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工作者專業能力體系背後的判定邏輯：犬儒思想、去政治化、技術化
來源：本文節選自《社會》2017年第一期，原題為實用專業主義：廣州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社會工作者「專業能力」的界定及其邏輯
作者：雷傑 黃婉怡
摘要：本研究的目的是找出中國社會工作者專業能力體系及其背後的判定邏輯。本研究運用「模糊德爾菲法」的設計，讓廣東省高校教育界和實務界的專家參考英格蘭、美國和中國香港地區的專業能力，選擇其中他們認為對廣州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社會工作者重要的指標。結果顯示，共有價值倫理、理論知識和實務技巧等3個層面，合計24項能力指標被納入本地的能力體系。經過分析這些專家判定邏輯，本研究還發現該能力體系存在「實用專業主義」的傾向，包括「犬儒思想」、「去政治化」和「技術化」等特徵。
一、 問題的提出
近十年來，中國的社會工作專業化進程發展迅速。截至2014年年底，全國持證的社會工作者已達15.9萬人。另外，全國高校已有104個社會工作專業碩士點，310所本科院校和70多所高職院校招收專業學生，每年畢業生近3萬人。
然而，中國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的質量提升並不如數量增長那麼顯著。例如，朱健剛和陳安娜(2013)在對廣州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的個案分析後認為，專業社工的工作成效還不如本土的社區工作者，給嵌入式的社會工作發展潑了一盆冷水。2013年，廣州有主流媒體報道了「政府投入了資金卻看不到太大成效、市民繳交稅款卻享受不到太多服務」的困境，指出「讓內地社工感到壓力大的原因主要在於能力方面的欠缺」。2014年，另一主流媒體的報道更是斷言，「當下的社工數量和素質並不能提供足夠專業的服務」。王思斌(2015)對此撰文回應，他認為社會工作者的能力問題是制約中國先進地區社會工作發展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見，社會工作者的能力和素質是決定服務成效的重要因素，甚至會影響專業社會工作能否在中國被承認和接受。但是，目前中國尚不存在一個關於社會工作者能力的清晰、詳細的行業標準。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4)曾制定11門社會工作專業主幹課程的教學大綱，但這些大綱並沒有具體指出要培養哪些能力。人事部和民政部也有對助理社會工作師和社會工作師的「職業能力」進行概括，但這些概括非常簡單。例如，助理社會工作師的職業能力僅包括：
(一) 熟悉與社會工作業務相關的法律、法規、政策和行業管理規定，掌握基本的社會工作專業知識；
(二) 能夠與各類服務對象建立專業服務關係，對服務對象的問題做出預估，制定服務計劃和服務協議，獨立接案、結案並提供跟進服務；
(三) 能夠根據服務計劃，運用專業方法和技術協助服務對象解決問題。
為了填補中國對社會工作者「專業能力」界定的空白，筆者希望通過「模糊德爾菲法」解答以下的問題：高校教育界和實務界的專家認為社會工作者應具備哪些專業能力？本研究首先進行文獻回顧，概括西方能力視角的總體特徵。其次，詳細介紹本研究的方法、工具和對象。最後，根據「模糊德爾菲法」的問卷結果，提出廣州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社會工作者的能力體系指標。同時，還會結合訪談材料，梳理本地專家選擇/不選擇這些能力指標的邏輯。
訪談材料的結果
「模糊德爾菲法」的研究設計除了讓專家填答問卷外，還要以訪談的形式徵詢他們對每項能力指標的深入看法。目的之一是當需要更多回合填答的時候，研究者要整理這些意見並反饋給專家，讓他們參照別人的看法重新進行打分。另外一個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專家對「廣州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社會工作者專業能力體系」的判定邏輯。從以下研究發現可知，本地專家對能力指標的篩選標準遵循實用專業主義的邏輯。其中，犬儒思想、去政治化和技術化這三個選擇路徑相互聯繫，反映了當前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困境和行動策略 。
