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漢太宗文皇帝與唐太宗文皇帝的歷史形象這麼「像」？

讀紀傳體的史書，往往會留下歷史就是一堆人名構成的印象。

人不是制度，人有七情六慾，這些慾望和情緒能夠穿透歷史的厚重，在兩千年後取得共鳴，進而讓人有一種與古人共情的虛妄自信，彷彿自己了解了劉邦，體會了韓信，甚至某個剎那間就成了漢武帝。

其實，在這個時刻，司馬遷的《史記》和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沒什麼區別，所以，它是「無韻之離騷」，卻不是完整的歷史。

這本來就是兩難，正因為它作為傳播產品的情緒特性，保障了它具備足夠的存世量，能在2100年的傳抄中不至絕滅，而不像乾癟的漢律、起居注、戶籍、詔令一樣，在亂世的業火中湮滅無存。

通俗地說，《史記》、《漢書》就像是漢朝人發出的密碼電報，另外那些記錄著漢代社會全貌的材料，就是「密碼本」，對於滄海桑田之後的我們來說，要看懂電報而不曲解它們的原意，就需要對照「密碼本」按圖索驥。

這個系列，我們就是要破譯司馬遷、班固發給我們的「漢朝密碼」。

系列之一：漢高祖劉邦留給後代子孫的政權合法性謎題 | 劉三解

系列之二：錢，破譯西漢前70年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密碼 | 劉三解

系列之三：呂后用「大家發財」贖買了西漢既得利益集團 | 劉三解

系列之四：漢文帝登基時，劉邦建立的漢朝已經死去了 | 劉三解

——————

書接上回。

漢高帝十二年，年邁的漢高祖劉邦指示知識分子「老兄弟」陸賈：

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

簡言之，即：

秦何以亡，漢何以興？

這個問題在長達15年的惠帝、高後時代銷聲匿跡，直到漢文帝以諸侯王入繼大統，才頻繁出現在史書上。

賈山、賈誼、晁錯等人，都曾經以秦亡漢興為主題，討論過現實問題，張釋之、馮唐則都被漢文帝主動問詢過這個問題，具體的言論則沒有記載。

那麼問題來了，一是漢文帝為什麼關心這個「虛頭巴腦」的問題？二是究竟秦何以亡，漢何以興？

七百年後的另一位太宗文皇帝李世民，又為什麼也一樣關心「隋何以亡，唐何以興」的問題？

電視劇《大風歌》中的漢文帝劉恆

01

2000年來，對於第二個問題的解答，基本延續了陸賈、賈誼、賈山等人的思路，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賈誼的名篇《過秦論》，歸結起來就是：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具體怎麼個「仁義不施」，《漢書·賈山傳》記載他的評論：

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

千載之下，一說起秦朝就是嚴刑峻法、杜塞言路、窮奢極欲、好大喜功，一說起文景之治就是輕徭薄賦、虛懷納諫、與民休息、勸課農桑、無為簡樸，幾乎就是對著樣板「反著來」的政治經驗。

說到這兒，三解先打個岔，聊聊漢文帝這個人。

上篇文章里有一段出自《史記·呂太后本紀》的引文：

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

這個「夜」，就是漢文帝入宮之夜，事件列於文帝派親信掌握宮禁防衛之後，足見太史公記錄的心思，即誅殺漢惠帝諸子，並非出自功臣列侯們的心意，而是文帝的重大政治舉措。

梁王、淮陽王、常山王和少帝，由於功臣列侯們的政治需要，由漢惠帝的親兒子，被貶成了「非親子」，一方面可見功臣列侯們的滔天權勢，真是說你不是，你就不是；另一方面，到底是也不是呢？如果是抱養一個「假兒子」，尚且說得過去，這是4個，再加上之前已死的另一位少帝，就是5個，都是「假」的？

真假不論，經網友提醒，還有這麼一條訊息，藏在《史記·外戚世家》里：

（竇姬）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

代王王后生的4個兒子，肯定是「親生」的，在漢文帝登基「數月」間死去……咱們看看這個「數月」有多久。

高後八年九月，發生誅除諸呂的政變，功臣列侯迎代王；文帝元年十月辛亥（初二），「皇帝即阼，謁高廟」，也就是登基了，十月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於代」；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

