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日本為啥給一位印度人立碑紀念？真相令人憤怒！

二戰中，印度這個國家也是間接的參與其中了，因為在英國、德國、日本、義大利的軍隊有，到處都能看到印度人的身影。同時為四國效力，恐怕在整個二戰時期也實屬罕見。

由於，這些各為其主的印度人，他們的戰鬥力幾乎上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很少有關於印度軍英勇表現的史料記載，更別提什麼「可歌可泣」的人物了。

所以印度國內沒有什麼戰時知名度很高的人，因為沒有可比性，即使有所作為國內也不會聲名鵲起。但是其中有一位印度人，日本右翼分子甚至在靖國神社內為他立了石碑，這也是唯一一座外國人紀念碑。

此人就是拉達賓諾德·巴爾，一名印度法學者、律師。二戰後，日本投降簽署了《波茨坦公告》的要求，麥克阿瑟作為駐日最高統帥接管日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同盟國的授權下也在東京成立。

主要對28位甲級戰犯進行審理包括東條英機、廣田弘毅。但是，在法官的選擇上，同盟國卻出現了分歧。因為作為勝利國的姿態，誰都想參與此次審判，從中獲得利益。

本來聯合國想安排9名法官，但是英國非要讓自己的殖民地印度納入其中，其他戰勝國自然不滿，於是爭執不休。距離開庭還還剩下一個禮拜，美國才同意英國的要求，但是美國也提了將自己的殖民地菲律賓加入進來。

就這樣參與庭審的法官從9人增加到了11人。在這個過程中，印度方最終以「法官臨時缺員」的理由將拉達賓諾德·巴爾推選出來，趕赴日本參與庭審，此時東京審判已經開始了兩周之久了。

不過這個印度法官很快適應了，但是他卻逐漸演變成一個十足的「親日派」。在11名法官中，他是唯一一位堅稱日本戰犯「全員無罪論」。他擬定了1300頁的意見書，自始至終都在為日本人辯護，他是這樣說道：

「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是事實，但這僅僅是一個國家的行為，國際法只適用於國家，而對個人無效，因而這些日本戰法都是『無辜者』，他們需要承擔的僅僅是道德上的譴責，並沒有任何法律上的責任。」

中國法官梅汝璈曾在事後回憶說，這人很是古怪，他似乎將庭審當成自己的一場個人表演，他不願和別人交流，卻愛在法庭上與其他法官爭執。印度外交部主動發布告示與巴爾撇清關係，並一再要求他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不要再給本國抹黑。

巴爾置之不理，依然在庭審上口若懸河。在審判南京大屠殺罪魁禍首松井石根時，巴爾急於為其「洗白」，聲稱當時的松井石根已經大病在身，行為能力有所限制，不應該受到審判。這種荒謬的言論當然不會被通過的。

對於這樣一位不分青紅皂白的印度法官世人不解，人們更願意將他當作一個東京審判庭上一個笑料、跳樑小丑。但是，作為失敗的日本，對巴爾的行為極其的感激涕零，巴爾瞬間成了日本右翼口中的「英雄」、「正義之士」，還頒發勳章「感謝」他為「和平運動中做出的貢獻」。

估計連巴爾做夢都想不到，在自己死後的幾十年後還能淪為日本逃避責任、掩蓋戰爭罪行的工具。1975年，日本人在巴爾死後的第8年，建立了一處巴爾紀念館，2005年又修建了「巴爾顯彰碑」。真是可笑又可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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