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來的陶瓷生產和外銷

唐王朝及五代生產燒制陶瓷的窯場有十幾個省，５０多個窯場。唐代的都城長安，由於各國來往的人多，也就理所當然的形成一個國際性的陶瓷集散地。唐、五代的陶瓷出口除政府對外國的贈賜外，主要是民間貿易，部分瓷器是外國商人向我購買後運出去；部分是國內商人運往各國銷售謀利的貿易活動。唐、五代的外貿運輸路線是用陸路、水路進行：

（一）陸路上用人力、駱駝作運輸工具出西北往西亞、西歐各國進行貿易。

（二）海路上用船作運輸工具，從東南沿海出太平洋，當時到達的國家有：日本、朝鮮、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阿拉伯、伊拉克、埃及等國家。以上這些國家都出土過唐、五代燒制的青瓷、白瓷、彩陶碎片。如１９７４年在浙江省寧波市餘姚出海口處發現一艘沉船，出水了幾百件越窯青瓷和長沙窯的青釉褐彩器、黑釉器等。同時發現一塊刻有「乾寧五年」款即８９８年　的方磚，足以證明這是一艘唐代的船，準備在明州寧波市　轉海船去日本或朝鮮時遇難沉沒。

入宋以來，官方在我國東南沿海的廣州、明州寧波　、杭州、泉州設立了「市舶司」，直接與海外各國進行貿易，由於獎勵外貿，宋王朝獲利也隨之逐年增加。

海上貿易的增長，導致宋代造船業的發展，使當時的民用船隻已可載重二千斛。並且設備齊全，包括：拋錠、起錠、駕駛、轉帆、測探、指南針定船向等部件，可遠涉重洋進行貿易。由於宋王朝重視海外貿易，把對外貿易的稅金作為一項重要的政府收入。因此，宋代制瓷工藝為陶瓷美學開闢了一個新的境界。先後形成了北方定窯系、耀州窯系、鈞窯系、磁州窯系；南方龍泉窯系、景德鎮青白瓷系。同時還出現了為宮廷燒制專用瓷的名窯。使當時全國各地燒制瓷器的窯場猛增至１３０多個。這些瓷窯系所形成的「南青北白」瓷業布局，完全是宋代瓷業市場的競爭結果。在當時，由於市場的競爭，使得一些一代名窯「越窯、邢窯」從此漸漸湮沒無聞，成為歷史的陳跡。

宋代與海外進行瓷器貿易的國家有：日本、朝鮮、巴基斯坦、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越南、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亞、坦尚尼亞及東非。貿易品種有：越窯系青瓷，龍泉窯系青瓷及白瓷、青白瓷、還有黑釉、褐釉、綠釉、三彩等生活日常用品。

元代較宋時的海上貿易更是有所擴大。元朝政府特別重視對外貿易，至元廿一年，元朝政府將海上貿易變為官辦，由政府出資金備船隻，招人經營，所得利潤七、三分成，官府得七，經營者得三。同時政府出告示「嚴禁民間私自貿易」，但由於瓷器貿易高額利潤的吸引，根本就無法禁絕民間貿易活動。當時是形成了「官營、民營」並進的瓷器海外貿易局面。

對外貿易需求量的增加，促使元代瓷器有了更大的發展。除在前代的基礎上仍生產傳統的品種外，江西景德鎮窯在制瓷工藝上還採用瓷石加高嶺土，創出了「二元配方」法，提高燒成溫度，減少瓷器變形，而燒出了頗有氣勢的大件瓷器。加上宋末元初的戰亂，導致北方各窯的大批技術人員逃入南方，使景德鎮的技術力量大大提高，創出了新的品種：釉下青花器、釉里紅器，卵白釉、紅釉、藍釉的燒製成功，標誌奠定了景德鎮日後「瓷都」地位。

元代的海外貿易，通過廣州、明州、杭州、泉州等港口，把瓷器運往世界各地。當時貿易的品種有：龍泉窯系青瓷、景德鎮系的青白瓷、青花瓷等品種，還有東南沿海浙江、福建、廣東　各地大批窯場所燒制的仿龍泉瓷、青白瓷、青花瓷等品種。這些仿製瓷在當時的海外貿易中佔了很大的比例。元代與之貿易的國家有：朝鮮、日本、菲律賓、印度、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孟加拉國、伊朗等國家。以上各國都出土過元代的各類瓷器碎片和擁有完整的元代瓷器。

