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和誰對話
題記是一首歌：
之前看紀念英格瑪·伯格曼的紀錄片《打擾伯格曼》，很多導演在片子里談了伯格曼對自己的印象，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張藝謀說的一句話，大意是「（博格曼的作品）讓我思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只有張藝謀談到了「人與人的關係」這種論題，其他導演說的都是人物的塑造、藝術的表現力諸如此類，包括華裔美國籍的李安。
或許是只有中國人如此在意「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我能圍繞這句話想到的只有「人微言輕」與「團結就是力量」，前一種表述是面對現實時孤家寡人的無奈，後一種表述則是面對現實時陳勝吳廣式的反抗。所有這些表述和內心的糾纏，最終其實都落到「力量」這個話題上。獲取力量是擁有為了與那個龐大無比的力量對話的權利，「現實」就是那個龐大力量的象徵，以皇權或者別的什麼形式存在。
於是不論一個人的志向何在，最終他會發現「現實」是一個繞不開的坎，這個坎要求你必須足夠大的力量，這種對力量的渴望又反過來誘導你應該為這種渴望設定一個正統而偉大的志向。
基督教的生死觀告訴人「按著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其中「人人都有一死」與司馬遷的「人固有一死」意思完全相同。恰恰這意思完全相同的兩句話，卻闡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異。西方文化的坐標是上帝，希伯來書告誡人最終會有審判，不要違背良心。中國文化的坐標是現實、是權力，《報任安書》激勵人「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若權力善，人要為權利鞠躬盡瘁；若權力惡，人要勇於擔當，直面慘淡的現實。
所有中國知識分子的表述，都是在與權力對話。
人人說許知遠酸腐，馬東活得明白，在這個標準判斷里，吳曉波也活得明白，羅振宇也活得明白，這個標準就是活得輕鬆自在、不跟現實較勁。也不知道是誰規定的，非得要輕鬆不較勁才算是活得明白，許知遠就是喜歡唱輓歌，他得到他想要的表達權，還能唱輓歌給別人看，難道許知遠活得就不明白了？
如果說許知遠酸腐是公平的，難道說馬東諂媚就不公平了，說吳曉波浮誇就不公平了，還是說羅振宇市儈就不公平了？歸根結底，他們都是在跟現實對話，都是在跟權力對話，無非是選擇了不同的方式而已。面對許知遠「帶著頑固的偏見」與這個時代的他們碰撞的時候，他們的回應不也都是一些同樣的龐大命題的理論嗎？（不包括吳曉波，但猜也猜得到吳曉波和許知遠的對話會是什麼樣）
倪匡寫某一集《衛斯理》的時候進行了烏托邦的假想，書里白素提醒衛斯理，那個烏托邦世界裡還要有哲學家，衛斯理內心讚歎愛妻是個有智慧的人，這一話題到這裡就打住了，不再有進一步的探討。沒法探討，在以現實為坐標的對話體系里，任何東西都要是現實性的，不然小學生連自己為什麼要讀書都不知道。
哪怕二手玫瑰也要戲謔地吼一句「大哥你玩搖滾，你玩它有啥用啊？」哲學的現實性是什麼？這問題本身就夠哲學的了。
在對羅振宇越來越失望的過程里，伴隨的是我發現他根本不是他自己口中的「右派」。在西方世界裡，右派相信自己能成就自己，左派相信自己能幫助他人，而不管是安·蘭德、喬布斯還是桑德爾這些或左或右或沒有清晰左右派別的人，他們都相信自己能改變世界。誰能看得到羅振宇哪裡相信自己了嗎？他腳底下踩著西瓜皮呢。
那些始終在和現實對話的人，那些糾纏著人與人的關係的人，常常就在對重於泰山的追逐中被別人改變了。他們太害怕自己沒有足夠的力量，最終只能度過所謂輕於鴻毛的人生。
剛剛逛微博的時候看到有人引用了顧城的一句話，「一個徹底誠實的人是從不面對選擇的，那條路永遠會清晰無二地呈現在你面前， 這和你的憧憬無關， 就像你是一棵蘋果樹， 你憧憬結橘子， 但你還是誠實地結出蘋果一樣。」
當一個人過分敏感，他會被誠實面對現實的狀況給逼瘋掉。
殺人是這個世界上最反人性的事情了，但是舉著斧子的顧城在某種程度上比誰都更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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