國家主義的根源即在於日本的國家主義偏離了具有近代普遍意義的西方國家主義的軌跡,或者說在沒有形成西方式古典國家主義的前提下,就迅速接受了已經成長為帝國主義的後期國家主義的所有缺點,形成了「變形」的日本近代國家體制和國家意識。並且從這個過程的開始時起,日本的國家主義就已經「與國民解放的原理相訣別」,也就是說近代意義上的國民意識始終沒有能夠形成。丸山真男還指出,日本的國家主義之所以被稱為是「極端」的國家主義,是因為日本國家主義在「對外膨脹乃至對內壓制的精神」方面帶有更為「極端的性格」。正是日本的這種「變形」了的國家主義,使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迅速發展起來的同時也迅速地走向了崩潰。也是這種「變形」的國家主義使得日本戰前的最高統治者與作為被統治者的日本國民在戰後都從思想上逃避了戰爭責任。丸山真男對此深表憂慮:「難以期待『昨天』服從罪惡統治而輕易逃避了戰爭責任的國民,對『明天』的罪惡統治能夠產生積極的抵抗意識。」

儘管丸山真男對日本國家主義的批判是以歐洲為模式的他的分析卻不能不說是極其銳利、頗具有說服力的。但是,丸山真男的批判蘊藏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歐洲自由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國家主義是以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學說為思想基礎的;與此不同,日本國家主義形成時期已經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隨著歷史的變遷,特別是進入20世紀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資產階級古典國家主義已經完全改變了其內容和實質,「只把國家主權的基礎從內容價值中抽象出來,置於純粹形式性的法律機構之上」。這時國家主權已經喪失了中立的性格,民主也逐漸被形式化而發生了變質。因此,丸山真男以歐洲模式為範本對日本國家主義進行批判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更進一步思考的話,他並沒有深入到極端國家主義指導者的精神構造,沒有沉入日本大眾的潛在精神意識層面,更沒有把這個問題作為日本文化本身的問題進行理解和剖析。這樣的結果,很容易使日本國民「對日本的過去以超越的觀點來看待和評判,那麼不知不覺之中就逃脫了自己對自己的罪責審判。」事實上,整個20世紀50年代日本的國家主義批判都沒有能擺脫丸山真男批判理論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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