漢承秦制，以十月為歲首，所以這幾個月份是連著的，也就是說，3-4個月內，漢文帝「恰巧」病死了4個兒子，還全是代王后所生……

這到底是漢文帝的手筆，還是竇姫的狠辣，我們不得而知，不過說漢文帝毫不知情是不可能的，而事後也並沒有公開的反應，反而在文帝元年三月，由薄太后出面答覆有司：

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史記·孝文本紀》）

結合前後文，只能說明，漢文帝死了4個有繼承權的兒子，沒有任何反應，這是對子，再看對世界上僅存的一個弟弟。

電視劇《美人心計》中的竇皇后

02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載：

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

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柰何，原陛下自寬。」上曰：「為之柰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

皇帝下制書，就相當於今天中央發文件，卻絮絮叨叨地要求給淮南王劉長每天5斤肉、2斗酒，還允許10個姬妾同行，這是法外開恩，也是說給天下人聽的。

當然，從《史記》里非常少見地照錄了公布淮南王劉長罪行的詔書來看，漢文帝對他的處置不算嚴厲，甚至異乎尋常的軟弱。

在真正操作的時候，卻是讓人從長安用「輜車」運送淮南王，一個縣一個縣地接力到巴蜀去，所謂「輜車」就是前後都有車篷、帘子遮蔽的馬車，結果呢，沿途各個縣的官吏都不敢啟封送吃的給淮南王劉長，半道上竟然守著一天5斤肉、2斗酒的飲食待遇，餓死了，直到雍縣（今陝西鳳翔縣南），縣令啟封，才發現劉長已經死得透透的了。

那麼，淮南王是不是自己絕食死的？

不是。「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漢文帝抓捕的責任人，這個「餽」字，意思是進食於人，與「不發封」並列，說明獻食物需要「發封」，可見從長安到雍縣這一路上，300多里地，淮南王劉長是沒得吃，而不是不想吃。

反過頭來再說，這事兒漢文帝是否知情？

當然知情，所以才有「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翻譯過來就是，我故意讓他吃吃苦頭，既然你這麼說，就饒了他吧。

在這個過程中，他最關心的是弟弟劉長的生死嗎？不是，重點是袁盎所說的，「陛下為有殺弟之名，柰何！」在處置淮南王不法時的種種不忍，《史記》中罕見地記錄淮南王劉長做過的每一件具體的「惡事」，都說明漢文帝非常希望在消滅除自己之外唯一的高祖諸子的時候，能有足夠的「合法性」。

袁盎之所以能成為文景之際的名臣，絕非浪得虛名， 一出手就抓到了漢文帝的七寸，那就是「名」，在淮南王劉長已死的情況下，他給出的補救措施很直接，「斬丞相、御史」，讓重臣背鍋，天下人自然說不出什麼。問題是，你殺得了嗎？

電視劇中的淮南厲王劉長

此時的丞相是北平侯張蒼，灌嬰的繼任者，《史記·張丞相列傳》里這樣描述他的身份：

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

另一位要被「斬」的是行御史大夫事宗正劉逸，此人事迹史書缺載（也可能是名字錯字了），但其前任為楚元王劉交之子劉郢客（直接），因襲封楚王卸任，後任為楚元王之子平陸侯劉禮，七國之亂之後也封楚王。基本上，漢初為宗正者，一定是封列侯的宗室長者，且多為楚王世系，既親且貴。

一個佐命功臣、一個宗室親貴，當替罪羊分量確實足夠，可能讓你像殺雞一樣宰掉嗎？

所以，漢文帝只能去收拾小嘍啰，結果天下人的眼睛還是「雪亮」的，《史記·淮南衡山列傳》里寫道：

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嘆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

那時候沒有互聯網，所以民謠就代替了網路謠言的功效，直接諷刺皇帝不能容兄弟，逼得漢文帝在處置了兄弟六年之後，才給親弟弟恢復政治待遇，即追尊諸侯王才有的謚號和陵園，但是，這個謚號一樣暗藏著蓋棺定論的政治目的。

因為謚法規定，「暴慢無親曰厲」，通俗地解釋就是性情暴戾又沒有素質，造成眾叛親離。

然而，民謠起自淮南舊地，劉長有無「民心親附」已是一目了然，這歌謠指斥漢文帝刻薄的用心昭然若揭，而漢文帝的處置非常老辣，一方面以聖賢逐殺骨肉譬喻自解，另一方面又用欽定謚號，默默地將造成兄弟反目的鍋甩給了死人。

什麼是政治家？這就是優秀的政治家。

電視劇《美人心計》中的漢文帝劉恆

03

只有了解到漢文帝是一位如此「優秀」的政治家，才能從過往各種雞湯故事裡設定的「敦厚長者」形象里走出來，從而不再被各種「仁義」、「無為」之類的抽象標籤所迷惑，看到「文景之治」的真實景象。