表8:廣州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社會工作者專業能力體系
(一) 犬儒思想：對西方社會工作的自我抑揚
如前文所提到的，西方情景下的全球標準化希望為全球社會工作教育提供一個基本的能力框架，但本研究發現，當本地專家面對英國、美國和中國香港地區等的能力體系的時候，他們流露出強烈的「犬儒思想」，即對現實進行不反抗式的接受，只要能發揚那些適合本土情景的能力即可。
以價值倫理層面為例，本地專家其實是認同西方對社會工作者所提出的能力要求的：
如果社工不遵守價值倫理觀的話，那不僅會傷害服務對象，還會傷害社會和機構！無才的人可以做社工，但是有才無德的人不能做社工。「才」是可以培養的，但是「德」會成型的。(1N)
社工的價值倫理無論作為道德底線，還是對服務對象的一種交代，它都是基礎的東西。如果你的價值觀與之不符合，就會讓我懷疑你是否適合做一名社工。一個基礎性東西都沒做好的話，你怎麼保證給案主一個好的服務？所以我覺得社工的價值倫理是很重要的。(3A)
但是，當某些能力因為受到本土情景的限制而無法實現的時候，專家就表示要有的放矢。「理想而已」(如1C、2E、3O)、「無能為力」(如1G、2J、3N)、「很難」(如1R、2K、3B)等關鍵詞重複出現在犬儒思想的主題。最典型的莫過於「捍衛人權和社會正義」。與國際標準定義所堅持的專業底線大相徑庭，本地專家認為該能力指標是可以不提的。
不是說社工不需要捍衛人權和社會正義，這的確是最根本的價值。但是這一點也要跟整個社會現實掛鉤；在中國不太適合提人權或者正義這個詞。(2A)
捍衛人權和社會正義在目前情況下已經超出了我們社工能夠把握的範圍，因為這涉及政府部門的合力。政府需要有共識才可以，所以我們應該先與政府合作，然後再慢慢改變他們的意識和行為。(2D)
某機構負責人通過分享自身經驗，來證明社會工作者在實務的過程中是如何對此能力進行迴避：
例如進村做普法宣傳吧，社工就處於很尷尬的地位。有一些殘疾人原本能領取一些殘疾補貼，但是村往往不通知這一批殘疾人去拿。結果只有知道這件事的小部分人去拿了，但大部分人不知情。最後，錢就慢慢進入村委口袋了。我們嘗試去跟村委爭取，但是部分村委在這一方面會比較抗拒。我在工作上也會覺得非常沉重和無力，最後會跟服務對象迴避這個問題。我們只能在可做的範圍內去做。(2N)
「促進社會變遷的意願」是另一個突出的例子。「心有餘而力不足」(如1M、2F、2C)多次出現在專家的表達中。有資深社工對無法從政策層面推動社會的改變而深感挫折：
當現行的政策或者社會的資源不能幫助服務對象的時候，即使社工和服務對象談得再多，結果也只能這樣子。所以，很多政策層面的事情我們也沒什麼辦法去做，我們真的只能做到對服務對象進行陪伴而已。(3O)
有鑒於此，專家們更加推崇一些中立和程序性的價值倫理能力，如「遵循法律」(「不能在法律框架外行動」)(1A)、「恪守保密原則」(「具有絕對性，真的很重要」)(1B)、「履行知情同意」(「專業行動不是隨性而為，是有程序規範的，所以行動的專業度才高」)(2L)、「堅持非判斷」(「自己的觀點帶到服務對象那邊，會影響他們的判斷」)(3A)和「符合專業要求的職業素養和工作品質」(「服務對象會看見你的外在，而你的形象就會影響整個社工界」)(2K)。這些中立和程序性的能力恰恰體現了詮釋「適合本土情景」的兩個原則：去政治化和技術化。
(二) 去政治化：對社會工作介入方向的現實選擇
當犬儒思想成為判定能力體系指標的根本標準後，本地專家就會選擇那些適合本地情景的能力。其中一個重要標準是「去政治化」，即避免那些關注權力關係的能力。專家們用「未必留意到」(如3F、3D)、「暫時不需要太多關注」(如1N、2A、3G)、「不鼓勵」(如1K、2H)等詞語來詮釋這個邏輯。
首先，本土專家傾向於將「能夠幫助到服務對象」等同於「滿足服務對象的基本需求」，而不是深入探究問題的社會根源。
農村服務對象的需求比較單一，也很知足。如果是在過種地之類的平凡生活，我可以這樣說：夠住、夠吃、健康就是他們最希望的；社工幫他們滿足這些需求就可以了。(3H)
其次，專家認為廣州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社會工作者可以促進政府、社區和民眾之間更多的互動，從而在漸變式的過程中「改良」環境。例如，應關注「促進社會改良的意願」的能力，而不是「促進社會變遷的意願」。
