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喚醒》系列之體會《論語》
在中國歷史上，被誅滅九族的事情常見，但被誅滅十族的人卻似乎只有一個，他就是方孝孺。
方孝孺，明初浙江寧海人，一代名儒宋濂的得意門生。他博學強記，通曉經史，文章蓋世。洪武25年被蜀獻王特聘為世子之師，並為其讀書處題額「正學」，時人遂尊稱其為「方正學」。明朝建文帝即位後，將方孝孺招至南京，委以翰林侍講學士之職。建文帝年紀尚輕，缺乏治國的本領，方孝孺為其師，受到百般信賴和倚重，他對建文帝則是赤膽忠心，全力扶持。
朱棣在攻下南京後，得大明皇位，迫令方孝孺為他起草即位詔書。方孝孺反對朱棣篡權，寧死不從，擲筆於地說：「死即死耳，詔書不草！」燕王大聲說：「詔不草，滅汝九族！」方孝孺針鋒相對：「莫說九族，十族何妨！」朱棣又反覆勸說方孝孺：「不要自找苦吃，我欲效法周公輔佐成王。」方孝孺依然不屈，從地上拾起筆來，大書四字：「燕賊篡位」。朱棣大怒，命人拿刀來，從方孝孺的嘴角直割到耳旁，然後投入監獄。因為方孝孺仍不屈服，朱棣於是下令將其凌遲處死，方孝孺的九族，加上他的朋友、門生共十族873人，亦全部處死，行刑時間長達7日之久！
幾百年來，後人對方孝孺的評價極高。明代著名戲劇家湯顯祖稱其「天地正氣」；黃宗羲贊他為「明諸儒之首」；胡適說他是「為殉道之了不起的人物」；郭沫若則說他「骨鯁千秋」。縱觀方孝孺一生，可敬之處的確甚多，然而，我們在讚歎其美名之餘，也感覺到他的迂腐和固執。明朝的皇帝由朱元璋的孫子還是兒子來當，這裡面有什麼顛撲不破的真理嗎？何況這並不是改朝換代，更不是外族入侵，明朝還是朱家的天下。朱棣說得坦率：「此本朕家事。」就是說你姓方的管不著！
方孝孺似乎正應了孔子的兩句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但是，倘若孔子有知，他對方孝孺如此的殺身成仁將會怎樣評價呢？
我們還是先來看看孔子對管仲的評價。
孔子提出了「事君以忠」，卻反對愚忠。公子糾被殺了，召忽自殺以殉其主，而管仲卻不僅沒有自殺，還歸服了其主的政敵，擔任了宰相。這樣的行為按常理當屬對其主不忠，但孔子卻認為，管仲的仁德在於他
「尊王攘夷」，沒有憑藉武力，就多次幫助齊桓公成功召開各諸侯國的盟會，阻止了齊魯之地被「夷化」的可能。像管仲這樣的人，實在不必像匹夫匹婦那樣，斤斤計較於小節小信，自盡於小山溝而誰也不知道。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道、佛，在世界觀、生命觀和價值觀方面，既存在差異，又互融互補，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生命哲學的主要內容。簡單地說，儒家主要體現出擔當的精神，道家主要體現出超然的情懷，而佛家則體現出無我的境界。
儒家主張積極入世，倡導「憂道不憂貧」。但儒家的入世，並不意味著儒家認同現實，依附於政權。儒家的選擇在這個世間，但不屬於這個世間的權力網路，它要從內部、從教育和道德理念方面來德化世界。如果政治上有合作的機會，儒家當然會非常願意，所以儒家並不排斥財富和權力，但不會放棄自己的根本原則，不會犧牲基本的價值立場。
孔子的生死觀，「仁」為最高原則。生命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十分寶貴的，但還有比生命更加寶貴的，那就是人世間更大的擔當，那就是大仁！
道家崇尚「自然」。對於生與死過程的思考，道家自始至終都表現出一種「自然而然」的智慧，體現的是「道生德成」的生命本源論。合於道者，則能保持生命、延續生命，而且即便生命機體已經消亡，生命精神也可以超越時空「死而不亡」，所以莊子在其妻死後鼓盆而歌，非世俗中人所能理解。可以說，道家以超然的情懷，避免了人的生命在形式中的死亡。
佛教被稱為慈悲的宗教。在其發展進程中，從「自度」到「度人」，以至發願有一眾生得不到超度誓不成佛，貫穿著一種偉大的慈悲精神。慈是給予快樂，悲是除去痛苦。佛家認為有三種「心」是導致人類精神痛苦的主要根源，即貪慾心、嗔怒心和愚痴心，所以要人們「勤修戒定慧，熄滅貪嗔痴」，消除妄想、分別和執著之心。
儒家和道家，可說是中國人人格理想的兩端。用林語堂先生的話來講，中國每一個人的社會人格理想都是儒家，自然人格理想都是道家。中國人的人生選擇中，總是採取儒道互補、進退相宜的基本策略，在處理出世與入世的關係時，表現出精湛的調和持中的藝術，這種藝術，也是一種立身達人的智慧，凝練表達，就是一個尺度的「度」字。
可以說，道家是對儒家的升華和提高，而儒家又是道家在世間的基礎和補充。儒家「遊方之內」，顯得比道家入世；道家「遊方之外」，顯得比儒家出世。這兩種思想看來相反，實際上卻是相輔相成。儒家的入世，不僅受到入世以道的原則限制，而且還有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明智選擇，更強調中庸為最高智慧；道家的出世，則是建立在順其自然不假人為的基礎上，無論是「出」還是「入」，皆如老子所言：「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既可「濁以止，靜之徐清」，又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對於出世與入世，中國士人歷來隨著時間和朝代的更迭而有不同的取捨。在漢唐盛世，士人大都想有所作為，所以積極入世；而在魏晉那樣的亂世，許多文人為了全身避禍，又採用了隱居避世的方式，「竹林七賢」就是典型的代表。