與另外一位太宗文皇帝李世民一樣，漢文帝並非帝國合法的繼承人，即「得國不正」，因此，對於「身前身後名」的渴求也就超乎尋常地強烈，這不是矯情，或者說個人愛好，而是成熟政治家必然的選擇，因為他們的皇位，比自己新興的政權更欠缺合法性。

這種「合法性」，本質上就是樹立「權威」，而「權威」不等同於「權力」，而是一種「正當的權力」，人們對權力安排的服從可能有被迫的成分，但是對權威的安排的服從則屬於認同。

公共行政學最主要的創始人之一，馬克斯·韋伯認為，任何組織的形成、管治、支配均建構於某種特定的權威之上，適當的權威能夠消除混亂、帶來秩序；而沒有權威的組織將無法實現其組織目標。

根據服從形成的基礎，馬克斯·韋伯區分了三種權威類型：傳統型權威源於歷史，克里斯瑪（即超凡魅力）型權威來自個人的非凡品質，法理-理性型權威則建立在一套非人格化的規則基礎上。

當我們用這個工具來解剖秦漢之際的政治變化，就能發現，秦朝和反叛六國後、項羽的西楚政權都具備傳統型權威，但又限定於特定的地理範圍之內，因為戰國時代歷史之長，足夠讓秦始皇、張耳、劉邦這樣的戰國人，習慣自己不同國別的身份。

新的大一統王朝的構建，必然會脫出戰國時代的歷史邏輯，才能形成新的權威，所以劉邦應運而生，也正是上篇文章中，代國郎中令張武所言：

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

換句話說，作為創業老大，劉邦夫婦擁有「克里斯瑪型權威」，對於功臣列侯具有強大的威懾力，讓他們不得不認同當朝的權力。至於後代皇帝的權威的樹立，卻是以理性和法律規定為基礎，通過規則給予領導者權力，而被領導者習慣規則自然就是認可了權威。

電視劇《楚漢傳奇》中的劉邦和呂雉，真正的患難夫妻、創業夫妻

然而，意外發生了，呂后死後，「誅呂安劉」的政變踐踏了太多「法律」和「程序」，漢文帝劉恆的外藩入繼、叔奪侄位，更是突破了權力傳承的規則底線，通俗地說，就是神像被功臣列侯和漢文帝一起踹倒了，怎麼扶起來，卻要漢文帝自己操碎心，因為這買賣已經是他的，還將是他的子孫的。

在這方面，漢文帝遠不如唐太宗有優勢。

唐太宗的年齡和經歷決定著，他可以在史書上將自己塑造成為唐帝國的真正締造者，只需要「適度地」把他的親生父親描寫成一個瞻前顧後、胸無大志的泥菩薩，再把已經定性為反角的兄弟、重將們的事迹「簡單地」塗抹掉，整個大唐開國戰爭，自然就造就出一個新的「克里斯瑪型權威」。

當然，如果你對照著溫大雅撰寫的《大唐創業起居注》看看《舊唐書》，就能發現，早在大業九年，大隋朝正是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的全盛時刻，隋煬帝的表兄李淵已經和隋煬帝的駙馬宇文士及秘密討論改朝換代的大事，這樣的一個「野心家」，究竟有沒有可能是自己18歲的二兒子把持的「泥菩薩」，天下又究竟是不是靠這個兒子撿來的？

這話扯遠了，但是漢文帝沒能沾上漢初統一戰爭的光卻是事實，更重要的是，他的「靖難之役」和唐太宗的「玄武門之變」中間，隔著100多個漢初的軍功列侯，唐太宗是以軍府替代政府，新貴替代舊臣，因為他手裡有兵。

而漢文帝卻不可能無視周勃、灌嬰為首的軍功列侯集團，因為人家手裡有兵。

那麼，他的可選擇餘地實在是不多，只能將自己的政治角色塑造成一個法理-理性型權威，即現行體制的維護者、仲裁者，完美政治道德的踐行者和體制允許範圍內的最大施惠者。

至於漢文帝開創的「文景之治」，究竟與他扮演的歷史角色符不符合，我們下期接著講，可以先劇透一下，會涉及到「刑徒」，也就是漢初的國營經濟，以及「匈奴」，也就是漢初的軍事國防，可以確認的是，有些事可能跟我們之前想像的並不一樣……

（未完待續）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