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孫中山袁世凱爭搶的超級人才：身為平頭百姓卻一手操盤民國誕生

1912年初，孫中山、袁世凱這兩位民國初期最重要的人物，不約而同地做了同一件事。

這天，孫中山給一位老朋友寫了封親筆信，「素審執事器識宏通，體用兼備，擬借高遠之識，以為切勵之資，敢奉屈為樞密顧問。」信中，他誠摯地邀請此人出山輔佐。

稍後，袁世凱的電報也到了，態度更加恭敬，他說，如果能請動先生出山，「非凱一人之幸，海內同胞實共勉之。」

電波的另一端，是上海南陽路10號，一所名為「惜陰堂」的小洋樓。主人名叫趙鳳昌，不過一介布衣。

更令人稱奇的是，對於兩位大人物的邀請，趙鳳昌均予以婉拒，選擇繼續隱居於歷史的重重帷幕之後。

以至於，後世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經以過人的智謀和手段，一手操盤了民國的誕生。

通天徹地

1911年10月10日晚上，趙鳳昌正在上海一家酒樓中宴請客人。席間，一個商人忽然接到了一封電報，隨即對趙鳳昌簡短地說了幾句。趙鳳昌神色平靜，起身告訴大家，自己另有邀約，先行離去。

他得到的，正是武昌新軍起義的消息。

出了酒樓，他立刻奔赴電報局，給漢口電報局局長朱文學拍了一封密電，詢問當地情況。第二天早晨，他接到複電，得知鄂督瑞澂已經逃走，起義取得成功。

當天，他緊急約見上海各界名流探討時局，其態度很明確，「上海據長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為武漢之聲援也。」

快速介入，快速判斷。當所有人都關注於武昌戰事時，趙鳳昌已經開始從全局考慮問題。他首先注意的，是列強對此次革命的態度。他要下的第一局棋，就是解決外交上的麻煩。

彼時，列強對這場突如其來的革命均繃緊了神經，動蕩時期的中國又極容易被趁虛而入。一旦情勢失控，非但締造不了共和，釀成第二個「庚子之亂」也不是沒有可能。

有鑒於此，10月27日，趙鳳昌從上海給兩位朝中重臣發出了電報。

一封發給了剛剛被任命為郵傳部尚書的唐紹儀，在信中，趙鳳昌勸唐紹儀「宜緩到任」，如果真的到任了，要特別注意和列強周旋，不要損害中國的利益。

在給外務部大臣梁敦彥的另一封電報中，趙鳳昌提醒他提防日本的動向。隨後的電文中，趙鳳昌力勸其反對攝政王為鎮壓革命向列強借款。

在這兩封電報中，趙鳳昌均期待他們「保將來之中國」。

果然，唐紹儀最終沒有接受清廷的任命，而梁敦彥則公開對借款一事表示了反對。兩位高官，對一位在野人士的建議，竟然言聽計從。

除了在朝中的布局，趙鳳昌也直接對列強展開了公關。武昌首義的第二天，趙鳳昌便委託上海商會董事蘇寶森，給外商們帶了個話，大意是，現在列強們的當務之急，是保護商人們的利益不受損害，千萬不要為清廷提供援助，否則「地方必須致靡」。

外商們將此意見轉達給各國公使，在多方考量之下，列強均「認民軍為交戰團體， 各國嚴守中立」。自此，革命軍不再是外人眼中的「匪寇」，而成為了一支獲得列強認可的政治勢力。趙鳳昌沒費太大力氣，就把外事上的潛在禍患消弭於無形。

至於軍事上，趙鳳昌也有一套辦法。彼時，清廷急令蔭昌及薩鎮冰分別率領北洋軍和海軍鎮壓起義，趙鳳昌得知後，直接委託退隱上海的鄭孝胥給薩鎮冰寫了封信，勸他不要炮擊武漢。果然，薩鎮冰在規勸下按兵不動，後來索性離開部隊養病去了。藉此機會，海軍官兵一舉反正，將炮口轉向了大清。

武昌起義爆發一月，趙鳳昌在幕後運籌帷幄，施展出一套通天徹地的本領。這一年，他55歲，身無一官半職，卻盡攬全局。

惜陰堂的誕生

「四十年間，東南之局，有大事，必與老人有關。」同盟會會員黃炎培曾經如此評價趙鳳昌。事實上，趙鳳昌的「奇人奇事」，並非始於辛亥革命。

1884年，朝廷重臣張之洞調任兩廣總督後不久，趙鳳昌即進入張之洞的幕府，相處數年後，趙鳳昌竟然能夠幫助張之洞代擬公牘，而且模仿張之洞的筆跡幾可亂真。張之洞對他愈加信任，每逢有要事必與其商量。以至於社會上流傳著「兩湖總督張之洞，一品夫人趙鳳昌」的說法。

