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次轉學、畢業即失業、辭職3次、賣掉公司…她如何從土包子變身斜杠青年？

「編者按：

我們力求還原真實的職場人物，描述那些光鮮背後更為堅定的力量。

以下是饅頭商學院導師王茜的自白。

王茜是饅頭的導師，也是饅頭的投資人。在工作的15年里，她的職場身份豐富而多元：創業者、上市公司高管、投資人、電台嘉賓主持人，是名副其實的斜杠青年。

她的身上，映射了這個時代的故事。

「人家是畢業之後就業，我一畢業就失業。」

「我就這麼和孫宏斌擦肩而過，錯過了房地產最輝煌的10年。」

「哪怕是踐行一個消極的行為，也應該基於一種積極的選擇。」

採訪、撰文： 於蒙

王茜說，「我的人生似乎存在一種12年之約，冥冥之中註定每隔12年要「清零」，主動或者被動的。」

「這種惶恐不安定期重複，幾乎成了我學生時代的基調。

我出生在包頭。12歲那年，知青返城，我和父母一起回天津。

在一群洋氣的直轄市同學裡，我是個戰戰兢兢進了大觀園的「土包子」。就連雪碧、可樂，我也是到天津後才第一次喝到。

包頭小學不開英語課，我的同學都是從小學開始學英語，我完全跟不上，一下從前幾名變成倒數。

後來因為父母工作關係，我又轉到了薊縣去借讀，幾年間，小學轉學4次，初中換了3所。

儘管成績還算優異，但老師從來沒讓我當過班幹部，因為我是借讀生、轉學生。

好不容易和同學熟悉了，每個學期末我又要回到原學籍所在的學校，和一群陌生人一起複習、考試。再開學的時候，好像大家又都忘了我，之前所有努力全部清零。

我永遠都像個新同學，午餐時跟在一群有說有笑的女同學背後，默默走到食堂，不知道怎麼打飯。那種手足無措的感覺，現在我還記得。

這種惶恐不安，定期重複，幾乎成了我學生時代的基調。

上大學之後，環境終於穩定下來，但我卻仍然擔心自己被人忽視，隱隱有種自卑感。

我發現學校里學習最好、總拿獎學金的人反而是弱勢群體，整個話語體系特別支持參加社團活動、社會實踐。

我當時很喜歡聽廣播，在學校廣播台做播音員。有一次我參加了大連文藝廣播舉辦的比賽，被選拔去當兼職主播，我很珍惜這個機會，幾乎全部課餘時間都在廣播電台工作。

這個身份也讓我在同學間虛擬的「考評體系」里脫穎而出，雖然我學習成績不是第一，但作為「女主播」的存在感一直很強。

「我就這麼和孫宏斌擦肩而過，錯過了房地產最輝煌的10年。

第二個本命年，我大學畢業，SARS爆發。

當時我在北京一個五星級酒店實習，大家都覺得實習結束可以轉正，結果對面酒店發現了一例感染者，在大堂直接倒下。於是我們全體都被遣散回家。

我其實已經拿了深圳華僑城的offer，整個年級就要了三個人，我躊躇滿志。但深圳是重災區，我媽不讓我去，把我關在天津的家裡躲SARS。

我一畢業就失業了。

躲了快1年，再找工作的時候對工資的預期從一個月2000多，降到1800塊錢，再降到800塊錢。

後來我進了一家剛成立的房地產公司做文案策劃，簽約月薪800，但是我第一個月領到的工資竟然是9000多。

我偷偷拿著工資條去找經理問，是不是多打了一個零？經理哈哈大笑，「你這個土包子，沒見過世面，我們都是這樣的。」

雖然收入高，但我當時總覺得房地產是個很低端的行業——賣房子的都是土鱉，不上檔次。所以我一直沒有歸屬感，想跳槽。

沒過多久，我拿到一家法國500強公司的offer，毅然決然地辭職去了北京，工資一下從9000多降到2000多。可我還傻乎乎的挺高興，覺得自己進了外企，用英文工作，變得特別洋氣。

後來我才知道自己錯過了什麼——那家房地產公司叫融創，總在辦公室溜達的老闆是孫宏斌。

我以前的同事，現在平均都有五套房。

當初同行給我推薦朝陽公園附近的國興觀湖，內部價6000塊錢一平米，我說，太貴了，不買！

我就這麼和孫宏斌擦肩而過，錯過了房地產最輝煌的10年。

現在回想，我還是格局太小了，只會悶頭干，不懂抬頭看。但實際上抬頭「取勢」才是第一位的。

當時我不看新聞聯播，不看政府工作報告，不知道國家投資的重點在哪兒，不知道哪些行業要起飛，所以導致個人資產指數級下跌。

現在社會競爭的遠不止低頭務實的能力，抬頭務虛有時候才更重要。

我有個朋友給了在美國讀書的兒子一筆錢，讓他去炒股。兒子很納悶，為什麼要炒股？朋友說，因為你就是個學生，這個世界和你沒關係，但錢是媒介。買了股票之後，你就會發現這個世界和你有關係了，你會從更高的維度來看待它。

