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正有意無意地成為「任人打扮的玩偶」

前幾天，騰訊樂捐平台上的「小朋友」畫廊公益項目以自閉症兒童的繪畫作品作為亮點，在短短几個小時內就獲得了超過 1,500 萬的項目籌款。

項目的發起者也許並不支持「自閉症患者常常具有藝術天賦」的判斷，但在客觀上，活動卻強化了許多自閉症患者都有藝術天賦這樣一種模糊印象。

絕大多數人對自閉症患者的理解，都停留在十分刻板的描述上：他們有常人無法理解的社交溝通、互動障礙，同時也常常有特殊的藝術天賦，如繪畫、音樂。

但現實終歸是現實。

1/3 孤獨症患者有智力缺陷

自閉症在中國的患者規模超過了 1,000 萬，16 歲以下的兒童患者超過 200 萬。

自閉症是孤獨症的俗稱，孤獨症更準確的說法是「孤獨症譜系障礙」。這其中包括了典型孤獨症和不典型孤獨症，後者包含了阿斯伯格綜合症、孤獨症邊緣、孤獨症疑似等癥狀。

典型孤獨症患者表現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對於親人的呼喚沒有任何反應，對他人的情緒變化也沒有覺察能力。

援引 2014 年美國 CDC 的全國孤獨症監測系統的數據，在 8 歲孤獨症兒童中，幾乎有一半的孤獨症兒童智商在平均水平及以上（IQ 高於 85 分），而只有 1/3 的孤獨症兒童是智力缺陷，有接近 23% 的孤獨症兒童的智力在邊緣水平（IQ 約為 71～85 分）。

美國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政府 + 社會保障體系，孤獨症患者享有「終身服務」。

以從診斷之日到 3 歲的第一階段為例，社會服務的內容是「早期干預」。由專業人員對孩子提供每周 10 至 20 小時的 ABA 和感統訓練。

當然，這一階段的服務是全免費的，還有心理醫生和家長談話做「家庭支援」。

近年來，中國孤獨症診斷比例不斷升高，但針對孤獨症的保障體系基本維持在 0～6 歲階段，保障的金額很低，且缺乏專業人士援助。

輕度自閉症患兒雖然存在送進一般學校學習的可能性，但真正的障礙往往不是孩子的學習障礙，而是一種社會觀念上的排斥。

在深圳，曾經發生過全班家長寫聯名信逼迫學校辭退班裡的自閉症孩子的事件。在廣州，我遇到過一位願意接收自閉症孩子的小學校長，但他同樣會遭遇家長方面的頻頻施壓。

即使如此，能「上學」的自閉症患者福利只存在於北京等個別城市，絕大部分孤獨症患者的照料、訓練責任，全部落到了家庭的頭上。

被人津津樂道的電影《雨人》中的男主角雷蒙具有超強的記憶能力，同時還獲得了父親留下的 300 萬美元的遺產。但現實中，絕大多數孤獨症患者既沒有超常能力，也沒有 300 萬美元。

對於任何一個家庭來說，一個孤獨症孩子的誕生，都會帶來極為巨大的衝擊。父母最擔心的，從來都是「我們走了之後，誰來照顧他」的問題。

以最樂觀的態度預測此事產生的積極影響，若能夠引起媒體對自閉症群體更為全面具體的聚焦，挖掘出目前自閉症患者在生活、康復上存在的艱辛現狀，從而推動政府力量介入，自然算得上是最好的結果。

經歷斷裂式轉變的精神疾病

但上述預期顯然太過樂觀了，實際發生的概率極小。相反，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從現實中的妖魔化到網路上的浪漫化，經歷這種斷裂式轉變的精神疾病，不只是自閉症一種，也包括其他各類精神疾病。

在一般公眾眼裡，與自閉症有著類似癥狀的精神分裂症，也存在被浪漫化的現象。最著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大概要數荷蘭印象派畫家文森特·梵高。

憑藉著《星夜》、《向日葵》、《有烏鴉的麥田》等作品，梵高早已躋身於全球最著名最珍貴的藝術作品創造者行列；而圍繞他撰寫的傳記、拍攝電影，則更讓他成為時代的象徵。

儘管很多人都清楚梵高的一生充斥了痛苦，最終的命運也是在田野中開槍自殺，但似乎這些悲傷的現象本身，反而讓人們對梵高的想像更為浪漫化，而不是讓人同情他的命運。

作為孤獨症譜系障礙的「孿生兄弟」，多動症（學名「注意缺陷多動障礙」）也在公眾認知中，也經歷了從污名化到浪漫化的過程。

多動症的患病率在 3% 到 7% 之間，存在一定概率的「高端自閉症」誤診。這些孩子的特點是注意力不集中、無端興奮、多動、話多，極其「以自我為中心」。

不過，這些「淘氣包」、「熊孩子」卻可能會有某些超常的記憶能力，比如認路、火車時刻表、公交車換乘方式等等。近來最知名的多動症患者，當屬美國泳壇名將菲爾普斯。

菲爾普斯游泳方面的成功，幾乎掩蓋了他生活中的種種不堪。至少，很少會有中國網民會站著他母親的角度思考，她在撫育的過程中到底經歷了什麼。

對於菲爾普斯自己來說，他的一生都將伴隨「多動症」的困擾，此前的醉駕、吸食大麻事件，以及社交中的易怒、突然吼叫，都在不斷侵擾他的生活。

除了被浪漫化，類似強迫症這樣的精神疾病，還會被「戲謔化」。

《十張圖測你是幾級強迫症》、《強迫症看了想摔手機系列》、《強迫症看了想打人系列》、《我們和某某聊了聊，發現個個都是強迫症+細節控》、《這支性冷淡廣告，治好了我的強迫症》等等社交媒體上的爆款，無一不在拿強迫症進行戲虐。

但公眾對於強迫症及其患者群體的認知，卻是少之又少的。

世界衛生組織把強迫症列為第十位的致殘性疾病。 超過 30% 的強迫症患者一生伴隨著這個障礙。有接近一半的強迫症患者有過自殺的念頭；有 1/4 的強迫症患者曾經試過自殺。

Nature雜誌的編輯大衛·亞當，曾整理過強迫症患者的一些案例。巴西男人馬庫斯總覺得自己眼睛的形狀不對勁，為了壓制這種想法，他用手指不斷去觸按眼睛，最終把自己戳瞎了；數學家庫爾特·哥德爾，因強迫症被餓死：懼怕食物中毒，哥德爾從不碰妻子沒有試吃過的食物，妻子病重後，他在醫院絕食而死。

對於深受其害的患者來說，強迫症很可能是來自死亡的一種召喚。

沒有機制保障的盛宴只是曇花一現

一般公眾對病症知識的無知，固然是最為重要的一點。但除此之外，在網路上當一個「吃瓜群眾」，這樣的身份本身，也鼓勵了很多人將這些精神疾病的患者浪漫化、戲虐化。

在這個「一切都在被娛樂化」的時代，縱使是令人無比痛苦的精神病症，也無法避免被娛樂化。而無論是要麼化、浪漫化還是戲謔化，其實都在構造一個「不正常人」的譜系，都在撕裂這個社會本不牢固的認同。

一場場輿論盛宴之後，如果沒有在公共政策層面建立保障這些人群的長效機制，仍然只有他們的家庭和他們自己獨自承受苦果。（責任編輯：徐卓君，一粟）

本文來自丁香園旗下偶爾治癒微信公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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