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畢業包分配，幾家歡樂幾家愁

百貨商店營業員站櫃檯被叫作「半身照」，理髮店的剃頭師傅被叫作「捧西瓜」，小菜場營業員是 「半夜夫妻」……

又到一年畢業季。那天在路上，偶遇老鄰居母女，問起今年將大學畢業的女兒找工作的事，娘兒倆都是一臉的不高興。她們說從去年底開始，簡歷投出去無數，也跑了不少單位面試，至今還沒有找到一家滿意的單位。最後小姑娘冒出一句：還是你們那時好，國家包分配！我聽了當即一愣，不知如何回應，只能對著她們「呵呵」了。

是的，當年我們走出校門時，國家是包分配的。但是，你可以根據自己的願望選擇單位和工作嗎？

時光「穿越」回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已過了高潮，原本是1970年畢業的七零屆中學生，在因故延遲一年後迎來了分配季節。幸運的是，他們不用像上兩屆（1968屆、1969屆）中學畢業生那樣，全部「一片紅」去「上山下鄉」了，而是可以根據新的政策「四個面向」了——即可以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去工作了。

投身農村的勞動者們

按照人之常情，人們當然希望能留在上海，有個好單位，但這是不可能的。當年，一代「光榮媽媽」生育的子女都陸續到了中學畢業年齡，又沒有繼續升學的機會。前幾年是「響應」號召，知識青年全部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大家沒話說，只能打起背包走向廣闊天地。現在畢業分配政策調整，就必須劃「檔次」決定每個學生的工作去向了。「檔次」怎麼劃？根據上面哥哥姐姐的工作去向劃。當時，絕大多數家庭是多子女，兄弟姐妹多，新的畢業分配政策，就是以兄姐的去向來決定你可以「面向」何方。

當時規定，有哥哥姐姐全部在外地農村務農的，不管是插隊落戶還是軍墾農場，叫「全農」情況，屬於「一檔」，是「面向」上海工礦的「硬檔」條件，可分配在本市國營工廠當工人。哥哥姐姐中有在外地務農、也有在上海工作的，則要看農多於工，還是工多於農，農多於工，還是「一檔」，本人仍可分配在上海工礦，就是檔次稍微「軟」一點，分的單位稍許差一點；如果工多於農，只好分配去農村了，但可以不去外地農村插隊落戶「掙工分」，而可以去市郊國營農場「拿工資」。如果自己哥哥姐姐全在上海工作，那叫有工無農，就是「三檔」，最低檔次，你必須到外地農村插隊去落戶。在「一檔」和「三檔」之間，還有許多不同情況，如「一工一農」「兩工兩農」「兩工一農」等等，「工」還要看是「上工」（上海工礦）還是「外工」（外地工礦），「農」也要看是「上農」（市郊農場）還是「外農」（外地農村）。此外，還有「長子長女」「獨苗」「父母雙缺」以及單親家庭、父母殘疾、父母大病等等，視不同的情況，去向也各不一樣，這批同學統統被劃入「兩檔」，也叫「中檔」。

那些年的布店

這項按兄姐工作去向劃「檔次」決定學生「四個面向」的政策，從1971年七零屆分配開始，一直延續到1977年七六屆分配，影響了上海一百多萬人的命運。當時，每個中學每年要將畢業學生的基本情況上報區「鄉辦」（上山下鄉辦公室），區「鄉辦」根據學生情況和市裡下達的上海工礦、外地工礦、上海技校（衛校、師範學校）、市郊農場和外地農村插隊的指標，再分解到各個學校。為了保證分配公平，學校要成立「畢分組」（畢業生分配領導小組），由「工宣隊」領導、學校領導、年級組長和教師代表、學生代表、家長代表等組成，負責起草制定「畢業生分配方案」，協調監督整個分配工作。每個學生的分配去向，必須根據 「檔次」軟硬來安排，初步方案確定後上報「畢分組」審核同意。全部程序走完後再發通知告知同學，同學拿到學校發的蓋著有關單位大紅印章的「通知單」後就可以到具體單位報到上班或上學了。如果是去市郊農場或外地農村的，則會告知集中的時間和地點，統一乘車（船）送往目的地。

筆者從原閘北區擋案館的資料庫里查到：

「1970屆中學畢業生分配情況：全區共有畢業生20965名，已落實去向的19408名。其中去外地農村、邊疆的4631名，佔22.07%；去外地工礦的1110名，佔5.26%；去市郊農場的4335名，佔20.68%；去市屬工礦的7820名，佔37.30%。還有隨親屬支內的311名，自行投親插隊的124名。初定殘缺待分配的375名……

1972屆中學畢業生分配情況：全區共有畢業生22966名，已落實去向的21047名。其中去本市工礦企業事業單位的9881名，去市屬農場的3675名，去外地工礦的1298名，外工代訓1855名，技校衛校培訓1696名，去外地軍墾農場、農村插隊的1771名，自找去向的284名，參軍的587名。尚有1335名畢業生需繼續動員上山下鄉……

