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族兄與華昌煉礦公司

1938年1月，梁漱溟先生初訪延安，第一次會晤毛澤東時，毛澤東曾問梁漱溟：「據聞你是廣西人，怎麼又和湖南湘潭梁姓是一家呢？」這裡所說「湘潭梁姓」，是指梁的族兄梁煥奎一家。

梁煥奎，字壁元，是楊昌濟先生的恩師。楊昌濟當時與梁漱溟同在北大哲學系任教，常去看望那時（1918年）暫住於梁家(崇文門外緓子衚衕)的梁煥奎，而此時毛澤東又借住於楊昌濟寓所（鼓樓豆腐池衚衕），想必是因此有所耳聞，遂產生以上的疑問。

梁煥奎五兄弟與梁漱溟

梁漱溟原名梁煥鼎，和梁煥奎五兄弟為同高祖的同族兄弟。梁家祖上世居廣西桂林，1851年舉家北移，梁煥奎的曾祖在湖南湘潭落戶，於是成為湖南人，而梁漱溟的曾祖則宦遊北方，先在桂林得中舉人(當時錄取舉人按省分配名額)，後在北京中進士，但仍沿襲為廣西桂林籍。北京與湘潭相距雖遠，但兩家來往聯繫未曾中斷。

1917年7月，梁漱溟與沈鈞儒在司法部同任秘書後，曾有機會去湖南長沙看望他們一家。這時梁煥奎已年屆50歲，而梁漱溟只有24歲。梁煥奎一家當時住在長沙瀏陽門(東門)外自置的名為「青郊」的別墅內。別墅佔地不小，內有樓，名「平遠樓」，可遠眺長沙城南；樓後為小山丘，上有橘林；有荷花池；有桂花兩大株，當時正逢盛開時節，香溢滿園。梁漱溟在此逗留了三個多月。10月初，直系軍閥段祺瑞以「出師剿滅」護法軍為名，進軍湖南，至衡山一帶後，因內部矛盾，部隊將領王汝賢、范國璋通電停戰，主動北撤。從此湖南政局不穩，治安混亂，人心浮動。為了避難，梁煥奎一家先去漢口，又遷北京，借住在梁漱溟家一年多。梁漱溟也於此時返回北京。於是梁漱溟又常得與梁煥奎時時晤談，因而得知不少有關他們兄弟五人—煥奎(璧元)、煥章(端甫)、煥彝(鼎甫)、煥均(和甫）、煥廷(碩甫)從事湘省銻礦開發事業的事迹。後曾將此事撰文回憶，讓世人更多地了解了梁煥奎五兄弟為中國民族工業所做出的貢獻。

湖南銻礦的發現，久通公司的建立

我國銻礦蘊藏豐富，居世界前列，而湖南銻礦儲量在國內又首屈一指。據梁煥奎長女梁培肅所寫的《湖南華昌煉礦公司經過事略》記載：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湖南巡撫陳寶箴姻家劉鶴齡，以他在安化、漵浦一帶田莊所產不知名礦石出示，後送漢口外商亨達利洋行化驗，確認為銻礦，並從此由該行收購。隨後又發現新化、益陽、安化、沅陵等縣境內銻礦數十處。當時（即甲午中日之戰的1894年）巡撫陳寶箴正熱心於維新運動，積極推行興辦實業和設學堂等新政，於是決定在長沙設礦務局，任命梁煥奎為該局「文案」(秘書)，這時梁煥奎25歲，正當他中舉後一年。不久又升為「提調」(秘書長)，負責籌劃全省礦業開發事宜。可以說這是梁煥奎五兄弟參與湘省採礦事業的開端。

當時已查明的銻礦中以新化蘊藏量最多，品位也高，而在新化境內各礦又以錫礦山(地名)為最多，約佔當時全省已探明儲量的三分之二。益陽、沅陵等地礦砂品位則較低，其中益陽境內官辦板溪礦開發較早，因久未獲利，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招商承辦。梁煥奎於是接辦了益陽板溪礦，創辦久通公司，由二弟梁煥章為駐礦經理，從事管理工作。這是梁煥奎直接經營銻礦業的開始，它為日後創建華昌煉礦公司打下了基礎。

板溪礦距益陽縣城約200里，礦砂品位不高，含銻20%—30%，但儲量大。當時為了降低運輸成本，久通公司在距礦山50里的沾溪設廠，用土法冶煉後外運。土法只能將礦砂練成「生銻」(硫化銻)。「生銻」按規定又由官方統一收購。再加開採愈久，礦場距煉廠愈遠，運輸成本不斷增加，所以當時久通公司利潤有限，無力擴大再生產。至1906年，銻價開始上漲，利潤增加，梁煥奎於是萌生了改用新法煉銻的想法。