這段體制之內的傳奇，終結於1891年。隨著張之洞被彈劾，趙鳳昌一併受到陷害，被光緒皇帝批示革去官職、永不敘用。

事後，張之洞對趙鳳昌感到很過意不去，特意在湖北電報局為他找了個掛名支薪的差使，令其常駐上海，辦理運輸通訊、搜集情報等事務。

1894年，趙鳳昌搬入上海南陽路10號的一所英式洋樓，他將其定名為「惜陰堂」。

六年後，趙鳳昌悄然導演了另一段傳奇。

1900年，慈禧太后唆使義和團圍攻外國使館，槍殺德國公使，並下詔向11國宣戰，導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兩宮倉皇西逃。趙鳳昌雖已下野，卻心憂國事，他會同盛宣懷等人分頭遊說劉坤一、李鴻章、張之洞等督撫，倡議拒絕宣戰上諭，以免戰火侵襲東南各省。

張之洞起初很猶豫，趙鳳昌急中生智，走了一招險棋。他發了一個電報給張之洞，稱「洋電，兩宮西幸，有旨飭各督撫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慶邸留京與各國會議雲」。這個電文的高明之處在於，一旦宮內日後追究下來，頂多只是誤傳了洋人電報的罪名，而不是抄家滅門的「假造聖旨」。

最終，劉坤一、李鴻章、張之洞協作，一起發動了「東南互保」。

名聲在外的奇謀妙斷、體制內外遊走的經歷、以及寓居「十里洋場」的獨特優勢，帶給趙鳳昌的最大好處，是豐富的人脈資源。辛亥前夜，趙鳳昌的朋友幾乎遍及朝野內外，政商兩界。張謇、湯壽潛、唐紹儀、梁敦彥、胡元倓、熊希齡、鄭孝胥等聞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在家鄉常州，東南名士庄蘊寬、武昌新軍創始人吳殿英又都是他的姻親。革命黨一邊，趙鳳昌早在1907年便結識了同盟會骨幹胡漢民。

更重要的是，他們當中的多數人都和趙鳳昌一樣，「感悵清政之不綱， 非改弦易轍無可救治。抑且非一二長吏所能禍為福也」。

1911年5月8日，清廷「皇族內閣」的出台，意味著立憲化作泡影。趙鳳昌「乃更斷言清廷之無可期望，謀國必出他途以制勝矣」。

對於他而言，武昌首義的爆發，或許是意料之外，卻顯然是情理之中。

新的布局

1911年那個動蕩的歲末，當南北戰事膠著之時，趙鳳昌已經在思考革命將走向何方的問題了。

他擬定了五條政見：「保全全國舊有疆土，以鞏固國家之地位。消融一切種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競爭。發揮人道主義，以圖國民之幸福。縮減戰爭時地，以速平和之恢復。聯絡全國軍民，以促共和之實行。」

如前所述，保全疆土，鞏固國家地位，他在革命一爆發，就已經完成了布局。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用最少的代價換取和平，使國家走向共和。

彼時，清廷已經重新起用袁世凱，並令其組建責任內閣。趙鳳昌精準地判斷，「各國公使不信清之政府，而信袁之個人，已與皇帝無異矣」，他的出山已經極大地穩定了人心。而南方革命軍，則「事權不一，意見不齊，有未能趨於統一之勢」，再加上經濟、軍事都處於下風，北方可謂已經佔據了天時、地利、人和。

他就此提出了解決方案，最關鍵的一點，是儘快成立臨時政府，把形如散沙的獨立各省團結起來。一盤更大的棋局，在惜陰堂展開了。

趙鳳昌行事，最為突出的一點是，他尤其擅長調動各方面的社會資源，為己所用。

他調用的第一枚棋子是張謇。這位立憲派領軍人物，早年曾與袁世凱共事，並有師生之誼，關係非同一般。趙鳳昌將他納入團隊，除了提高「惜陰堂」的威望，更重要的，是和北洋系建立了溝通的橋樑。

