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慕愚：顧頡剛的「一生之痛」

撰文：胡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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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七年三月，台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余英時先生的新著《未盡的才情——從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這本書原是余先生為聯經版十二卷《顧頡剛日記》所寫的序言。與《從看胡適的一生》的路徑一樣，在這篇六萬字長序中，余先生從顧頡剛與傅斯年、胡適等人的關係，以及對前後兩個政權的感受，分析其學術旨趣與人生遭遇（也就是余先生所言的「志業、為學與為人」）。但是，與前者稍有不同的是，余先生經過「反覆思考之後，決定通過日記來窺測他的內心世界」，這其中也包括他的情感世界，並意外地發現顧頡剛先生有一段長達五十多年的柏拉圖式愛情，「他並不僅僅是一位謹厚寧靜的恂恂君子。在謹厚寧靜的後面，他還擁有激蕩以至浪漫的情感。他對譚慕愚女士『纏綿悱惻』的愛情，前後綿延了半個世紀以上，從1924年初識到1978年題詩日記，讀來極為動人」。 原來「終日在故紙堆中出入又復謹慎行的顧頡剛竟是一位浪漫的情種」。

顧頡剛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譚慕愚第一次出現在顧頡剛的《日記》中：

與介泉夫婦、緝熙及北大女生黃孝征、彭道真、陶桓連、謝祚茝、劉尊一、譚慕愚游頤和園、玉泉山，由彭君之兄及其同鄉何君領導。上午八點一刻出門，下午八點一刻歸，游甚暢。

頤和園最佳處為諧趣園，前數次所未到也。竹影泉聲，清人心骨。予不到頤和園，已十年矣。今日與女子同游，頗感樂趣。

此後，顧似乎對譚一見鍾情：

予於同游諸人中，最敬愛譚女士，以其落落寡合，矯矯不群，有如幽壑絕澗中一樹寒梅，使人眼目清爽。（一九二四年四月二九日日記）

五十四年之後，顧頡剛重讀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日記，感慨系之，在此條之末題詩並跋云：

無端相遇碧湖湄，柳拂長廊疑夢迷。五十年來千斛淚，可憐隔巷即天涯。

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偶展此冊，不覺悲懷之突發也。因題詩於上，以志一生之痛。

為詩及跋語時，顧已是八十五歲高齡，再過兩年便辭世了；五十餘年來，他為譚慕愚流了「千斛淚」，而兩人愛情終無結果，此誠「一生之痛」。

這段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情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少見的奇蹟。一九七八年九月譚的「右派」帽子還沒有摘掉，兩人雖同在北京，卻不能相見，「可憐隔巷即天涯」。

顧、譚往來最密切的一段時間介於一九二四年四月與一九二六年六月這兩年之間，以後便聚少離多，主要靠通信維持聯繫。一九四三年，顧先生曾自編一張「與健常（即譚慕愚）往來年月表」，以編年的方式，交待了兩人的交往經過，對此，余英時先生在書中也有非常詳細的介紹。

但是，對於這位譚女士，余先生表示，自己「看到的都是顧在《日記》中所提供的片面記載」，「幾乎毫無所知」。本文旨在沿著著余先生的話題，補充譚這一方的資料。

誠如余先生所言，一九三〇年代後譚慕愚的正式的姓名是「譚惕吾」。譚惕吾這個名字引起國人的關注是一九五七年那個「不平常的春天」。是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社論中說，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上討論怎樣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時候，民革中央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發表了一些與別人不同的意見，結果，有人寫匿名信「恐嚇」他。這封信說：「在報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我們十分氣憤。我們反對你的意見，我們完全同意譚惕吾先生的意見。我們覺得：你就是譚先生所指的那些無恥之徒的『典型』」。

社論認為，在共產黨的整風運動中，竟發生這樣的事件，它的意義十分嚴重。每個人都應該想一想：這究竟是為什麼？那些威脅和辱罵，只是提醒我們，在我們的國家裡，階級鬥爭還在進行著，我們還必須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當前的種種現象，並且得出正確的結論。

這份由毛澤東授意、經其親手修改的社論將「反右」的「陽謀」公之於天下。同日，毛澤東起草黨內文件，號召「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反右運動全面展開。