1973屆全區中學畢業生總計24072名，按照兄姐去向，擬分配市屬工礦9601人，其中全民所有制單位4583人，集體所有制單位4818人；外地工礦、技校、衛校等培訓4715人，市屬國營農場6045人，外地農村3711人……

1975屆中學畢業生分配工作基本完成，全區有13971人留在上海工礦企業工作，有4084人進技校讀書，有7203人到市郊國營農場工作，有25人去黑龍江農村、2人去西藏農村務農……」

……

在計劃經濟時代，每個人都離不開單位。而一旦進入一個單位，基本上就「定終生」了。那時，一個人作為「螺絲釘」，把你擰在哪裡，你就只能在那裡「發光發熱」，絕對沒有你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的工作「自由」。

由於畢業分配單位的好壞關係到每個學生的切身利益和前途命運，力爭有一個好單位是每一個學生和其所在家庭的希望。

大餅攤

當時好單位的標準，不看收入多少，不問工種差異，只看「全民」還是「集體」。其實，「全民」「集體」工資基本一樣，屬於絕對的平均主義。如果是技術工，進單位先學徒，每月工資十七元八角四分，三年滿師後，每月工資三十六元，再加五元獎金（當時叫附加工資）；如果是普通工，則不用學徒，每月工資三十元六角，六個月後轉正，每月工資也是三十六元加五元獎金。差別主要是福利待遇，「全民」要比「集體」好，大廠要比小單位強。在上海，當時公認的好單位就是全民所有制大廠，最「吃香」的是「機電一局」「儀錶局」下屬的廠家，其次是冶金局下屬的鋼鐵廠、紡織局下屬的紡織廠等，差的是商業一局、商業二局下屬單位。大廠的工人，在車間里幹得再苦再累，也是「碰碰響」的工人階級，是可以「領導一切」的領導階級。商業單位就不一樣了，百貨商店營業員站櫃檯被叫作「半身照」，理髮店的剃頭師傅被叫作「捧西瓜」，小菜場營業員是 「半夜夫妻」……被分配到「清潔管理站」工作的「童鞋」，分配時「檔次」屬於「一檔」，單位性質是全民事業單位，乾的工作卻是掃馬路，被稱為「寫大字」，推著糞車「倒馬桶」的被稱為「半夜雞叫」，工作臟累辛苦，社會地位還不高。

當時學生家庭情況千差萬別，分配單位好壞懸殊，要公平地把一屆畢業學生送出學校，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縫紉鋪

那幾年，學校沒有教學和升學的壓力，卻承擔著畢業生分配的任務，一到分配季節，先開始進行動員，號召「上山下鄉」，讓幾個紅衛兵幹部帶頭表態「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還會樹立一兩個典型，四處交流宣講，態度堅決並以實際行動報名「上山下鄉」的，還會「火線」發展突擊入團甚至入黨，給予很高的政治榮譽。當然，除了個別「典型」外，對絕大多數學生而言，還是按「檔次」等來分配。一般來說，自己家裡情況自己最清楚，是留在上海還是去外地農村，是進工礦還是到農場，大致方向不但自己知道，班級同學也都明白，關鍵就是看拿到哪個單位的報到通知單了。

進入分配高潮時段，學校里熱鬧異常。首先發的是上海工礦的通知，拿到好單位通知的同學，興高采烈地報到去了。明知自己是「三檔」鐵定要上山下鄉的，這時也早有打算，不來學校了。最煎熬的是「兩檔」的同學，好的可以被分到上海「大集體」單位，也就是集體所有制的「二輕局」所屬工廠企業等，也有被分到大廠技校或師範學校、衛生學校讀書的，差一點的就到市郊農場去了。因為差別大，拿到通知不滿意的，就要到學校找老師理論、找工宣隊激辯、找「畢分組」講理。這時，學校老師辦公樓里哭的、鬧的情況是天天發生，極端者也有動武或揚言要輕生的……

七十年代上海街頭

其實，拋開去農村務農的同學不說，留在上海工礦的同學，工作也不輕鬆。當時，不論你是什麼「檔次」，進單位先去一線「磨練」，機械廠的車、鉗、刨算是好的技術工種了，但一天也要站八個小時，是需要思想高度集中的工作；紡織廠的擋車工，每天要不停步走八個小時，還有鋼鐵廠的爐前工、港務局的裝卸工……即便是在小菜場、大餅店、老虎灶工作，起早摸黑也是常態，辛苦程度也是現在的「小朋友」們無法想像的。

如今，畢業學生有了選擇單位、選擇職業的自由，就業、創業的門路也多了。但是，如何選擇、如何把握，確實也是一門學問。今年全國高校的應屆畢業生有795萬人，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就業既有選擇的自由，也有競爭的壓力和煩惱。願年輕的小夥伴們腳踏實地好好把握機會，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崗位。只要能發揮聰敏才智，體現自身價值，「包」與「不包」分配的人生，都是值得去闖去試的。

本欄目主編：伍斌    題圖為站台送別「插兄」

責任編輯：伍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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