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日的老師自述：我為什麼逃離朝鮮！
本文作者黃長燁，是朝鮮目前職位最高的叛逃者，原任朝鮮勞動黨中央書記，主管意識形態和對外聯絡。相當於副國級的中央書記處書記，亦是金正日的老師。在黃脫逃後，其家人24人被槍斃或投入監獄致死。
1995-1996年，朝鮮餓死150萬人，軍工部門技術最高超的工人也餓死超過2000人。然而金正日依然布置建造保存金日成的屍體的錦秀山紀念宮。
當聽說沒有糧食、牛羊吃草就可以生長時，金正日在全國發動造草運動：毀掉莊稼、種植草地，以便讓飢餓的人們吃上牛羊。
黃長燁
我強烈地感覺到，北朝鮮的獨裁極權肯定會終結。1996年夏天，我訪問泰國和印度，目的是與兩國的多個政黨建立聯繫。為了與金德宏見面，我計劃先乘坐火車去瀋陽，然後飛去泰國。
以前出國時我都是以書記身份親自向金正日報告，但是這次根據國際部的安排，以國際部的名義寫報告。報告書中建議我以國際書記的身份途徑中國，由中國方面舉辦招待宴會。
我知道金正日不喜歡中國，也忌諱我與中國領導人見面，所以我原來主張不告訴中國，直接飛泰國和印度。但是，負責中國事物的部長說中國方面已經多次邀請我訪華，朝鮮方面一直沒有回應，如果這次途徑中國又不打招呼，怕中國方面誤會，還是應該通告中國。他大概不知道金正日不喜歡我的親中態度。按照慣例，國際書記和外交部長途徑中國時都會通知中國的。
金正日看到報告後說，「為什麼不乘坐飛機，非要坐火車啊?不要途徑中國了，直接從平壤坐飛機。」
國際部的人接到金正日的指示後都很失落，我也只能苦笑。結果只在轉機時停留北京機場兩個小時。
金正日有一次對幹部們說，「對幹部來說，如果不再信任黨，那還剩什麼呢?一堆肉而已。」
在金正日看來，權力是評判幹部的標尺。「如果我們是一堆肉，那你失掉權力，接受人民審判時，就更什麼也不剩了。」
我決心已下，不能再這樣每天奉承金正日活下去了。
進入秋天，北朝鮮的經濟狀況更加惡化，人民的苦痛和不幸罄竹難書。1996年朝鮮精糧產量不到210萬噸，這些糧食連供應軍隊都不夠。如果到了年末，軍糧斷掉，到時候政府就會將所有居民的糧食供應軍隊，我們這些書記們也要去市場買200千克的糧食交給軍隊。
糧食難弄，人們成堆的餓死。只要稍微離開平壤市中心，就能看到餓死的人，往郊外去，更是成堆的屍體。許多人跑到山澗水裡撈魚吃。
平壤尚且如此，地方就更無法想像了。據從地方回來的同志報告說，每個火車站都有餓死的孩子們，海濱的人捕魚太多，導致附近海域魚子都沒了;人們又去深海捕，結果一次就淹死了數百人。父母養不起孩子，就送出去討飯。
這些是從我的三女兒那裡聽說的。有一天早上有人敲門，是兩個小學生討飯。我先給他們洗乾淨手，問他們從哪裡來的，「父母都餓的爬不起來了，我們兩個出來討飯，從南浦來的。」
我從女兒那兒聽說後，就讓金德宏打聽。「根據組織部的說法，95年共餓死五十萬人，包括五萬名黨員，今年(11月中旬)已經餓死約100萬人。」金德宏向我說這些時，咒罵金正日絕不會得到饒恕。
軍需工業擔當書記的話與他差不多。軍需工業的工人約50萬，其中就連那些技術最高超的工人也餓死了超過2000人。有一半的人，餓肚子無法幹活，只能躺著。
北朝鮮官方聲稱這一切都是自然災害導致的，如果是自然災害，為何工業也全面癱瘓!民眾遭受前所未有的苦難都是集權導致的，是金正日個人獨裁的後果。
目睹人民餓死的慘狀，我親身體會到了個人獨裁的嚴重後果。人民餓死、凍死的時候，金正日毫不關心，他投入大批財力和物力建造宮殿保存金日成的屍體。人民正遭受苦難，精疲力竭，但是偶像化金氏父子的工程卻一刻不停。