事實上，在5月25日的民革中央會議上，譚惕吾並沒有罵盧郁文「無恥」，只是稱其「言不由衷」；寫這封恐嚇信的是北大歷史系的一名學生，與譚惕吾並不相識。但是，譚惕吾在幫助共產黨整風過程中的一些言論，比如「黨不應該另搞一套機構，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黨應該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會製成法律」，「共產黨必須遵守憲法，接受全國人民監督」，加上這次被領袖點名，自然成為反右運動中的著名右派。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五日，九十五歲的譚惕吾在北京逝世。同年，民革中央韓省之先生在民革所辦的《團結》雜誌上撰文介紹譚惕吾的生平片斷：譚惕吾同志出身書香門第，聰明好學，才華出眾，初小畢業後，家境困窘，失學在家。後自學高小課程，考取公費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並開始接受進步思想，打開胸襟，陶冶了性情，培養了愛國情操。「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後，長沙積極響應。她作為女師「樂群會」的代表，參加了湖南學生聯合會的成立大會，被推選為該會負責人之一，勇敢地投入到抵制日貨和驅張（敬堯）的愛國運動中。她以學聯提出的「張毒一日不出湘，學生一日不返校」的誓詞為信念，四處奔走，多方聯絡，組織罷課，發動遊行，成為「駐省驅張團」的健將。驅張運動終於取得了勝利，而她也因此贏得同學們的敬佩，成為湖南學界的風雲人物。

譚惕吾一九〇二年出生於湖南長沙，「五四」運動時十七歲。那一年，二十六歲的湖南人毛澤東從北京回到長沙，以新民學會為核心，指導湖南學生聯合會的罷課鬥爭，成為湖南學生愛國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一個是學界風雲人物，一個是學生運動領袖，兩人當時是否相識呢？現在仍沒有找到確鑿的材料。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兩人即使認識，也並不熟悉。因為一九一九年年底，毛澤東便再次離開湖南來到北京，尋求救國之道。而譚惕吾則回到學校，追尋自己的大學夢。二十六年後，已是中共領袖的毛澤東來到重慶與國民政府領袖蔣介石談判，廣泛接觸民主團體，其中就有譚惕吾當時所在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小民革），據譚自己回憶，「小民革」方面參加會見的一共是四男二女，四位男士都講了話，但她與另外一位女士「洗耳恭聽、一言未發」（譚惕吾，「同毛主席的一次重要會見」，《重慶文史資料》第二十一輯）。如果她與毛在「五四」運動時期就相識，又是湖南老鄉，久別重逢，總不至於一言不發吧。

一九五四年，譚惕吾（後排左三）與原「小民革」主要成員合影。前排：屈武（左三）、王炳南（左五），後排：李世璋（左一）、王崑崙（左二）、吳茂蓀（左六）、王楓（左七）、于振瀛（右一）。

一九二〇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譚惕吾都是在北京（北平）度過的，先是進補習學校，然後正式考入北大法學院，韓省之先生在她的生平片斷中繼續寫道：1922年，譚惕吾同志報考南京東南大學、南開大學、北京大學的「克蘭夫人獎學金」，先後被三校錄取。從經濟上考慮，她進了北大。三年後，「五卅」慘案發生，全國群起聲源，掀起反對帝國主義的高潮。北大學生群情激奮，積極行動。她和同學們把英國旗幟、標語勇敢地投擲在英國駐華使館的所在地東交民巷內，深得市民稱讚。

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的日記中，顧頡剛先生轉述《晨報》的報道，印證了那位「徑前奪旗、高呼而返」極激昂的女士就是「中國的聖女貞德」譚惕吾（譚慕愚）。韓省之先生接著寫道：譚惕吾同志1926年在北京參加了中共組織領導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與強權的「三·一八」運動，毅然前去鐵獅子衚衕段祺瑞政府國務院門前請願。當劉和珍、楊德群、張靜淑等中彈倒於血泊之時，譚惕吾同志救出負傷流血的張靜淑，並送到醫院。她在魯迅先生稱之為「不但在禽獸中未見，便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慘案中，表現出大難不懼的革命精神。

彼時，正值國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時期，孫中山先生雖已逝世，但其遺志尚存。共產黨方面，直接領導「三·一八」運動的陳毅同志，時任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組織部長。當時的北京，雖然在北洋軍閥的控制之下，但是各種黨派、團體非常活躍，其中國民黨的影響最為巨大。「三·一八」前一天，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北京大學學生會就曾在北大三院召開各團體代表會議，商討次日的請願活動。那時北大的國民黨籍學生已分為左右兩派，右派經常在南池子8號集會，左派則在翠花衚衕8號活動。譚惕吾是左派中的活躍分子，一起參與左派活動還有劉清揚、曹孟君、劉尊一等人（《北京文史資料》，第57輯）。「三·一八」那天，帶領譚惕吾救護傷員的就是中國婦女運動的早期領袖劉清揚，時為張申府夫人。曹孟君小譚惕吾兩歲，是她的同鄉，也曾就讀於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1924年來北京補習，1925年進入北京大學，此後的人生軌跡與譚惕吾有頗多交叉之處（重慶談判期間，與譚一起見毛澤東的「小民革」成員中就有曹孟君，即前文所提及的另外一位女士）。