元代的海外貿易在數量上比唐、五代、宋代時大得多，主要原因是元代的「海上貿易船」的載重量比唐、五代、宋時大幾倍。例如：１９７６年在朝鮮新安海底打撈出水的沉船，是元代從我國駛往朝鮮的船隻。當時出水了一萬多件瓷器，其中有３千多件龍泉青。１９９７年在木浦市附近海底，又再次發現一艘我國元代的沉船，出水了一萬多件瓷器，以青瓷和青白瓷為主。

明、清時的瓷器貿易較之唐、五代、宋、元代更是空前活躍和擴大。在當時已發展到由外國商人出紋樣，出圖紙，由窯場按圖紙紋樣進行燒制各種各樣瓷器的合同關係。

在明代海外貿易的瓷器中，不但有江西景德鎮燒制的青花細瓷、還有紅、綠、黑三色瓷及廣東、福建、浙江地區的眾多窯場所生產比較粗糙的日用瓷器，特別是福建德化窯的白瓷、青白瓷，只因很多被廣東潮州商人購後從潮州的汕頭港出口。因此在當時被籠統稱為「汕頭瓷」。

清朝時「瓷都江西景德鎮」仍然代表著那一時代制瓷業的最高水平、瓷器的品種較明代時又有了更大的發展，除了繼承前朝的傳統品種外，又創出了金彩、琺琅彩、粉彩、廣彩、胭脂水、天藍釉、珊瑚紅、烏金釉等等的新品種。由於中國瓷器在世界各地作為日常生活用品，大受顧客的歡迎，而質優精細的中國瓷器在外國的貴族上層，已變成了他們誇耀個人財富的一種手段。如１７１３年一１７４０年間的普魯士皇帝在選皇后時，竟用６００名撒克遜騎兵與鄰國的君主互換一批中國瓷器，來為他的婚禮增色。

因國外對中國瓷器的需求量十分巨大，１８世紀前期、歐洲很多國家就被清政府允許在廣州開設貿易機構。法國、英國、荷蘭、丹麥、瑞典等國家，都先後在廣州市沙面設立了貿易站。這就進一步為中國瓷器的外銷提供了更有利的條件。根據「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記載的統計數字，該公司一地每年運往歐洲的瓷器竟達三百萬件之多。

隨著瓷器貿易的發展，很多地方出現了經銷和承接定製中國瓷器的專門店。據１７７４年的英國《倫敦指南》中說；在英國倫敦至少有５０多家這樣的商號。在我國東南沿海的廣東、福建、浙江民間商販也通過種種形式及渠道與外國的商人簽訂「合約」，按洋人的需求，再到景德鎮窯場、德化窯場及各地的窯場定製各式各樣的罐、瓶、杯、缸、盤、壺、梳妝用具、餐具、咖啡具並定製各種如聖經故事、西洋人物、甲胄、軍徽、紋章圖案等等紋飾。

從近年來各地出水陶瓷器實物情況來看，沉入海底的陶瓷器，唐代或更早　、五代、宋代的品種數量較多，元朝的較少，而明、清二朝的貿易量最大，而出水的瓷器也是少之又少。綜合曆代記載資料，本人看法如下：１、我國古代與世界各國的陶瓷貿易，由於陸路上的交通不方便，既費時又費力。因此，大部分的貿易活動都是利用水路從海上去進行的。２、唐代、五代、宋代時的海船載重量只有幾百斛到二千斛。由於海船的運載量小，運載的貨物相對也少，當時船隻體小，根本無法承受海上的大風大浪，因而沉船遇難的事故就經常發生，所以相對而論，出水的器物也就多了。３、元代、明代時，由於當時政府重視海外貿易，出資造船，船載重量已達幾萬斛可從打撈出水的沉船運載量中查證　，甚至更大。船體的增大，抗擊海上風浪的能力也就大大提高，沉船遇難的事故相對也就減少。所以出水的器物相對也少了。４、清朝時的船載量比元、明時更大，船上的設施及各方面的技術也就更先進了，加上當時外國的機動船也加入了運輸的行列，沉船事故較前代更少了。相對出水的器物也就更少了。５、我國歷代海外貿易的港口除了各代政府，設立「市舶司」的明州港、杭州港、泉州港、廣州港外，我國東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廣東各地的人民，都利用各自交通最為方便的地理位置，最佳的港口出海往各國進行瓷器貿易。這些港口是：溫州港、福州港、廈門港、汕頭港、惠陽港、虎門港、澳門港等。甚至利用更小的港口出海貿易，如廣東沿海的潮陽海門港、惠來的神前港、陸豐的甲子港、海豐的汕尾、惠東的平海港等等的小港口。這些小港口，都是我國古代海外貿易的始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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