大致推算一下，宮殿費用三分之一的錢就足夠買200萬噸玉米，如果那些錢真買了玉米，糧食難的問題將立即緩解。
金正日到底有多麼漠視人民的飢餓，可以從96年夏天的一件事中看出，當時駐瑞士大使建議，瑞士不用飼料餵養牛和羊，而是喂草，這個經驗應該值得朝鮮學習。金正日指示書記們，接受大使的意見，我對那位可笑的大使的可笑的建議真是無話可說，書記們都盛讚金正日的指示英明。
接下來朝鮮全國總動員，將種了莊稼的地毀掉，為了能讓居民吃上肉，開始培育草地，轟轟烈烈的運動在全國展開了。
我想起來一位法國皇帝和皇后說，如果沒有麵包，可以吃水果;一位俄國沙皇說，百姓們挨餓，為什麼不吃蜂蜜。我無法贊成「造草」運動，建議是不是可以先選一個地方實驗，但是，書記們說這是偉大的將軍的指示，提出每個書記去一個道指導運動。我因為是國際書記，還被要求通過大使館搞到草種子。
金正日不僅對人民生活毫無關心，還干涉總理等經濟專家的正常工作。他將「黨的經濟」從「國家經濟」中分離，就像管理個人財務那樣管理國家，國家經濟首要任務是滿足特殊機構的要求。
舉個例子，1996年整個朝鮮電力供應不到需求的五分之一，各個部門紛紛要求電力優先供應自己的機構，金正日接受了建議，並將它變成了誰也不能違反的法律文件。
接下來，權力機關拿著文件去找電力供應部，威脅要求首先滿足自己。電力部招架不住，就報告到金正日那裡，金正日又要求書記們搞清楚具體情況，我們一打聽，各個權力機構繞過總理直接請金正日批准的要求共有190餘件。
金正日沒有將經濟問題交給經濟專家，還妄加干涉，所以，政務院雖有幾名總理，國家經濟還是一塌糊塗。對於糧食問題，金正日為了減輕居民痛苦的措施反而增加了他們的苦難。
居民為了找糧食，到處跑，經常用到自行車，很多情況下，女孩會坐在自行車后座上。金正日看到後，「(我)討厭看到女孩坐在自行車後面，不符合朝鮮的風俗」從那之後，在朝鮮就再也見不到騎自行車帶女孩的現象了。
金正日這輩子，那怕有一次餓過肚子嗎?整天錦衣玉食的生活，有資格評價朝鮮的風俗嗎?如果站在道德立場，破壞朝鮮族道德的罪魁恰是金正日本人。
在金正日掌握實權之前，北朝鮮居民的道德狀態是很好的，我在擔任金日成綜合大學校長時，學生們的德行都無可挑剔。有一次，我接到一封來自元山的信，內容是感謝金日成大學經濟學專業的在校學生救落水兒童的善行。
我之前沒有收到過類似的信，就給經濟學專業的系主任打電話，主任說他也不知道。把學生叫過來一問，是去元山實習的兩名大學生做的，雖然當時河裡結冰，但是學生們還是毫不猶豫跳了進去。
不久前我又去了金日成大學，學生們的品德已經差到無法形容。男女學生公然行兇，偷竊行為十分普遍，老師明知道是哪個學生偷了自己的東西，但是無奈那位學生是高幹子弟，根本不能處理。
學生幹部向學生索要酒、煙和錢根本不是秘密，教授們每逢考試，也會向學生索要煙、酒之類。我問現在已經是系主任和書記的弟子們，考試時通常有幾人受賄，他們直接回答，「老師，您不該問有幾人受賄，應該問有幾人不受賄」我感慨道德敗壞，他們說，「老師，道德是過去的事了，現在誰還提道德」我本就不通世事，只能苦笑。
我問他們，為何大學成了這個樣子，他們一致的回答說，是那些軍人學生將大學搞壞的。之前，軍隊紀律嚴明，但是金正日掌握軍權之後，軍隊只要求忠於金氏父子，道德紀律一概拋棄了。
作為朝鮮最高學府的金日成綜合大學尚且如次，其它學校就更不用提了。有一次，一個中央黨校的老師來找我，說現在所有的機關都被「「水中紙法令」支配著。他說，現在國家各個機關和企業亂髮沒有指令，什麼事也做不成。想要最快的解決問題，就要行賄，再就是有關係。