家綜的落腳點、目標到底是什麼？我們會覺得在社會改良。雖然現在有很多資源不在社工手上，社工能做的也比較有限；但是我們可以促進人和人之間的交流。假如居民家裡出事了，家綜社工打個電話關心總是可以吧。家綜社工可以在促進人們之間的溝通，促進人和人之間正向的生活方式方面發揮作用，潛移默化地改良環境。(2D)
環境改良是指改良社區支持網路。支持是因為信任，沒有信任你談何「支持」呢？現在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民眾對社區的陌生感強烈，社會的公共信任感是下降的。我們做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其實無非就是想改變這個社區冷漠、沒有認同感和歸屬感的一種狀態。所以我會認同「改良」是家綜現在的重點。(2G)
在這樣的思路下，應用「改良」和「個人化」的介入方向遠比「變遷」和「社會性」來得實際。
家綜社工無可避免遇到企業員工維權的個案。如果社工立刻幫助他們投訴這個企業，讓企業倒閉，那豈不是讓更多人失業？這對整個社會也是一個傷害。社工還不如好好跟企業商量，爭取最大化利益給這個員工。另一方面社工要幫這個企業穩定這幫員工，讓他們在企業中找到自己的價值，實現自我；這不是能更好地解決失業的問題？而且，從實務主義來看，到底哪一種介入，哪一種改變更容易做一點？這怎麼都比你在那裡不停地喊維權，然後心灰意冷，最後離開社工行業要好吧？(2B)
最後，高校老師或機構負責人都不鼓勵前線社工運用太多「政治化」的能力，擔心會破壞社工機構與政府之間的購買服務關係。
現在前線做政策倡導的社會環境不是很理想。比如我知道有些服務對象非常渴望入讀特殊學校，但是這些孩子的戶口不在所在的地區，就不能入學。我們找校長、殘聯談過，但是沒辦法，說多了主管部門還不高興，我們也擔心給他們留下難搞的印象。(1L)
說白了，社工機構與政府之間看似夥伴，實際是夥計。政府是給資金的，所以，哪怕街道有多麼不合理要求，我們也會努力要配合。現在家綜主任接到街道主任的電話，會比接到評估機構或機構管理層的電話還緊張。沒辦法，如果我們做不好或者反對政府意見的話，萬一政府不支持我們怎麼辦呢？(2E)
目前來說，我們也不會特別鼓勵去做一些政策推動。一來上升到政策層面後，對一線社工來說是有一定的挑戰，因為自己的話語權是比較有限。二來如果滿目追求所謂的政策後果，可能會導致對抗。(2H)
(三) 技術化：為本土化社會工作獲得認受性
為了最大限度發揮「實用專業主義」，本地專家除了運用「去政治化」邏輯外，還非常著重「技術化」能力，因為它能給中國發展社會工作服務增添認受性理由。專家指出，當前廣州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最需要的是「獲得足夠的認受性」(2C)和「將實務能力證明給購買方看」(1F)。所以，技術化成為本土社會工作尋求專業身份和地位的主要路徑。
例如，「技巧性知識」被認為是「理論知識」層面中很重要的能力。有高校老師認為技巧性知識是最基本的社工能力：「能不能做出跟居委會不一樣的個案，能不能做出讓評估專家有感覺的個案，能不能運用一定的方法和技巧才是最重要的」(1F)。機構負責人也高度認可其重要性：
從目前情況來看，我們的社工就是連走路都沒走好。死人跳樓你不會處理，老人在中心摔倒不會處理，臨床治療或者介入手段不懂，你還空談什麼政策實踐？(2F)
資深社工同樣認為技巧性知識是凸顯專業身份的重要途徑，更是與原來的「行政社會工作者」相區分的標誌。
如果你在面對服務對象的過程中，不呈現一點技巧的話，那你跟居委有什麼區別？跟平常人交流有什麼區別？如果沒有社工技巧性的東西在，做一些治療性服務的時候也會缺乏社工元素，你的專業性就體現不出來了。所以一定要掌握技巧性知識。(3D)
在這樣的邏輯下，「實務技巧」順理成章地成為最多指標獲得通過的層面(佔50%)。專家認為廣州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尚處於起步階段，應規範社會工作者掌握程序性的能力，從而體現專業性。因此，大量工具性的指標得以保留，如「介入—一般預估」「介入—危機預估」「介入—實施介入」「成效評估」和「保證服務質量」等能力。
整個介入流程，包括從發現問題，怎樣跟服務對象建立關係到解決問題，我覺得每個社工都必須掌握，因為對服務成效影響非常大。(1L)