事實上，出世與入世也不是絕對的。紂王無道，比干直諫而死，微子離開了紂王，箕子被紂王囚禁降為奴隸。他們的行事雖然不同，但都因為正直，獲得了孔子的好評：「殷有三仁焉！」而且並沒有貶低離開了紂王的微子。
孔子告誡人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他懂得避禍而不是惹禍上身，所以還總結說：「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意思是賢人逃避動蕩的社會而隱居，次一點的逃避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再次一點的逃避別人難看的臉色，更次一點的也應迴避別人難聽的話語。
宰我問孔子：「對於一個有仁德的人，別人告訴他說『井裡掉下去一位仁人啦』，他會跟著跳下去嗎？」孔子說：「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君子可以到井邊去施救，卻不可以自己陷入井中；君子可能被欺騙，但不可以罔覺無知。」在孔子看來，君子必須懂得責任和擔當，但應該是智慧的擔當。
達摩祖師和他的弟子之間，有這麼一個令人深省的故事——
有一天，達摩祖師讓兩個堪稱高僧的弟子——三弟子和小弟子云游四方，普度眾生，兩人欣然應諾，馬上就一起下山了。
兩個弟子下山後都做了不少好事，只是兩個人助人的作風迥然不同。三弟子一直都是默默無聞地幫助著別人，只要別人有需要，他都絕不吝嗇，每天助人不斷。小弟子就不一樣了，他每隔半年就要跑到深山裡去。於是，很多人都認為小弟子喜歡偷懶。所以，雖然同樣是高僧，人們對三弟子的好評總是遠遠多於小弟子。
20年過去了，達摩祖師圓寂了。弟子們都在實現他的遺願——始終如一行善助人，普度眾生。這時，三弟子的名聲更加蓋過了小弟子，在所有弟子中最為響亮。
又10年過去了，三弟子的身體越來越差了，別說幫助別人，甚至連自己都需要人照顧了。
此時，眾人忽然發現，身邊助人的僧人漸漸多起來了，他們不僅年輕，而且都有一個習慣，就是每隔半年就要跑到深山裡去。於是，眾人就想到了那位早年成名的小弟子，猜測他一直在培養自己的弟子。
不久後，人們發現這種猜測是正確的——許多的年輕僧人都尊稱那位小弟子為師父。
原來，達摩祖師的小弟子當年跑到山上，是培養僧人去了，同時也是去休息去保養了！
真正的高僧，真正的智者，一定懂得休息，懂得保養生命。一個僧人連自己都休息不好健康不了，那就是連自己都沒有度好。既然連自己都沒有度好，又怎麼能度他人呢？
2500年前，中國人經歷了一個混亂而迷惘的春秋戰國時代，同時也經歷了一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思想大解放大繁榮的時代。
如果我們對於自己的傳統文化僅僅是熱愛卻不能把握和領悟其精髓，那就同樣會在自己的頭腦中搞出個「春秋戰國」和「百家爭鳴」來，讓自己更加迷惑。
南懷瑾在講解佛法時敘述了這樣一則故事——有兩個禪師是師兄弟，他們一起行腳。從前的出家人肩上都背著鏟子，兩個和尚也背著方便鏟上路。這個便鏟，第一個用處是準備隨時種植生產，帶一塊洋芋，有泥巴的地方，把洋芋切成4塊埋下去，洋芋長出來後，就可以飽腹了；第二個用處是路上看到死的東西就可以埋掉。這兩師兄弟在沒有人煙的荒郊野外果然看到一個死人，他們一個口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立即挖土把他埋葬，另一個卻揚長而去，看都不看一眼。
有人去問他們的師父：你兩個徒弟都是開悟了的，但是兩個人的表現卻是兩樣，究竟哪個對呢？師父說：埋他的是慈悲，不埋的是解脫。因為人死了最後都是變泥巴的，擺在上面變泥巴，擺在下面變泥巴，都是一樣。
那麼我們面對現實，到底應該選擇擔當還是超然呢？
其實選擇的智慧早就存在，那就是「中庸之道」，那就是孔子的「無可無不可」！
當年的孔子在一一評價諸多隱士之後，這樣說道：「我與這些人不同，可以這樣做，也可以那樣做，是進是退無所拘泥。」
孟子有言：「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這就是孔子的「無可無不可」。孔子懂得道是動態的，理解和把握也是動態的，所以當因勢利導，靈活權變，但是，萬變不離大道！
儒道佛三家，都在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一方面，你是你，我是我；另一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赴死者以殉義，存活者以任重，各為其所！在應該擔當的時候，如果我們選擇了退卻，那就是逃避了人生的責任；在應該超然的時候，如果我們選擇了執著，那就是痴迷不悟；至於無我的境界，世俗中人就實在難以理解和企及了。
一個人倘若既有擔當的精神，又有超然的情懷，更有無我的境界，那麼，生命的修鍊就真的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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