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事件熱議中的兩個獨特觀點

最新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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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事件熱議中的兩個獨特觀點

本次事件惹發很多議論，對臨床工作中的困惑，多有點撥，很有指導意義。

醫務界的實務里，最常見的共性問題和隱患十分清晰，即，家屬與患者、家屬之間，意見不統一怎麼辦？這是必然會出現的。其他國家，任你如何先進和落後，也不會沒有這個麻煩。

熱議中，有一個獨特的觀點說，在法律面前，根本就沒有診療規範的空間，患者入住，就構成醫患服務合同，人家點啥手術，你就必須開刀，必須維護患者的絕對決定權，談手術指征，就是抵觸《合同法》。

且不說患者入院是否一定成就合同關係，即便是，《合同法》第七條也有規定：「當事人訂立、履行合同，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擾亂社會經濟秩序，損害社會公共利益。」而有關保障診療規範的法律行政法規不知凡幾，不談診療規範的診療，才恰恰是違反了《合同法》！

感性地說，法學家，您既然不許談診療規範，請問，為您開刀，我不消毒可行？

還有一個觀點，認為醫方關注患屬的意見，純屬多此一舉。商家賣黃金首飾，哪個管你家屬意見，誰給錢就賣給誰。

我不知道哪家醫院是真的踐行「只認患者本人不理家屬意向」的「先進理念」，以及由此理念指導下制定的「法有明文規定」的。國內的，國外的，誰能確切地介紹一二。

空喊先進理念和法有明文規定，不解決難題。這個共同的困惑，怎麼辦？

法學家們把「先進觀念」引進來（確有必要，我也認為，先進理念必須儘快推進落實！），並且在主導的衛生立法工作中，寫進了法條，「與國際接軌」，很好。問題是，一，一國國民的民事行為習慣，轉變，需要一個過程，不可無視吧。訂立這些「先進的」法條之前，有過民事行為習慣調查，或者醫事習俗慣例調查么？二，一個新觀念指導下的制度設計，變成了法條，可能還必然有它賴以生存的配套措施吧？我不太相信，哪個「先進」國家是一概任由醫方單獨面對困惑去與患方博弈的，其實是可能有社會制度配合的，例如，法院應醫院申請速裁等等。剛好有一則短文介紹道，「胡靈群表示，在美國如果醫生認為一個醫療決定不符合患者的利益，並且直接關係到患者生死時，當天的值班院長或行政人員會直接向法院備案。只要有兩位醫護人員出面，法院通常就會採納醫生的專業意見，批准按照醫生的決定強制執行。在這一過程中，醫護人員起到關鍵性的作用，究竟該如何做，最終是由他們來判斷的。」（見《美醫療專家談「產婦跳樓」，一針見血！》，2017-09-10 常路中產圈）

我們的衛生法條確實「先進」了，但，配套的措施，我不知道，請問法學家們，是否還不夠健全。你們摸清楚這些配套制度體系了么？建立或者至少是在準備補建么？這是法學家們一致高呼「法有明文規定」，而一線「無所適從」的根源。即，移植法律和制度之花，卻沒有配備土壤與水份、空氣，於是，那「先進」，就是添堵添亂！

至於，把醫療的吃藥開刀等同買黃金珠寶的消費民事行為，以其「知情同意」方式來等同要求醫療服務，顯然是欠妥當的。

首先，醫療衛生服務本身就不是典型的民事消費行為，至少，是「特殊的」民事行為。

其次，醫療衛生服務在知情同意方面有其專門的特殊要求。否則，既然等同民事消費行為，那麼，連患者本人，你也不該讓Ta簽字呀！

但是，在談到某個人就某件事的個人決策權，需注意該決策的利害關係方的決策權，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不二準則。即，絕對的個人獨佔決策權，可能僅僅只限於不產生利害關係方的決策。

2017年9月12日晚，西家大塘心廉心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