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妖：那些溫和的人、沉默的人、安於現狀的人、困守的農人，怎樣才能過得好？
Carl Warner丨攝影
小小的家庭，可以有品牌
文丨綠妖
從有機產品切入，「因為，友善農民時，要先友善環境。」由於台灣有機驗證手續繁重，單個小農極難通過，這些產品在市集上，只能稱為無毒。
講到農民，他喜歡用一個詞，「狀況」。他告訴市集工作人員，農友會有很多狀況，否則不需要你去幫他，他自己可以做品牌。他今天會這樣，因為他某一部分的堅持是跟社會不相融的。具體是什麼狀況？楊儒門猶豫一會兒：農友會心情不好；還有些原住民不喜歡平地人，覺得平地人都是騙人的。我跟他講我也是平地人，他說你不一樣。
講到農民的「狀況」，他收起監督者的尖利，代之以小心翼翼，「還有農民不喜歡企業。有錢他也不賣。農友沒有交情，很難相處。」翻出手機里一位農友照片：喔，這傢伙真是超好玩。他種的紅芭樂超標準，用有機方式種。但他很難相處。你跟他講講講，他都不甩你。
「248」的實體店要進這位超級難相處的農友的貨，別人不給，但楊儒門要，他給了。「他不可能不進給我嘛。被關過有什麼好處你知道嗎？我跟工作人員講，不避諱我被關過這件事。我以前抗議當局，被關過一段時間，很多農友都覺得他欠我。這個真的有好處，很多很難相處的農友，要他寄東西就寄過來。他也知道你不可能害他。」
不僅不避諱自己被關過，而且不避諱自己「利用」了這種經歷，來獲取農友的信任。
「248」的實體店加市集，一共服務了約三百多位農友，銷量約佔他們生產量的百分之十五。五年，八個集市，五個實體店，速度並不慢，但楊儒門像被追趕，奔跑式地開新店。
他本來想做社會企業，「台灣沒辦法像島外一樣，做社會企業，大家會覺得你賺錢（公益）不分，你有鬼。」索性按其是否營利，分開登記。一個是NGO，叫「台灣農民組合協會」，下設八個市集；一個叫「248農學市集有限公司」，下設五個實體店。去年總銷售額約一億。
市集場地都是別人免費提供，每位農友每次交七百二十元清潔費。兩個市集才能養一個員工，也只能付兩萬塊月薪，這個收入在台北是不夠活的。工作人員會在外兼職；實體店是公司性質，每斤青菜七十塊，農民拿五十塊。公司抽三成，用來付店面租金、職員薪酬、水電雜費。如有盈利，用來開新店。隔一天，在「猴硐生態教育園區」採訪他時，一片電鋸聲中，正在趕製貨櫃，要擺在新開幕的「誠品」松煙店的專櫃里。那是「248」的第五個店。
楊儒門自己不拿錢，「市集還沒混到可以支付我費用的程度，以後可能會，現在是沒有。但是我靠著在市集學習的經驗，在演講，教書，當顧問方面的收入還可以。」採訪那天，他在猴硐帶小孩。聊天中，他像一切有特異功能的父母一樣，在我什麼都沒聽到時衝進屋，女兒剛醒，帶起床氣，看到公雞經過，嚇得大哭。他憐惜地說：「你怎麼會怕咕咕雞，這樣說是我的女兒，人家會很奇怪。」傍晚，帶女兒回家吃飯，他騎一輛小小的摩托車，前踏板放一個小小的嬰兒椅。那是他女兒的寶座——他還沒有汽車？這樣安全嗎？—看到記者拍照，他有些不好意思：這有什麼可拍的，很多人都這樣。
他認為自己是在做社會運動，而不是在開公司。開店，只是因為農友需要有商業行為， 「農友有需要，我們就會找店。農友不講，我不會自己在家抱小孩。找這個不輕鬆。有時候人找不到，還要自己去站櫃。」
這是一種理想主義的經營模式。不講私利，完全奉獻。可是，有沒有可能，推動協會的人，管理市集的人，也能以此維生，而不是靠兼職養活社會運動？西方經濟學是建立在人是理性的、趨利的觀念之上。而切·格瓦拉主義是建立於理想主義之上。該相信理想主義更有力，還是人的自利、理性化更持久？
楊儒門說，公司經營一點都不難。「我推薦你看三本書，《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大敗局》；北大出的《股權戰爭》。」《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給他的領悟是：人在做正確事情時，任何力量都擋不住你。