介入前的預估要非常重視，現在很多個案做不好就是因為預估沒做好，甚至在預估都沒做好的時候就把計劃弄出來了。比如一個居民來求助，社工就知道他要錢，連人家的家庭關係、經濟資源等背景狀況沒搞清楚。如果要錢就給錢，那社工成了提款機啦！其實案主的家庭經濟是不錯的，就是關係惡劣，這時候社工就要改善關係。很多個案走過場，就是因為目標沒做好。亂來、瞎整的話，社工怎樣體現專業性呢？(2K)
相比之下，「介入—理論應用」能力未獲通過，原因在於「到最後行不通」和「在現實中的重要性很低」：
就算很專業的情況，到最後一定要行得通。如果你拿一些很高大上的理論或者模式，到最後行不通，你在那裡講了半天「專業」也是沒用的。(2A)
老實說，你寫一個活動或組織一個小組的時候，可能第一時間想到的是怎樣去搞這個小組或者它的實際內容，後來才會想到我們該用什麼原理。我們不是先有理論去引導實務開展，而是反過來先有了實務的操作，我們再去拼湊一個理論。這個是很常見的一個現象，所以理論的應用在現實中的重要性很低。(3C)
與之相似，西方社會工作在理論知識和實務技巧層面都非常重視的「研究」能力，也被本地專家認為不夠「務實」和沒有「意義」而被置於不太重要的位置。
研究能力可能也不會被很多社工重視。社工這個職業很務實的，我們更注重服務，而不是研究。每年評估的時候都說做了多少份調研報告，有時候我們就會覺得，做那麼多調研有意義嗎？就是感覺你讓我做，那就去做唄。(3I)
最後，用一名高校老師的比喻更能看出「技術化」與「去政治化」之間的相輔相成的關係。她認為，技巧性知識好比樹榦，是必不可少，但政治化傾向的能力如同枝葉，並不是最核心的地方。
打個比方，技巧性知識是一棵樹的樹榦，這些(議題倡議、結構性因素)是樹的枝葉。枝葉當然重要，可以讓樹看上去更旺盛，更有生命力。但沒有樹榦的話，枝葉如何存在呢？因此，議題倡導、結構性知識等是輔助的，或者說是沒那麼重要的能力，因為不是掌握了這些知識就是能做好社工的工作，還需要有一個最核心的技巧性知識在裡面做支撐。(1S)
(四) 批判性反思意識：其缺位更加深「實用專業主義」傾向
批判性反思意識本來是西方能力視角為了制約技術化和去政治化傾向而發展出來的應對策略，但在批判性反思層面上，本研究所提出的6項指標均未能被納入最終的能力體系。與上述「去政治化」過程一樣，本土專家認為社會工作者過多地運用批判性反思去探討權力關係，只會讓他們「憤世嫉俗」「消極」和「離職也很快」。
太批判的人不適合做社工。你要是把社會看得太透了，認為什麼都是很差的壓迫，你還有心情做下去嗎？憤世嫉俗的人都不會選擇做社工，你改變不了什麼，反而會更消極。如看開一點點，該做什麼就做什麼。(1N)
前線社工越批判的話，離職也會越快，因為他們不滿意體制。社工有較強的批判精神是好事，但是請寬容一點。現在社會工作都是趨向工業化流程，到最後還是以你每年是否完成指標為準。(1F)
因此，本地專家認為批判性反思主要用於幫助個人技術層面的成長，而不是用於「批判社會、政府和所服務的社工機構」。
社工需要批判反思的思維指導實踐，但是有順序的。先反省自己，再思考他人，順序錯了就麻煩。(1F)
中國社工要快速成長，達到服務社會的要求，就要學會總結、批判和反思。這裡的「批判」不是批判社會、政府和所服務的社工機構，而是學會批判、反思自己過往的工作手法、工作模式等，總結自己在工作中的得與失。(2N)
特別是我們工作陷入困境的時候，我們都會反思所採取的方法是不是對的，我們自身有沒有控制好情緒，情緒是否影響到服務的成效，自己的性格、人格等方面適不適合做社工。(3A)
當批判性反思要服從「去政治化」和「技術化」後，該能力就體現了犬儒思想的要義——發揚那些適合本土情景的能力即可。
一線的社工在批判反思方面可以放開一點，因為我們都是在限制中工作。所以你先要把自己培養得最好，你才能在限制中尋找自己的角色，然後切合實際地去服務。你一開始連人都沒有吸引過來，連和社區、街道的關係都還沒有搞好，憑什麼可以反對那麼多人？(3B)
六、 結論與討論
在當前政府大力發展社會工作服務的背景下，為了讓中國社會工作教育與實務更好地結合，本研究以廣州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為載體，對廣東省20位高校專業老師、14位社工機構負責人和15位資深社工進行「模糊德爾菲法」的調查，得出一個獲得專家共識的「廣州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社會工作者專業能力體系」。與中國現有研究相比(朱靜君、閆安，2005；鄲嘯，2011；蔡屹、何雪松，2012；林誠彥、卓彩琴，2012；劉斌志，2013；馬燦，2013)，該體系更加全面和細緻：由價值倫理、理論知識、實務技巧3個層面組成，內含24項具體的能力指標(見表 7)。
