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真的「獨尊儒術」嗎？

東漢史學家、《漢書》作者班固評價漢武帝「雄才大略」。漢武帝當朝大臣汲黯卻當面批評自己的「老闆」：「內多欲而外飾仁義」！搞得漢武帝十分尷尬，「默然良久」。退朝後對身邊的近臣說，汲黯這傢伙太粗暴了！

漢武帝

今日對於漢武帝的評價何嘗不是如此！本文就集中談談所謂「獨尊儒術」問題。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通鑒卷17）董仲舒對策是否如《通鑒》所載，繫於武帝初即位的建元元年（前140年），胡三省依據司馬光本人的《考異》已經表達了異議。目前學術界也有不同看法。

學術界的爭議主要集中在如下兩點。第一，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對策，尊崇儒術究竟是在即位初年，還是大約十年之後，公孫弘第二次對策之時？第二，漢武帝是否真的如《漢書?武帝紀》「贊」總結的那樣，「罷黜百家，表彰六經」？還是尊儒的同時，依然「悉延百端之學」？(史記·龜策列傳)

第一個問題涉及提出政策的確切時間，屬於技術性問題，可以不具論（綜合現有資料看，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當在元光五年，即公元前130年前後）。第二個問題涉及漢武帝治國理政的方針和政策問題，不能不論。

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最早記載了漢武帝政策轉向之事：「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漢武帝及其朝臣提倡儒學，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也符合漢武帝鞏固大一統王朝的需要，也符合這個時代的需要，這是可以肯定的。為此，漢武帝採取了一系列提升六經和儒學地位的政策。比如，設立五經博士，建立太學，招收博士弟子員五十名。更重要的是，「經明行修」（熟悉六經，修養品行），射策選士，成為士人進身官場獲得利祿的最重要途徑。官府的引導作用，自然使得天下的讀書人，「靡然鄉風矣」。

但是，正如班固所說的，就漢武帝用人實踐來說，絕對是不拘一格的：

「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燕爵，即燕雀。「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此句謂，三人在位漢武帝啟用之前，都懷有大才，就像是被燕雀譏笑的鴻鵠，未能展翅。)，遠跡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群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漢書卷58)

在一連串的名單中，能夠稱得上儒學出身的，似乎只有公孫弘、董仲舒和倪寬。但是，在漢武帝器重的這一串名單中，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

首先，他們都能在自己的本職工作上做出成績，建立功業，如公孫弘為相、倪寬為左內史及御史大夫，趙禹、張湯主管法律工作，司馬遷、司馬相如的文學成就，張騫、蘇武的外交風采，衛青、霍去病的戰功，霍光、金日磾作為顧命大臣的作為，等等。可見，是否儒學出身，有多少儒學水平，不是漢武帝用人的絕對標準。相反，就儒學知識素養來說，董仲舒（前179-前104）遠遠超過公孫弘（前200-前121），而且足足比公孫弘年輕21歲。但是，公孫弘心思比較靈活，具有實際政務操作能力，得到漢武帝重用，官至宰相。對於比較迂闊的董仲舒，漢武帝卻是嘉許其說，而不重用其人。

其次，這些官員雖然不是儒生出身，但是他們或者在道德品行上有上乘的表現，不悖於儒家的價值觀；或者努力向學，向儒家價值觀靠攏。前者如石建、石慶為人篤實，汲黯、卜式為人質直，韓安國、鄭當時為人忠厚。後者最典型的是張湯，本出身文法吏，但是，自從知道部下倪寬以經書判案獄，得到漢武帝的肯定，「（張）湯由是鄉學，以（倪）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漢書卷58)

總之，漢武帝的所謂「獨尊儒術」，首先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倡導，統治秩序的構建，社會行為的規範，即所謂「教化」的功能。為了將這種意圖貫徹下去，必須有制度化措施，作為保障和驅策工具。於是，就有了太學和博士弟子員的設置，有了徵辟、察舉的入仕途轍。然而，在實際的治國理政操作中，漢武帝是非常務實的。元封五年，漢武帝以朝廷缺乏文武人才，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通鑒卷21)

董仲舒

可以這樣說，漢武帝一方面批准丞相關於「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通鑒卷11)的奏章，因為就仕進渠道而言，朝廷並不崇尚法家和縱橫家；另外一方面，在實際人才選拔中，又是不拘一格，注重實際幹才。這樣就出現了看似矛盾的現象，或者說印證了汲黯的觀察，即漢武帝志在高遠（內多欲）而外飾以仁義禮教。

其實，這裡並不矛盾。尊崇儒術，是道、是經，悉延百端之學，是術、是權。唐太宗說過：「道以光大為功，術以神隱為妙。」（《帝范》）道與術的問題，也是儒家常常講的「經」與「權」的問題。不變的原則（經或者道），與變化的世界，難免有不完全契合之處。於是，就要採取變通的措施和做法，這就是「權變」。所謂「以正治國」——經，「以奇用兵」——權。

可是，外儒內法，也不能僅僅要從「道」與「術」、 「經」與「權」的角度去理解。這還涉及到利與弊、時與勢的關係問題。

有一利，必有一弊。我們都知道，漢武帝「獨尊儒術」（儘管此「獨尊」兼容並包「百端之學」），有利於糾正漢初陸賈、賈誼提出的道德滑坡、社會失序問題，對於後來的中國歷史發展也影響深遠。儒學的教育深入人心，到了西漢後期、特別是東漢，儒學成為一種神聖化了的意識形態。於是，腐儒、陋儒、偽儒、神儒（讖緯化了的儒學）也紛紛出現。漢元帝為太子時主張「純用儒生」，已經令漢宣帝憂心忡忡：亂漢家天下者，必太子也！王莽更是成功地借讖緯化的儒學，為取代西漢王朝造勢。東漢儒學的影響深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同時「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偽君子也比比皆是。於是，才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晉風度出現。這就是利而生弊。

怎麼解決利中有弊的問題呢？這就涉及「時」與「勢」的問題。社會的發展，時勢的變化，對於治國之道、化民之術，也需要與時俱進。如何做到張弛有度、剛柔兼濟、禮法合治、德刑並用，考驗著執政者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所謂審「時」度「勢」，就有這個意思。如果不懂世異，不知時移，就會膠柱鼓瑟，適得其反。假如把由此而產生的問題，歸罪於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就十分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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