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女記者遇害之後，誰來保護「她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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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沃爾。攝影/曹夢雯

今年8月10日，瑞典自由女記者金·沃爾（Kim Wall）在採訪過程中遇害，人們在哀悼、緬懷她的同時，也展開了對獨立女記者生存現狀的深思。穀雨故事邀請6位女性獨立記者，討論在當下媒介環境中誰來保護「她們」的安全。

女性獨立記者從業現狀

採訪/迦沐梓 李婧怡

編輯/李婧怡

嘉賓介紹

穀雨故事：作為一位獨立記者，《致命採訪：女自由記者之死》這篇報道給你的觸動是什麼？

@沈綺穎：這件事令人很驚訝和悲傷。沃爾其實在北京呆過，雖然我們沒見過，可是我們有共同的同事朋友，我們也共同拿過美國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的基金。

這件事讓人有種很不舒服的感覺，因為我們是同行，她做的事情其實不屬於特別危險的，普通採訪都會做出這樣的決定。她也不是戰地記者，她採訪的古巴、北朝鮮，這些都是平時會做到的課題。因為她不是去尋找刺激而遇害，所以額外地令人驚訝。

這幾年我的感受是，國際上很強調衝突地區的危險，很多風險訓練都是針對衝突地區的。可其實在很多非戰地的情況下也有很多不是那麼明顯的危險。

@叢妍：我和Kim是好朋友，她出事前一周我們還在發微信，她說她在北京租的房8月15號就可以入住了。過去1年多里她在北京斷斷續續住了幾個月，做了好多準備，眼看馬上就要在北京定居了，人卻不在了，我很難接受這個現實。

另外就是出乎意料：在哥本哈根採訪一個眾籌做潛水艇的人，這個採訪怎麼看也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危險題材。我知道Kim特別刻苦，為了一個故事會付出很多努力和心血，而且這個故事一聽就是她會報道的題材。她的採訪、寫作很多都是基於她和採訪對象長時間的相處和觀察，跟Peter Madsen一起坐潛水艇下水，是再正常不過的採訪方式。

我認同好幾位女性同行後來說的：如果換作我，我也會坐他的潛水艇和他一起下水。Kim把自己的信任完全交給了採訪對象，我在採訪時也遇到過這種情況，要想在一個人物身上挖更深，必須要完全信任對方。只是我以前運氣好，Kim運氣差。

@曹夢雯：這篇報道出來時，我很切身地意識到危險可能就在身邊，我們必須隨時警惕，因為Kim Wall是我的朋友，我們曾經合作做過兩個項目。我是從一位瑞典記者大清早打來的電話中聽說了這個不幸的消息。我剛睡醒，他問我認不認識Kim，知不知道她上了一艘潛水艇。我當時雲里霧裡，還想Kim又去報道什麼有意思的故事了。直到他說Kim消失了。我的心整個沉下了。

回想起之前Kim和我聊起她每次的報道故事，她總是報喜不報憂，以非常樂觀的角度描述她的經歷，偶爾才會提及途中遇到的危險。比如在古巴報道黑客故事時，她曾在路上被搶劫，也曾被她的採訪對象性騷擾，但她講起古巴之行時，總是主要描述古巴人民的友善和機智。

在開始閱讀各個新聞媒體對Kim的報道時，我有時會因有些媒體的報道方式感到一些憤怒：標題黨、獵奇的角度、把我的朋友變成了一個數據。但同時，我又能理解，在現在信息過度的世界，媒體會不斷尋找那個讓人們願意點擊的理由。Kim的去世，也讓我重新反思了媒體行業。

@三桃：獨立記者，特別是這種獨立的調查型記者，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國外數量都不是很多，他們面對的一些安全風險在過往是沒有得到太多關注的。我看了之後印象非常深刻，覺得這個記者非常值得敬佩。

@廖璐璐：現實往往是問題出現了，才會引起一些關注。看報道的時候心情很複雜，可能是做相同的職業會更感同身受。職業女性的安全意識是值得注意的問題。雖然有些問題防不勝防。

@韓萌：即使是並不是調查式採訪，也遭來殺身之禍，我感覺到強烈的不安全感，危險就在身邊。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希望警方能夠儘快給出真相，給遇難者以交代。