另一枚棋子是庄蘊寬。作為同情革命的人士，庄蘊寬早年曾經救過革命領袖黃興的命，自然是聯絡革命黨的不二人選。他很快趕赴武昌。

而趙鳳昌本人，則於11月15日，聯絡江、浙、滬等10省區代表共22人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會議，定名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這便是日後國會的基礎。稍後，趙鳳昌等人還將「五色旗」定為國旗，象徵「五族共和」。

至此，革命黨、北洋軍，趙鳳昌均已打通了關節，獨立各省有了臨時議事機構，趙鳳昌的布局完美地實現。

隨即，他開始運用一枚關鍵性的棋子，此人名叫洪述祖。

南北合謀

早在辛亥革命爆發後不久，趙鳳昌便看中了袁世凱的實力。他認為：「革命軍熱情、勇敢、犧牲精神都是有餘的，可借實力太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利用擁有實力的袁世凱去勸清廷，可能生效。」

但是，誰來聯絡袁世凱？偏巧，袁世凱的身邊有位名叫洪述祖的幕僚，正是趙鳳昌的妻弟。

在趙鳳昌的授意下，洪述祖起草了最早的一份《清廷退位詔書》，並分別呈給了袁世凱和慶親王奕劻。據洪述祖後來的密函中講，袁世凱曾奏請清廷接受此旨，否則立即辭職。至此，袁世凱對清廷的態度，趙鳳昌心中自然有數了。

事實的確如此，當袁世凱指揮北洋軍與革命黨人打了幾仗後，便準備向南方放出橄欖枝了。剿滅革命，不如藉此外力推動朝廷改良，對此，袁世凱心中自然清楚。反過來，他也通過洪述祖，給趙鳳昌發來了議和的密電。

趙鳳昌自然求之不得。1911年12月2日，各省代表會議正式討論決定：若袁世凱反正，當公舉袁為臨時政府大總統。

至此，南北雙方已經有了默契。

12月6日，袁世凱令唐紹儀為全權代表赴南方議和。兩天以後，唐紹儀啟程，一上火車，先把辮子給剪了。12月17日，他抵達上海，當晚便來「惜陰堂」與趙鳳昌深談，表明自己此次前來，只是為了與南方斡旋建立「共和政體」罷了。如同趙鳳昌後來回憶往事時所說的，「清室以立憲誑國民，國民亦以立憲誑清室」，這一次，天下合謀，只為推動歷史。

12月18日，南北和談正式開始。據當時的人回憶：「這次議和是個大煙幕，有關會議情況的電報，白天打出去的和晚上打出去的完全不同，是兩回事。白天開會是在做文章，談停戰問題，規定你讓出多少里，我讓出多少里。白天打出去的電報是互斥對方違反協議等等。重要的問題是在夜裡談，清帝退位問題，退位後誰來的問題，外國承認問題等等。所以夜裡打出去的電報才是會議的真正內容，而這些內容在會議進行時是不公開的。」

而「所有和議中主張及致北方電，俱是夜間在趙寓雙方商洽」。

有代表回憶，有一次，北方代表團的譯電員譯出一件北京來的密電，拿給唐紹儀，唐紹儀看過很興奮地說，北京回電來了，趕緊打電話給趙老頭子，一邊說一邊掛電話，跟趙鳳昌聊得不亦樂乎。有人感到很奇怪，問唐紹儀，為什麼有事不是先找南方總代表伍廷芳，而是找趙鳳昌呢？唐紹儀說道：「伍廷芳名義上是南方總代表，實際上作不出什麼決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見的，能當事決斷的倒是這個趙老頭子。」

此言絕非誇張。不過，趙鳳昌在這場大變局中，更似因應時代，順水推舟。

新的變數

1911年12月20日，南北雙方第二次會談，已經取得了一個各方面的妥協方案：堅持讓朝廷儘快召開國會，議定國體。然而，清廷對此遲遲不肯給出答覆，和談陷入停滯，辛亥年的變局陡增變數。

此時，孫中山回來了。12月25日，這位革命領袖風塵僕僕從國外回到上海，第二天下午，就前往「惜陰堂」拜會趙鳳昌，徵詢他對當前時局的看法。於是，趙鳳昌「遂一一陳述滬漢情事」。後來，孫中山又多次來到「惜陰堂」與趙鳳昌商談。