後來扎克伯格到清華演講，朋友兒子就買了Facebook的股票，他認為這是Facebook向中國開放的前奏。

這個故事對我觸動很大，也是我後來選擇做投資的原因，我想跟這個世界有連接，在時代的體系里找到自己的坐標。

如果只在一個公司工作，僅僅關注業績、工資、人事升遷，你會覺得這個公司就是你的全部，一旦公司倒了，就會一下子失去依憑。

「所有的工作都成了管中窺豹，可見一斑，連二斑都見不著。

2010年，團購元年，我加盟了一家團購公司，叫星團365。但沒過多久公司倒閉了，我只好自己創業，開了一家小諮詢公司，幫500強企業做電商解決方案。

公司在業務上跟宣亞集團合作緊密，和他們的戰略方向優勢互補，因此他們發出了收購邀約，我也欣然接受，很快完成了第一次創業退出，賺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加入宣亞國際回歸職業經理人，最初幾年很順利，我也進入到了所謂「安逸期」，但是我總有一種隱隱的不安全感。

後來有件事情，讓我重新思考工作的價值： 有一次，我服務的一個500強客戶出了一款新型號的筆記本，那時候我們負責他們全部電商平台的運營管理。

產品上市當天，京東上很快有了差評，我們發現產品存在比較嚴重的bug，於是立刻去找這款產品的產品經理尋求技術幫助。結果問了一圈才被告知，他休假去了，產品上線第一天，產品經理休假了！

這種情況在互聯網公司幾乎不可能發生，但是500強內部卻比比皆是。

不要說我們這種營銷服務商，就連甲方客戶自己，除了自己要完成的KPI之外，對於公司整體的戰略都完全不清楚。

而我處在乙方的位置，更不可能對客戶的生意有統攬全局的思考和作為，能做的僅僅是基於營銷技巧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所有的工作都成了管中窺豹，可見一斑，連二斑都見不著。

於是，每天我和客戶就像在河的兩端。客戶天天琢磨我們：「你們的服務能行嗎？能有實際作用嗎？KPI完成是真的還是刷的？」

我們作為乙方，盤算的是：「你到底有多少預算呀，叫我們提了那麼多方案、創意，你有錢做嗎？做完能順利結款嗎？」

雙方互相拔河，其實做的都是無用功。

我找不到自己的價值，很困惑。那時有機會可以去長江商學院讀EMBA，我想，既然沒有明確的方向，去讀讀書總不會錯的。

在那之後，每當我在學校掌握了新信息、新趨勢，我就會迫不及待地拽著我的老闆和團隊做新嘗試。

我沉浸在長江給我帶來的商業新視野里，卻忽略了團隊的感受——其實大部分人不願意被拖拽著離開自己的舒適區。

我逐漸發現，我越勤奮，在公司反而越不開心。

也許是時候該離開了，我對自己說。但那時距離公司完全兌現收購款項還有2年時間。走，意味著一筆不小的損失 。

但不管願不願意麵對，我都必須承認，女性在職場上是有年齡天花板的。40歲之前的4-5年，是我能「轉型「的唯一窗口期了，這個窗口期值得我花大價錢買回來。

於是在第三個本命年，我決定辭職，從品牌營銷的「老司機」，投身到VC行業，開始了一段陌生而又高壓的職業旅程。

轉型VC的日子，從思維模式到工作方式，我遇到的挑戰很大。鋪天蓋地的資訊、項目、概念，每天都在更新認知，感覺就像通關打怪，身體疲累，但精神愉悅。

「你可以很積極地做出混吃等死的選擇，這沒問題，但是你不要讓自己被迫混吃等死。

我奶奶今年85歲了，還經常問我一個問題，「你說我就這麼混吃等死嗎？」我沒法回答她，我心想您都85了，能做的不就是頤養天年？但她還有這種追問，對我觸動很大。

我爸也是，他已經退休了，但還是總問我，「你都投哪個賽道啊？」 有段時間我在看無人機方面的投資標的，沒過幾天，我爸給我發來一張無人機各企業的融資信息。

幾天前他特別嚴肅地跟我說，我給你推薦一個APP你從來沒有用過，但是我覺得這個APP非常搶眼，你可以投一下它，我問是什麼？他說唱吧。

我們家人好像骨子裡都挺不安於現狀的。

我一直認為，看過更高的山、見過更大的樹，才能有開闊的眼界。當然，有人覺得跟更大的樹在一起，我能更強壯；有人覺得大樹不適合我，還是跟小樹在一起更安穩。這都是個人選擇。

但哪怕是一個很消極的行動，也應該基於一種非常積極的選擇。

你可以很積極地做出混吃等死的選擇，這沒問題，但是你不要讓自己被迫混吃等死。

對我來說，第三個本命年的這次轉型，比起前兩次的「被動」來說，多了很多「主動」的成分。

回顧前半生的學習和工作，我總是被時代推搡著，在絕望和希望中輾轉。但無論是「轉學專業戶「還是」畢業即失業「的那些歲月，都在潛移默化中訓練了我。那些不曾把我打倒的，塑造了今天勇敢的我。

每次我看到手機里很多同學微信群，都會陷入恍惚：包頭、薊縣的同學群、天津的同學群、大學、長江的同學群……我在這麼多個不同城市、不同場景的生活中穿梭，曾經有機會活成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

可是我的執拗，使我活成了現在的自己。這是我個人的故事，也許更是這個時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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