擴大規模，做很有潛力的宅配業務，他不是沒有想過，但他考慮的是另外一些事。「除非市集做到一個品牌。變成人家願意因為這個品牌來買這個菜。但這對農友沒好處。如果有一天，有糾紛，」他遲疑很久，這在反應敏捷的他並不多見，「怎麼講這種糾紛嘞，我們一直有一種狀況，現在市集是我做，跟我糾紛我不會怎樣。如果是下一個人做，你跟下一個人有糾紛，他不出你的菜，或者縮減你的進菜量，或要求換一個包裝方式，你是不是只能回家吃自己。那就不公平。如果農友自己有品牌，你根本不用怕。」
而台灣農友的潛力，也讓楊儒門感到振奮。「有的農友真的很厲害，比如像『春一枝』這種，只要稍微提他一下，哦，那真是，在誠品也買得到，在百貨公司也買得到，在香港也買得到，在法國也買得到。市集里有十來個農友可以到這個程度。」
以台東水果為原料的「春一枝」冰棒已是暢銷品牌，小經銷商都進不到貨。楊儒門難掩得意之色：「你跟農友，要從小就當朋友。你要慢慢牽慢慢牽。」
他並不想創立一個大品牌，更寧願輔導農民創立自己的小品牌，在「248農學市集」上，每一頂藍白相間的帳篷下面，就是一個小小的家庭，一個小小的品牌。當然，他也不認為市集是自己的，市集收入扣掉成本，之後的利潤都屬於真正的主人——農友跟市集。「市集（所有權）是由農友和市集所組成。農會本來也應該是這樣。」
周日市集在「眷村文化館」外舉辦，一個長方形的小廣場，正中心做舞台，有小樂隊彈琴唱歌，下面坐了幾十位觀眾。兩邊是攤位，賣米、賣菜、賣蜂蜜、賣麵包、賣豆花、賣手工包賣衣服賣漂亮小本子。觀眾聽完去旁邊逛一逛。蜂蜜攤上擺個手寫牌：膝蓋服務區，免費結緣。蜂農學過中醫，買不買都可以讓他治療一下膝蓋痛。賣手作的多是時髦年輕人，賣農產品的，多是蜂農這樣面容和藹的中年農民。他們在一個市集上出現，卻風格融洽，沒生意時相互串門。市集上不只有農民。楊儒門說市集可以分好幾個狀態，如果你不是農民，但是你用有機雞蛋做布丁，你賣果醬，你做麵包……是不是都可以來擺攤，「市集的層次豐富了，來的人也會越來越豐富」。
晚上七點鐘，高聳的101大樓，變成一層層閃著紫色光電的黑色怪獸。大家開始收攤。揭掉手繪招牌、漂亮襯布，露出光禿禿的木板、墊木板的塑料箱，收拾得出汗，脫了外套露出白背心，毛巾搭在脖子上……市集露出它的底色：一個菜市場，和它的農民們。現在，農民們推著貨箱，三五成群地散去。
「猴硐生態教育園區」，則是另一種情形。
這是猴硐國小舊校址。2000年時，「象神」颱風過境，本地爆發嚴重泥石流，七人活埋，一人失蹤。猴硐國小許多教室被襲擊，多堵牆被擊穿，露著半面牆那麼大的洞口，鋼筋網虛懸空中，像一幅現代派藝術作品。
殘破教室原樣保留，用於歷史和生態教育。可以用的教室，則收拾出來，重新利用。
打通幾間辦公室，變成一個社區圖書館。全木地板、大沙發、木頭高腳凳、小書櫃……所有傢具，包括一面牆的書，都是這個送一件，那個送一車，有人不想繼續開咖啡館，整間傢具都拉過來，這麼來的。每一樣物件，都帶著被使用過的痕迹，在這裡被整合，最終變成一個落寞小鎮的社區圖書館。園區最早是小學，現在有圖書館，教育的功能，仍在延續。
這裡有個不明確的名字，「猴硐生態教育園區」，關於什麼的生態，要教育什麼，教育誰？
他和另外一名叫郭鎮維的年輕人，在這裡呆了兩年。大部分時間，只有鎮維在，他是這裡的園長，手下有兩隻黃毛流浪貓。他，加上有時來的楊儒門，慢慢地做食器、慢慢地把一間間天花板塌陷的教室清乾淨，慢慢理出一間圖書室。還有許多教室沒有收拾出來。這個校區有兩千三百坪，他們的兩雙手相比起來很渺小。鎮維住在這兒，所謂的床，是一張長長的拼起來的長桌，豎著睡，可以睡許多人。放鋪蓋不遠處，是殘留著咖啡的咖啡杯、電腦、顏料……靠牆的長桌，放了不計其數的碗。
那張「床」，明明白白地顯示，住在這裡的這個人，對擁有私人物品已經放棄到這個程度。我們睡覺，要關起來不被人看到的一間卧室，要有衣櫥，床頭櫃，床架和彈簧床墊……可他睡在長桌上，那張桌子，人來的時候，用來吃飯，泡茶，喝咖啡，寫策劃，畫畫。而那些不計其數的碗、那麼多茶具，表明隨時會有許多人涌至，隨時會住幾天，隨時會走。
這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聚集地。
到底要教育什麼？