結果，國家法令沒有可信度。在普通百姓中，也能聽到對道德敗壞的嘲笑。「一等良心的人95年餓死了，二等良心的人96年餓死了，三等良心的人97年會餓死，那之後，只剩騙子還活著。」
雖然一次次公開審判聲稱要消滅強盜和小偷，但毫無效果。據說在地方習以為常，平壤市場也時常出現賣人肉的。一位住院醫生在平壤市場買了些肉，回去後發現肉有些奇怪，仔細觀察發現絕對是人肉。第二天帶著社會安全委員會的人去抓了那個賣人肉的人。
在情況不斷惡化之下，金正日進一步強化了軍隊，想用軍隊解決一切問題，從早到晚通過電視和廣播渲染戰爭氣氛，我知道，這時金正日通過虛構的戰爭尋找出路。
親眼見證著這一切，我也為了下決斷而深思熟慮。我很清楚，繼續跟隨金正日，對歷史、對人民都是犯罪。小時候，雖然也發生過讓別人誤會的事，但違背良心的事我從沒有做過。
從與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關係看，在1980年之前，與他們父子二人雖然有一些意見分歧，但是我是衷心的在輔佐他們，而且認為是在做正確的事。那之後，尤其是進入90年代，我在精神上日趨痛苦，站在我的立場，十分苦悶該怎樣選擇。與死相比，我覺得活著至少還能幫助手下的人。但是，當金正日漠視人民的飢餓，瘋狂進行戰爭動員的時候，我再也無法忍受了。
金正日出殯
金正日是不可能向韓國投降的，那麼，在朝鮮崩潰之前發動對韓國的戰爭是金正日唯一的出路。
從負責對韓國事務的人員那裡聽說的消息，韓國地下黨的力量很強大，完全掌握了韓國的反體制力量。軍部的人聲稱雖然美軍駐紮在朝鮮半島，但是一旦開戰，也能確保勝算。軍部還叫囂，現在不開戰，以後會更加困難。想到手足相殘的戰爭再次發起，我不能再坐以待斃了。
在我的心裡，與北朝鮮的統治者們越來越遠，對它們只剩憎惡。但是，態度變了並不代表就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法。
在我面前有三條路。第一，公然挑起反金正日的旗幟。這個是最勇敢的，但是結果只能是一死了之。第二條路是繼續像現在這樣帶著面具活著，然後尋找恰當的機會。財團事業進行的很順利，賺到的外匯成為我的活動保障。在黨中央，只有我的附屬機構直接賺外匯。因為有個對外宣傳主體思想的名分，國家保衛部也很合作。
有一次，一個礦場火車沒有輪胎，我一次花5萬美元給他們買了200副。黨中央的人員日子也不好過，我給了國家保衛部積極的幫助。我是主管思想的書記，很久之前就常出國活動，現在主管國際事物，更是經常外訪。這對於我的行動非常有利，再加上財團賺到了數額很大的一筆外匯，對內活動也有很大幫助。
這對我來說，是第一次處於如此有利的地位。知道我反金正日的意圖後，我的追隨者們對我忠告說，「應該繼續向金正日低頭，充分利用有力的形勢，擴大影響力」。第三條道路有些消極，但是能讓我心安，也能讓我的家庭和我手下的人獲得安全，那就是自己結束生命。
我反覆考慮著三條道路的長短處，到底選哪一條道路?從我的性格來說，第三條道路是最合適的。
我見到金德宏，向他說明了情況，並向他索要毒藥。不久之後，金德宏給我帶來了毒藥，但勸我沒有這個必要。「兄長創造了主體思想，將主體思想理論化，以金氏父子的名義寫了很多的文章，是重大事件的見證者，是國際書記，身居朝鮮要職，屬於核心領導。如果兄長你自殺了，你真的認為家人會平安無事嗎?這是誰也不能保證的事啊。到時候想污衊你公開變節很容易。既然將來肯定是以韓國為主體統一朝鮮半島，現在與其自己了斷，還不如與南部連聯手起來。」