表7:實務技巧層面的結果(灰色為獲得通過的指標)
這個能力體系的確定過程具有可靠的方法論基礎。本研究利用英格蘭、美國和中國香港地區的行業標準，整理出一份「模糊德爾菲法」問卷，包括4個面向和50項能力指標(見表 2)。本地專家通過參考西方的標準，避免了可能因為對能力體系內容的了解不全而做出有限的選擇。同時，他們也可以根據自身經驗選擇那些他們認為符合本土的能力指標，從而避免能力視角的「帝國主義」。因此，這份問卷最大限度地促進了西方能力標準和本土經驗之間的對話。在資料分析方法上，本研究在中國專業能力研究中率先引入「雙三角模糊函數法」，充分修正「傳統德爾菲法」的不足，不但顧及每一位專家的意見，還僅用兩回合就讓所有指標達成共識，甚至還能提供專家共識的重要程度(Gi)。最後，本研究為了最大化「德爾菲法」的效度，執行嚴格的「專家」認定標準，還構建三個專家來源的異質組，以確保能夠得到專業的高校老師、大型的社工機構負責人和優秀的資深社工對「專業能力」的權威意見。
表2:「模糊德爾菲法」問卷框架
該能力體系具有重大的應用意義。由於這些指標都是高校教育界和實務界共同認同的從事家庭綜合服務最重要的能力，這就為高校教育界提供了一個模版，要求學校對所教授的專業課程進行檢討，確保學生能夠在教學和實習中獲得這些能力。行業協會更可以利用該能力體系，對專業教育的質量作出規管，甚至開展課程認證的工作。另外，日後針對社會工作者的在職培訓應避免「面面俱到」和「泛泛而談」，相反，可圍繞這個能力體系的24項指標進行專門、深入的培養。只有通過這樣針對性的能力建設，中國社會工作者才能有力地回應政府、大眾傳媒和社會大眾所提出的質疑。
在理論意義上，本研究基於「廣州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社會工作者專業能力體系」，提出「實用專業主義」來概括中國專家對本地能力體系的看法。在現有文獻中，曾家達和殷妙仲(Tsang and Yan，2001)曾以「中體西用」為題，認為只要以中國特有文化或國情為核心，與之相符的西方社會工作技術都可以引入。殷妙仲(Yan，2013)進一步提出「實用」(pragmatic)的本土化策略，指出可以將社會工作價值觀放在次要的位置，因為那些能夠解決本土實際問題的理論和技術才是最重要的。受到這些文獻的啟迪，本研究結合本地專家選擇「專業能力」的結果及邏輯，進一步深化「實用」概念，指出其總體性原則是指本地專家並不認同社會工作的全球化標準，而是有意選擇那些適合本土情景的能力(即犬儒思想)。
除了「實用」概念的總體性原則，本研究進一步探索其具體化原則。現有文獻已初步對中國社會工作「去政治化」和「技術化」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探討。例如，梁芷芳等(Leung et al.，2012)通過分析中國官方關於社會工作發展的話語，認為「去政治化」和「技術化」非常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當官方話語論述把社會不穩定的因素都歸結於個人責任，「以人為本」便成為新的政府治理理念，這就要求治理技術也要隨之更新。結果，以調解「心理功能」和「人際關係」為導向的社會工作就被大力發展。許英(Xu，2013)描述了山東省一個社工組織如何從草根的身份逐漸成為政府重點扶持的對象。這個轉變過程的關鍵在於，社會工作者需在工作中能夠重點實踐政府所贊同的價值觀(如「關懷」和「利他主義」)，但代價是淡化甚至犧牲專業另外一些核心價值觀(如「民主」和「參與」)。梁芷芳(Leung，2012)對廣州和深圳的社會工作者進行訪談，發現他們為了獲得政府的認同，在工作中將「個人康復」的理論和技巧作為首要的介入方向，從而避免採取結構性取向的手法。