穀雨故事：你為何會選擇做一名獨立記者？相比從屬於媒體，你認為獨立者有什麼優勢和劣勢？女性在從事這個職業時又有哪些優勢和劣勢？

@沈綺穎：國際媒體上沒有一個職位可以讓你去很長時間做一個題，用很多不同的手法去呈現這個故事，因為現在都講的multi-media，我現在寫東西，拍東西，也做聲音和看檔案，這是一種多方面的、比較像藝術家的形式，而不是單一地去采一個東西把它寫出來，或者單獨配兩張圖片。我對那種短暫的報道已經沒什麼很濃厚的興趣了，畢竟已經做了20年。我覺得要關注某些對你來說比較有意義的題，只有這個方式。

獨立記者要承擔的風險和代價都在自己的肩膀上。但同時我們做的工作往往是被忽視的。因為獨立記者現在在國際上，一是沒有保障，因為沒有單位，醫療等問題都沒有人來幫你承擔；二是工作本身的回報越來越低，要承擔的風險越來越高。

像沃爾這樣一個獨立記者，往往會拿自己的錢採訪一些東西，寫好之後再去賣給某某雜誌，我們現在就是這樣。而以前是你先有一個idea，有雜誌說要才去採訪。現在整個行業的形勢越來越差，我覺得最終是消費者不想買單，不想通過付費來得到一些國際信息。整個行業變形了，獨立記者得承擔的責任越來越大。

所以這不單單是一個女記者死亡的事件，它可以令我們反思：在這個世界上，我們要得到信息，這個信息是有代價的，是要有專業人士去搜集，並把它寫出來或拍出來的。這個東西到底該由誰來買單？我覺得國際上必須討論這個問題。

我這幾年比較深的感受是，為什麼我們的工作會那麼的undervalued。這幾年記者的地位和回報都越來越低。作為一個攝影師，我拍商業活和技術活價格的差別是十倍、二十倍。為什麼社會對信息、對記者、對新聞、對紀實的價格看得那麼低呢？

這是很難理解的。因為我們承擔的風險是很大的，我們花好多天、好多年採訪，最後呈現出來一個東西，大家轉載得很厲害。這是一個有cost的東西，但大家覺得網上就該免費。其實不是這樣的，最開始新聞是買報紙的人買單，現在大家不買報紙了，那麼誰來買單？這個問題我覺得很關鍵的。包括為什麼我們要承擔的風險越來越大，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一樣的，但是我們得先去採訪然後把東西賣了。這是多層面的風險。

@三桃：其實當前國內獨立記者的生存環境很薄弱，你想做一個獨立記者很難。不像美國或歐洲等地沒有特別嚴格的體制卡扣，做採訪只要持工作證就可以了。

其次就是經濟的支撐和媒體支撐本身都還沒有建立。比如說像《紐約客》的很多記者都是外面的撰稿人，他會給他們撰稿人的身份和費用支持，可以讓他們享有跟這個雜誌記者基本上同等的待遇。但國內這部分才剛剛開始，大概就是從最近幾年傳統媒體衰落，很多深度記者覺得可以從媒體跳出來自己做的時候，才有一些職業的獨立記者。

我出來做還是因為受大的傳統媒體環境的制約，就是整個傳統媒體的生態在往下走時，報社的內容製作機制並沒有再提升。對於一個內容從業者來說，最大的職業追求就是把東西寫好。所以如果說在傳統媒體不能把東西寫得更好，很多記者就會考慮要麼就找個能寫好的地方，要麼就是換一個職業。

我出來時也是希望能夠自己把內容寫得更好，有更大自由度。因為以前在傳統媒體有一些限制，比如說每周必須寫一篇大稿再出一篇小稿，這種時間限制會讓你很難把內容做得更有深度，你只能馬不停蹄產出同樣的內容。

這個時機也是新媒體正在發展的時候，這個時候很多自媒體也出來了，很多媒體人自己也能寫，寫得好的東西在自媒體發也有很好的點擊量，供應給一些媒體他們也能夠接收，也有不錯的稿費。