會談的結果是，孫中山立即開始籌備組建臨時政府。顯然，這又是趙鳳昌給出的一步高招，不管清廷如何頑固，新的政權終歸誕生了。

1912年初，這場大戲終於達到高潮。元旦這一天，南京臨時政府正式建立，中華民國宣告誕生。兩個月後的2月12日，清廷再無回天之術，隆裕太后下詔宣布清帝遜位，結束了267年的統治。

清廷終結，民國初基，「惜陰堂」內的調解，也到了關鍵階段。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被公選為正式大總統，3月6日，他在北京宣誓就職。無力統籌全局的孫中山對此難免有些耿耿於懷。當迫使袁世凱南下就職的計劃落空後，雙方又將矛盾的焦點對準了內閣人選。

同盟會堅持內閣總理必須由同盟會員擔任，袁世凱一方拒不接受，雙方在「惜陰堂」僵持不下。關鍵時刻，還是列席會議的趙鳳昌趁機插話說：「我認為新總統的第一任內閣，是新舊總統交替的一個橋樑，所以國務總理必須是孫、袁兩位新舊總統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為只有少川(唐紹儀)先生最為適當。只要孫、黃兩先生不反對，我很想勸少川先生加入同盟會，這是雙方兼顧的辦法。」

趙鳳昌的話音一落，孫文、黃興立即鼓掌，表示歡迎。稍後，唐紹儀由黃興、蔡元培介紹，加入了同盟會，成為民國首屆內閣總理。

至於其他內閣人選，趙鳳昌同樣奔波於兩派之間，費盡口舌，平衡利益。「其間勞心敝舌，左支右細之苦況，先公殊無以語人也。」其子趙尊岳寫道。

在趙鳳昌的努力下，南北議和總算有了一個完整的收場。

在辛亥革命跌宕起伏的數月中，趙鳳昌幾乎以全憑個人之力全盤操持了革命的走向，以及民國的誕生，可謂一手托南北。孫中山和袁世凱都明白此人的蓋世才華，均發出函電，希望聘任他為顧問，卻都被婉拒。

趙鳳昌飄然歸隱。然而，沒能持續多長時間。

收官

1913年3月20日晚，國民黨領袖宋教仁在上海車站遇刺，國內輿論頓時嘩然。在給趙鳳昌的一封信中，張謇對此事評價道：「遁初(宋教仁)以調和南北，慷慨自任，無端被害，此必有不欲南北調和者。敵人橫行如此，世豈可問！」

事發後，孫中山立即將元兇指向袁世凱，號召不走法律程序，使用武力解決問題。而大多數國人對此均不予理解和支持。就連同盟會內部也有分歧，老同盟會員梁漱溟後來便說，「二次革命實在是以武力為政爭的開端。從此以後，凡是要為政治活動的，總要去奔走武人的門下，武人的威權從此一步一步的增長，到現在而達極點。」

趙鳳昌心中自然焦急、他再一次充當了南北橋樑的角色，參與了一系列調停活動。只是這一次，當年眾人合謀推翻帝制時那種溫情、妥協已經不復存在，饒是趙鳳昌手段再高，也無能為力了。

7月12日，革命黨人發起了武裝反抗。江西李烈均在湖口宣布獨立，組織「討袁軍」，武力倒袁的「二次革命」全面爆發。趙鳳昌對此恨道：「近事無可說，只可謂之惡夢。」

對他而言，這場惡夢似乎再也沒有結束，鎮壓二次革命後，袁世凱權勢陡增，直至著手稱帝的計劃。1916年6月，袁世凱在全國一致聲討中死去，趙鳳昌在給黃興的信中以為，此時如不集合各派中心人物，化除私見，指導輿論，監督政府，則「前途禍福，正未可知」。底氣已然有些不足。

此後，段祺瑞上台，趙鳳昌出任段祺瑞與孫中山的調停人，但不久孫中山便南下成立護法政府，調停失敗。直到1919年，第二次南北議和，趙鳳昌再次出任「調人領袖」，依舊毫無建樹。從那以後，趙鳳昌於政壇再無蹤跡。

除了1931年，他在《文學》月刊上，耐人尋味地寫道「遜清之事往矣，世事之錯綜，豈有止境哉？」

1938年，趙鳳昌於上海撒手人寰。

據其外孫楊小佛(楊杏佛之子)的回憶，他小時候去外公家玩，發現惜陰堂中廳牆上有一張內置中華民國國璽印，與插在花瓶中的五色旗相應成趣，儘管，從1927年後，它已經被青天白日旗所取代。

那一刻，時間彷彿永遠定格在了令人滿懷憧憬的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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