楊度支持購得法國專利，久通改組為華昌煉礦公司

梁煥奎在從事礦業多年之後認識到：「國家富源在盡地利，而地利在礦，開採礦利在得人，非先作育人材，無以闡發地藏。」他在參與湖南實業學堂工作的同時，注意培養他的幾個弟弟，使他們能勝任礦業開發工作。三弟煥彝、五弟煥廷先後被送往國外學習。1902年煥彝先去日本、美國，1906年又轉至英國，進入倫敦礦業專門學校。在該校學習期間得知法國有一個名為赫倫士米的冶煉廠，採用一種煉銻新法，於是偕王寵佑博士前往巴黎，了解到此法對冶煉低品位銻礦砂最相宜，是當時最好的冶煉方法，如久通益陽礦能採用之，生產定可改觀。但專利要價極高，非出重金，不能到手。梁煥彝急忙將消息函告國內，要求儘快作出決斷。梁煥奎及其四弟梁煥均雖然極想購得此項專利，但限於久通公司的財力，無法實現採用新法冶煉的計劃。

恰好楊度先生此時由北京回到湖南。楊度為湖南湘潭人，與梁煥奎同鄉，又是摯交，關係非同一般。當楊度從梁煥奎處聽到購買專利的種種情況後，認為此機會不可錯過，如能獲得此專利，不僅有益於久通公司，而且將對湖南省經濟發展甚為有利，因此表示願全力支持。楊度首先向湖北總督趙次珊借得銀圓5萬，先匯往巴黎作購專利預付款，隨後又向軍機大臣袁世凱、直隸總督端方和山東巡撫袁樹勛等籌得11萬，部分用於補足購買專利款，部分供按專利設廠之用。久通既獲得了專利，又增加了資金，生產規模勢必擴大，於是決定將原來的久通公司改組為華昌煉礦公司。華昌之創建得楊度之助實多，因此以乾股5萬元贈楊度，後來楊又陸續投資，共擁有股金20萬，成為了華昌的大股東。

梁煥彝購得專利後，又在英、法採購機械設備和冶煉爐等，然後攜一位法國機械師回長沙，在南門外西湖橋按專利建廠，設各科冶煉爐數十座。從此，三弟梁煥彝就成為公司技術方面的領導者。為探礦，他常奔走於深山窮谷之中。益陽境內礦場採掘工程全部機械設計，更由他朝夕指導建設而成。後來鋪設由板溪至桃花江的輕便鐵道，也全在其主持下進行。另外，梁煥彝曾深入湖南宜章發現安源之錫礦，又跟蹤向東，發現瑤崗之鎢礦，更沿五嶺山脈至江西境，於大庚發現豐富鎢礦。據他所著《生平略歷自述》記載：「瑤崗鎢礦實由余用化學乾試法鑒定於始，李炳麟（李國欽）在美證明於後，華南一帶始有鎢礦之名。」可見我國首先發現鎢礦者，當推梁煥彝為第一人。至1935年，他曾受聘於當時國民政府之資源委員會，協助大規模開採鎢礦的工作。

華昌公司創建後，因技術改進，業務發展，在長沙設立總公司事務所，下設冶煉、化驗、水電、修理、翻砂、航運各部，機構複雜，組織龐大，全部員工達數萬人。梁煥奎因自1905年即患眼疾，至1908年華昌創建時，眼疾更加嚴重，於是公司總經理一職由四弟煥均出任，負責領導全公司事務。為了便於煥均出入官府，代表公司進行聯繫交涉，他們曾向清廷吏部納銀萬兩，為他捐得一個二品銜候補道(二品銜方可戴紅頂子)。

一戰爆發，華昌公司大發展

華昌新冶煉廠在長沙竣工後，益陽板溪礦所產礦砂全部運往長沙用新法冶煉，從此不再以生銻出口，而且所煉純銻質量一流，在國際市場上頗有競爭力。同時，華昌在購得法國專利後，向清廷商部奏准立案，自1909年起十年內任何外商、官商及私商均不得採用此項專利設廠，從而取得了獨家新法冶煉全省純銻的特權。當時省內小公司甚多，錫礦山一地即有採礦公司百餘家，煉銻（生銻）廠30餘家。這類廠家所產生銻均由華昌煉為純銻。