獨立記者的優勢是更加自由，你的選題可以自己把控，可以不受媒體單位那麼多的制約。其次作為獨立記者而言，你自己創作的話會把它作為你自己的一個事業。主動性積極性更強。第三，你可能會有更加長遠的規劃，你的創作會按照自己的規劃或者是終身打算研究的方向來做創作。

它的弊端就是不太穩定，當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創作時，可能跟媒體本身結合得並不是那麼好，你說你想做的這個選題，有可能媒體根本不Care。第二個難以把控的就是收入，你發在這個媒體，決定使不使用的周期、編輯的周期、刊登之後發稿酬的周期，這些都不在你的把控範圍之內。

對於女性記者來講，在挑戰上我覺得跟男性差不多。我已經有了家庭和孩子，這份職業可能不能給女性記者帶來特別穩定的條件和環境，生存上的壓力也會比較大。另一方面，女性記者在採訪過程中可能會單槍匹馬進入到某個比較危險的領域，這就可能會出現性騷擾。跟男性相比有更多的問題，如果在體制保護下這種問題會減少很多。

@韓萌：以獨立的狀態做項目，從內在出發是覺得必須要完成這個項目，有一種強大的內在驅動力。優勢是我可以自由分配自己的時間，項目本身不是媒體所需要的短平快形式，需要佔用很多時間一點點地耐心磨內容，我需要這樣的時間發現故事中人物更多的複雜性。自由的狀態可以給我更多時間和思考空間。同時需要我更加自律、合理地安排和管理時間。

事實上，從自身經歷上來看，自由的狀態往往更忙，時間經常覺得不夠用，每天早晨6點起床開始一天的工作，先是回復郵件，然後早餐，每天按照每半個小時或者每一個小時來安排時間，比起之前在媒體機構工作更忙了，也更加充實，成就感也是巨大的。有朋友會問我，要不要轉為自由身份，我經常會感慨，如果沒有很好的時間管理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選擇做自由狀態是要謹慎的。

劣勢主要來自於資金的壓力，尤其是項目進行的中期和後期。我往往需要用項目進行中的部分，再次申請資金繼續項目。

其實男女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你往往會發現女性有更強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忍耐能力。

@叢妍：作為獨立攝影師，無論在時間還是選題上自由度大一些，這是優勢，也是我選擇做獨立攝影師的原因。當然同時面臨的不確定性多一些，壓力也更大——各方面的保障比較弱：有的題在操作上要先自己掏腰包；如果被斃了，不僅稿子沒法發表，付出的勞動也得不到相應的報酬。設備、醫療、意外保險這些都要自理。Kim這次也是類似的情況，她的選題還在採訪初期階段，沒有完全得到編輯的批准，以至於出事之後沒有一家媒體站出來說為此事負責。讓人覺得有點心寒。

作為女性可能在一些採訪中更容易讓對方放下戒備，但我覺得這個在性別上也不是絕對的，有一些男同事看起來人畜無害，也很容易博取採訪對象的信任，更多還是要看每個人的待人接物，以及和採訪對象的化學反應吧。劣勢是女記者更容易被性騷擾。

@曹夢雯：我喜歡作為獨立攝影師的自由，而且如果遇上真的想做的項目，我可以花長時間投入進去。劣勢是沒有足夠的經濟和安全保障，而且需要不斷想出新的點子向媒體投稿，不像受雇於媒體時會有比較穩定的任務。

我覺得女性在從事這個職業時的優勢和劣勢都來源於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具體情況因人而異。但是總體來說，優勢是與採訪對象能夠更快更深入地溝通，劣勢是容易被輕視，容易成為受害的靶子。

@廖璐璐：我給自己微信簽名起了個名字叫「蝸牛攝影師」，這是個即慢又累而且不討好的職業，就像一個背著大殼子的蝸牛。報道出來後總有人問我：「你報道出來能改變什麼？有幾個人會因此重視或者改變？生活不還是那樣？」可即使只有一個人因為我的報道關注、了解了某一個社會問題我都覺得值得。我相信了解是改變的開始，總得有人來做這種看似無用功的事情，讓更多的人了解他人的生活。我很熱愛這個職業，因為採訪拍攝我接觸了很多朋友，他們讓我看到了生活的艱難困苦，也讓我看到了人性的可貴。