如果說一九二〇年代是譚惕吾人生中的北京時期，一九三〇年代則是其生命中的南京時期。對於這一時期譚在國民政府內政部的工作情形，顧先生的日記多有涉及，顧先生參與編撰的《內蒙巡視記》後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譚惕吾：《內蒙之今昔》，內政研究會邊政叢書，1935年），次年，譚還在顧先生髮起的禹貢學會出版了《新疆之交通》一書（禹貢學會遊記叢書）。她似乎是在按照顧先生的提議，結合兩人之精神，超越百年之伉儷。但是，作為「一位出類拔萃的現代女性」，譚自然不安於像顧先生一樣終日出於故紙堆。抗戰的烽煙促使「中國的聖女貞德」又一次行動起來，早在一·二八抗戰時期，她就與同在南京國民政府任職的同鄉兼同學曹孟君發起組織南京婦女文化促進會，辦託兒所、識字班，宣傳抗日救亡思想。後又與馮玉祥夫人李德全在南京發起成立首都女子學術研究會，「並於一九三六年冬，率領該會慰問團赴百靈廟慰問抗日前線戰士，事後寫了『從國防前線歸來』的通訊，在《新民報》上連載，謳歌抗戰戰士英勇無畏的愛國精神，呼籲團結禦侮，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韓省之文）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身在杭州的顧頡剛在日記中留下了他激勵譚的一首詩，詩的後兩句就地取材，「取法英賢原不遠，岳王墓在俞樓西」，勉勵譚效法岳飛。據譚的養子譚利民回憶，譚惕吾學生時代就崇尚岳飛精忠報國思想（「抗日功臣譚惕吾」，《團結論壇》2005年8月12日），顧先生的詩與其心靈相通，難怪譚會有「最知我者惟先生」之語。但是，這時的譚「明知花事隨秋盡，猶吊嫣紅奼紫來」，其中的「悲哀」與「心底恨」，恐怕並不完全如余英時先生所猜測的那樣，不是悲秋之作，不像顧先生那樣兒女情長。譚利民在回憶文章中曾寫道，「九·一八」事變後，譚惕吾顧不得自己的婚事，就投身抗日的大潮（《團結論壇》2005年8月12日）。這說明，一九三一年左右，譚曾定過婚，訂婚的對象是否就是顧先生，抑或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日記中所提到的譚的同鄉兼同事黃一中（黃興之子），現在不得而知，誠如余先生所言，「最後譚並沒有嫁給黃一中，甚至譚、黃之間是否有過一段情緣，現在也找不到任何證據」。但是，可以推想，三十二歲的譚在悲嘆「花事隨秋盡」時，應該既有家國之悲，也有身世之嘆。

一九三七年，譚惕吾隨國民政府內遷，先是在武漢，與李德全、曹孟君一起成立「中國戰時兒童保育總會」，在宋慶齡與鄧穎超的共同領導下，籌建保育院，搶救收養難童。武漢淪陷後，譚經長沙來到重慶，一九四〇年代也成為她人生中的重慶時代。在這裡，她又遇到了顧頡剛先生，一九四三年六月，剛遭亡妻之痛的顧先生開始向譚求婚，把「三十年來不能揭開之生活小史都揭開了」（自編「與健常往來年月表」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但是譚已人到中年，回信「態度甚冷」，她在六月三十日辭別顧先生時說得很明白，她「是一活動之人，不能管理家務」。的確如此，那時的譚已是秘密成立的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的核心成員，並在中蘇友協婦女委員會、戰地黨政委員會、三民主義同志會等團體中任要職，更不可能成為顧先生所希望的伉儷兼朋友。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宣告解散，譚惕吾應周恩來電邀，離開香港赴北平，作為三民主義同志會創始人之一，代表該組織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全議，參與制定《共同綱領》與建國工作。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顧頡剛看到報紙刊登譚惕吾為中蘇友好協會理事，被派赴蘇聯參加五一節觀禮時，他在日記中不勝驚訝和感慨地寫道，「長風萬里，殊可羨」。誰知不出幾年，譚便從雲端跌落下來，成為全國知名右派。

朱學范與譚惕吾（一九八五年）

相關書目：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台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顧頡剛日記》（十二卷），台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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