辛亥革命後，湖南實業司呈請工商部，欲取消華昌的特權。1913年，楊度曾就此事致電工商部說：「……度於華昌宗旨，求統一不求壟斷。若不統一，必如曩年散漫相傾，為外人所乘，……唯有由部責令華昌，包煉全省銻砂成純……」於是此項特權又得延長。由於華昌擁有當時最好的冶煉技術，規模最大，又享有此項特權，公司在湘省礦業界地位極高。1912年在天津成立之「中華礦務聯合會」，參加者有六大公司，其中即有華昌。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因為當時軍火生產及軍需儲備的需要，歐美各交戰國爭相購進純銻，銻價扶搖直上。次年，銻價繼續暴漲，華昌盈利隨之猛增。而且在此之前，因外銷全由英商廓克遜代理，利潤落入外人之手不少。待大戰起，華昌借口英商難以如期付款，廢除了其包辦外銷合同，改在紐約設立分公司，由曾留學國外之五弟煥延出任經理(後由其姻親李國欽繼任；李由華昌資助於1910年送英國學習礦業，1914年畢業後即在華昌任職)。同時又在歐洲各國設代銷處，從此外銷全部自理。由於上述種種有利條件，華昌業務繁榮興旺，盛極一時，進入發展的巔峰時期。1916年獲純利竟多達120萬銀圓。當時之長沙城南一帶，可以說是華昌的天下，「機聲喧擾，煙突林立，廠屋房舍，鱗次櫛比，湘江沿岸，火輪電艇，絡繹於途，無非皆華昌所有，景況之盛，規模之大，可見一斑。」華昌成立之初，在領得清政府補助銀款時曾奏明「俟營業發達再報效國家」，現在公司利潤大增，於是在1916年7月將此款繳還民國之農商部，還清了楊度經手的這筆大債務。

一戰結束，華昌公司走向衰落

後來新化錫礦山所產礦砂量日多，當地礦商因遠道運長沙冶煉不便，同時又有人創造了一種土法煉純銻的技術，至1915年採用此法之小廠已達數百家之多，於是華昌不得不同意礦商就地自煉，只是規定所產純銻仍用華昌雙環商標出口。華昌原來獨享之新法冶煉權從此開放。而待大戰結束後，又有德商多福公司等設廠在錫礦山用改進之新法冶煉。在此種形勢下，華昌只有統辦出口業務的權利了。

對華昌影響最大的還屬一戰的結束。由於國際上軍需純銻量銳減，銻價一跌再跌，而公司的開支反而增加。這是因為湖南紳商各界見華昌一度利潤豐厚，均欲染指，紛紛要求入股，公司迫於壓力，只好擴股（1916年由原來的96萬擴至300萬），公司機構隨之膨脹，冗雜人員充塞，辦事效率降低，導致成本升高。再加上駐紐約經理李國欽及國內公司中有人監守自盜，促使公司處境日窘。

另外，由於國內政局不穩，連年軍閥混戰，而湖南這一軍事要衝，向為兵家必爭之地，多次淪為南北之爭的戰場，產多業大的華昌在生產上既受戰事的影響，在經濟上又難免成為征派勒索的對象。

由於上述種種原因，興盛一時的華昌日趨衰落，銻產量由1917年的8200噸，驟減為1918年的4200噸。至1920年華昌煉礦公司已是債台高築，寸步難行，礦場與冶煉廠全部停產。次年，經股東大會決定，不得不變賣部分產業，償還債務。債主以長沙債團為最多，後即由他們另行集股，縮小範圍，繼續經營板溪礦，而華昌只能以部分產業入股，分得半數利潤，用以償還未了債務。至1927年，華昌終於因破產而倒閉。

華昌發展史，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興衰史的縮影

中國民族工業在中日甲午之戰以後有了初步發展。例如我國著名的輕工業的先驅者張謇所創建的南通大生紗廠即成立於1899年。華昌之前身的久通公司也於是年開辦。又例如，華昌煉礦公司創立之時（1908年），也正是盛宣懷向日本借款，將漢陽、大冶兩鐵廠與萍鄉煤礦合併，成立著名的漢冶萍公司，並由官辦改商辦之日。這不是巧合，而是由共同的歷史背景造成的。

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4—1918），由於帝國主義忙於戰爭，放鬆了對我國的侵略和掠奪，我國民族工業獲得空前發展，因此有人稱之為是民族工業的「黃金時代」。及至大戰結束，帝國主義捲土重來，以及我國國內政治動亂等影響，自1922年以後，民族工業轉而陷入停滯、萎縮和危機之中。梁煥奎五兄弟所經營的華昌煉礦公司，由創建（1908年）至倒閉（1927年），前後20年大體上也走過了這樣的興衰歷程：創建之初，由於在資金上得到官府的支持，在技術上引進了國外先進專利，因而在礦業界嶄露頭角。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華昌事業迅猛發展，僅兩三年間即達到了它的巔峰時期。但好景不長，待大戰結束，即轉趨衰落，雖力圖挽回頹勢，仍終以破產倒閉作為華昌煉礦公司的最後歸宿。可以說，華昌公司的興衰是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興衰史的典型和縮影。

責任編輯 尹德佼

郵箱 ydj@wsj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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