本研究與這些文獻相呼應，同樣指出「去政治化」和「技術化」的傾向。但是，本研究將這兩個特徵納入「實用」概念，視為具體化原則：「適合本土情景的能力」實質上指「去政治化」和「技術化」。具體來說，本地專家認為，對問題的介入可以有多種方向，不一定要運用宏觀(如「結構性因素」和「政策實踐」)或激進(「議題倡議」和「增權」)的能力。相反，「滿足個人的基本需要」和「促進社會改良」等方向更容易在實際中運用，而且還不會損害社工機構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另外，本地專家之所以偏好技術化能力，是寄望通過一些能夠有效地幫助社會工作者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如12項「實務技巧」層面的指標)尋找專業的身份和認受性。
與西方能力視角相比，中國「實用專業主義」能力體系有以下兩點區別：一方面，西方能力視角深受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在福利國家改革中引入市場主義和管理主義的影響，核心是追求標準化，甚至全球化。因此，其三個特徵(全球標準化、技術化和去政治化)是並列存在的。而中國能力視角則是在西方社會工作全球化的影響下，本地專家結合中國的政治體制，產生本土的應激和選擇原則，偏向那些符合本地情景和可以實際操作的能力。簡單來說，出發點是「犬儒」，但表現是「去政治化」和「技術化」。
另一方面，當西方能力視角為了抑制「技術化」和「去政治化」的傾向而發展「批判性反思」(O』Hagan，2007；Colby，2009)時，本地專家卻認為這個層面的六項能力都不特別重要，甚至將它們服從於「技術化」和「去政治化」。可以說，「批判性反思」的缺位使本研究所得出的「廣州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社會工作者專業能力體系」無法去除「實用專業主義」的烙印。
如果通過對專業能力的討論，從而歸納出「實用專業主義」的概念來反映中國現階段社會工作專業化的特徵，那我們應當如何看待這種發展態勢呢？筆者曾運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撰文指出，當前中國關於社會工作專業化的文獻傾向於不合情境地生搬硬套西方的觀點，對本土化發展進行分析(雷傑，2014)。如前所述，「實用專業主義」明顯有違西方社會工作所倡導的專業形態。它既不認同西方社會工作所堅持的一些基本價值觀，如「人權與社會正義」，又不提倡西方政治體制所看重的「研究」「結構性知識」「倡導」和「增權」等理論知識和實務技巧，甚至連西方社會工作為了糾正自身的「技術化」和「去政治化」的傾向，在專業教育上所要求堅持的「批判性反思」也被摒棄。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正遠離「專業」要求呢？
但從社會建構的觀點看，「實用專業主義」恰恰是中國社會工作教育界、實務界與本土政治、社會、文化等社會條件互動、建構後的產物(Payne，2005)，是與全球標準迥異的本土化話語論述。沃頓和納斯(Walton and Nasr，1988)曾指出，社會工作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二戰之後從西方完全植入發展中國家的階段；被植入的地方開始反思、修改和適應的本土化階段；知識完全來源於本土經驗、符合本土情景脈絡的階段。如本研究所示，中國社會工作教育界與實務界尚未從本質上拒絕西方社會工作的核心要求(如第三階段所要求)，而只是通過其主觀能動性從中選取那些適合本土情景的能力。從這個角度出發，「實用專業主義」顯示中國社會工作發展(至少在廣州來說)已進入沃頓和納斯(Walton and Nasr，1988)所講的第二階段——「本土化」，尤其通過政治空間的適應和技術手段的引進來增強社會工作在中國的認受性。因此，當評判中國和西方在專業能力要求甚至專業化發展態勢差異的時候，我們並不能簡單地將不符合西方所倡導的專業形態等同於「不專業」。更需要深入的討論的是，中國社會工作的共同體是否都贊同 「實用專業主義」這種發展態勢？如果有社工教育者、實務者，甚至是學生並不是像本研究的「專家」一樣對「實用專業主義」有高度的共識，他們可以怎樣通過再建構的方式，去反對、抗衡和扭轉「實用專業主義」，從而創造出更多關於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話語論述？可惜，由於篇幅問題，本研究無法對此展開更多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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