我雖不能說完全沒有過類似的想法，但是聽他一說，想法更加堅定了。與其這樣死去，還是與南部聯手共同戰鬥對北部人民更有幫助。金德宏說與南部聯絡的事情由他負責，我只要下決心(逃亡)想到拋棄家人，我的內疚無以形容。如果我逃到南方，之前活在榮譽和幸福中的我的家人們，一夜之間就變成了變節者的家屬，苦痛將隨之而來，甚至失去生命。但是，我的良心卻將我引向南方。
1996年8月末，我寫了一篇名為《朝鮮問題》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我明確闡述了我在南北問題上的立場，這篇文章是寫來給金德宏拿去和南方聯絡的。文章的核心是阻止戰爭，在最短時間內讓金正日體制崩潰。我想，我們用五年的時間能夠實現祖國統一。
對北朝鮮而言，韓國在經濟上、國際上都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韓國與美國關係密接，在兩國的共同幫助下，解決朝鮮的糧食問題，引到北朝鮮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是最重要的。但是，對金正日來說，讓他自己拋棄獨裁，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是不可能的，所以，可能的結果是，金正日為了維護獨裁，在經濟領域的小範圍內實施改革開放。
所以，在現階段，用改革開放誘導金正日，促使金正日體制崩潰是對北戰略的出發點。給北朝鮮提供糧食和藥品，減少北朝鮮居民的痛苦，贏得民心。還要注意，要讓北朝鮮的軍需工業體制徹底崩潰。
當時我並不能通盤考慮韓國的實情，還要躲避北朝鮮的眼線，倉促寫成的文章肯定有許多局限。但是，我在文中提出的統一戰略至今仍未變。
從那之後，每當我思緒混亂之死，就會對自己說當時的選擇是良心的選擇，最終會又一次在心裡確信當初做了正確的決定。
但是，我知道這次是重大的事件，我並沒有完全的自信。德宏和我的妻子都認為我們賺外匯、與韓國人接觸和建立關係是很危險的事情。我對德宏說，對妻子一定要保守秘密。德宏怕我心軟說出去，每次見面都會提醒我;我怕德宏動搖，每次見面時都給他寫條子提醒。
1996年深秋，德宏帶著葡萄來到我家。女兒看出了什麼似的，「爸爸臉色怎麼這麼不好?」
「我好象要死了。」我也不知道怎麼會說出那句話。
「那是什麼話?發生什麼事了?」
我一時答不上來。
女人回房間哭了起來。我讓女兒安靜一些，讓他從此刻起，不再依靠爸爸，要靠自己。「心那麼軟，能成什麼事?」這句話也是對我自己的忠告。
一開始我將逃亡地點定為日本，在日本即將舉行主體思想討論會，從1997年1月31日到2月11日，會停留很長一段時間。我訪問了日本好幾個城市，見到了很多知己。朝總聯的幹部們熱情的招待了我。年輕人學習了主體思想之後也都拋棄了幻想，向我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專門訪問了朝鮮大學做了主題演講。朋友們真情的款待我，我卻不得不欺騙他們。
因為主體思想的姻緣，我在日本有許多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但是在日本未能找到機會，在日本機場啟程去北京時，我心情非常失望。
1997年2月12日，我和德宏走進了韓國駐中國大使館，我的人生從此改變了。那個「小我」死去了，「大我」開始了新的生命。那天，也是我離開平壤時，與妻子約定返回平壤家中的日子。永離別讓人痛苦，但是，生離別，痛苦永遠留在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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