猴硐是礦區，金子枯竭之後，當地產業陷入停滯。年輕人出外打工，只剩老人和小孩留守。楊儒門想了很久，要找到一件事，可以讓他們做並獲得基本生活費。他拿出一盒食器，筷子、湯勺、咖啡勺、茶匙、叉子……來源很容易取得：漂流木。鄰近北海岸的猴硐，最不缺就是漂流木。它不會用到電動危險工具，只要一把刀，一雙手套就能做。一盒賣兩千。他希望能藉助這樣一棟毀於泥石流的昔日廢墟，慢慢跟當地「共榮」，建造起一種生態。
但是這樣說又太具體了。而且，會不會空有大概念，而止於概念？眼下，它不像實體店和市集，能真實地幫農民賣他們的菜，得到真真切切的好處。
開車帶我去採訪的「 野火樂集」 的總監熊儒賢， 被那種模糊的氣氛打動，做了場免費演出。看演出的人，每人要帶一件自己喜歡卻不再想保留的物品，寫下它的故事，到現場跟別人交換。現場來了各種各樣的人，「專程帶故事物來參加活動的、騎機車環島賣咖啡的、限量作甜品的、製造吹迷濛泡泡的、手作陶藝的、染布教學的、作窯燒紅豆湯的、我們這些帶歌來的……」當然還有當地許多學生。礦被挖空以後的猴硐，很久沒有這麼熱鬧過了吧？
而我採訪那天，不知何時來了兩個少年，背著剛買的尤克里里，並排坐在走廊下調弦。調了又調，還是不準。野火的歌手陳永龍出手幫忙，因為怕弄斷弦，調得滿頭大汗，幸不辱命，捍衛了專業歌手的尊嚴。男孩是這裡的常客，其中一個是跟奶奶同住的留守少年。趕製貨櫃的工人和楊儒門走了之後，夕陽落山，兩個少年偶爾彈出的清脆的尤克里里的聲音，在寂靜的院子里格外空靈，動人。
音樂陪伴了大院的兩隻貓和鎮維。鎮維也陪伴著他們。大院的生態，就是這樣。
猴硐和這箇舊校區，一個因礦被掏空而經濟停滯的小鎮，一個被泥石流襲擊後的廢棄校園，它們像某種隱喻—在現代化潮流中，先被榨取後遭遺棄的農村。「猴硐生態教育園區」的緩慢修補、尊重歷史的保留、與當地人共榮的綠色手作食器項目，也因此有了另一重含義。
如果一個地方能有一個氣候，能讓老人或小孩走出家門，在一個公眾活動中心重新聚合，是不是就能有另一種可能，重建一種生態？像現在的猴硐舊國小，開始有了演出，圖書館。社區劇場可以來這裡排練，當地少年的樂隊可以到禮堂去練團—別人捐獻的全套的鼓以及現成的音響、現成的舞台和現成的觀眾席。城市裡的人會來接受生態教育，來看演出，城鄉的氣脈打通，但不是以城市掠奪鄉村的方式。
台灣有許多這樣的微循環，也許猛一看不成氣候，但它們極少佔用行政資源，反而常常令已荒廢停滯之地蘇醒。這樣的微循環，猶如有機土壤中，與植物共存的蚯蚓、蟲子、青蛙……或許，它們不如以一個大公司為主導，成立一個生產合作社更有效益，後者是當下台灣或大陸都更常見的一種農業「合作」形態，那也是一種生態，工業化企業化，農民在其中是一個盈利工具。而在猴硐，一切都是模糊的，生長中的，你不知道它會變成什麼樣，它的光隱蔽地投射在人們心上。這樣的生態是模仿自然，它的結果，也許要等很久才會看得到。
而楊儒門呢？採訪六十分鐘，他有三十分鐘是在質問、嘲笑台灣的農業政策。可以想像，被他正面駁斥的官員一定很難受。楊儒門激烈，甚至偏激。他只讚許韓國農協，說他們是「扛把子」，「韓國農協是韓國第一大人民團體，一通電話，隨便可以叫一兩百萬人來抗議，今天找，明天來哦。去香港抗議WTO，從韓國運三千個人到香港。軍隊調集也不過如此。」—這仍然是社會運動領袖的思維，像他創辦的NGO名為「台灣農民協會」，歷史上的「台灣農民組合協會」，原和第三國際台共是同一組織。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對很多事情比較嚴格？公部門，你花了當局這麼多錢，還把農業做成這樣，太誇張了，我們當然要監督到你做好，不要只會搞選舉！只會喝酒！」——如果其他人是生態中的蜜蜂、蚯蚓、青蛙，楊儒門就是台灣當局背上的牛虻。有了他的兇猛叮咬，那些溫和的人、沉默的人、安於現狀的人、困守在「農民老了」這一境況中的人，才有可能過得更好。
如果可以這樣做農民
作者：綠妖
出版日期：2016年6月
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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