獨立攝影師最直觀的一點是獨立，思想、觀點的獨立。相比在媒體內的記者有更多的自由度，比如選題、觀點、深入程度等。但同時也會帶來更多的不容易和不可控因素。

現在大多數媒體是快餐文化，為了迎合大眾的口味不斷追求速度、創新、高漲的流量。所以媒體內的記者會有一定時間內的任務量，媒體不可能給記者特別充裕的時間去完成個人想做的深入選題，而很多社會問題的出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用很長的時間來採訪、挖掘才有可能相對還原事物的本質。

獨立攝影師在這方面就會有自己的優勢，可以自己根據拍攝項目的實際情況去規劃一個時間表，去做深入了解和報道。但這樣做同時也會帶來更多的不可控因素。比如成本的增加和一些突發事件的發生。

劣勢是沒有媒體平台的支持，在某些選題上會勢單力薄。媒體里的記者在一些選題上會有團隊協作，策劃、文字、視頻、動畫等大家相互配合，取長補短。但個人的話拍攝成本需要自己承擔，沒有單位給你報銷這些費用。雖然現在國內也有像「穀雨」這樣支持作者創作的基金，但是相比實際情況也有些杯水車薪。

其次就是社會保障和安全保險有很大差別。沒有單位給你上保險，更不要說五險一金。在工作中遇到突發危險也不可能算工傷，沒有任何保障。除非自己上一些相關的商業保險。

至於性別，首先我覺得從事某個職業無論男性或者女性都可以做得非常出色，沒有什麼職業需要性別歧視。可能優勢是女性在其相關社會問題上會理解的更深入、感同身受。劣勢我還沒發現，我認為劣勢和性別無關，只和某個個體有關，比如這個人善於表達而不善於寫作。

穀雨故事：相較老牌或權威媒體記者，你是否感受到採訪資源、渠道受限的問題？請結合自己的經歷談一談。

@韓萌：還好，已經比想像中好很多。之前看過一本2004年出版的獨立紀錄片導演訪談錄，裡面提到，做獨立紀錄片導演最大的問題是身份。如果是在體制內，採訪和拍攝都會容易很多。十幾年過去了，這種情況在慢慢發生改變。體制內的身份會給予創作者更多的權力。但這只是敲門磚，好的故事來自於訪問者對故事的挖掘能力、被訪者和訪問者的信任程度，同時需要把事實做到嚴謹詳實，而不僅僅是一個身份。你所做的故事的質量、嚴謹程度是直接和你的聲譽聯繫在一起的，反而需要創作者有更加嚴謹和務實的態度完成每一個故事。

現在內容發布去的平台、渠道比以前多了很多，好的故事和內容是平台越來越稀缺的。

做《流美孤兒》時，我是用一封自寫的介紹信開始這個項目的，信里會介紹自己目前的身份和過去的工作經歷。每個受訪者的家庭都看了我的介紹，他們也會相信信里的內容，我特別高興和感謝他們的信任。

當時，這個項目已經獲得了新浪紀實攝影基金的資助，當有家庭問到這個報道會發布在哪裡時，我會告訴他們是新浪圖片。後來相繼有不同的國內外平台發布，我也會把鏈接告訴這些家庭，到現在我和他們還保持了很好的聯繫。

@叢妍：的確在一些需要媒體身份的正式場合，自由攝影師的身份有點尷尬。曾經有一次我想以媒體身份去拍攝一個展會，因為已經提前聯繫好了之後會發表的媒體平台，所以還是通過這個媒體得到了介紹信，相當於「搭了便車」。自由記者拿不到記者證，相當於從官方上得不到一個身份的認可，在一些突發情況上還是比較尷尬。

@曹夢雯：老牌或權威媒體的確會有更多的採訪資源和渠道，當人們聽到一個響亮的名字時，有時候會更願意接受採訪。但其實有時候，大媒體的名頭也會讓一些人感到害怕，尤其是在報道一些敏感話題時。比如我和某大媒體合作做過一個關於在美國的中國同志項目，很多人一聽要發到中國大媒體露臉，就不願意了。而我最近自己在做一個關於跨種族領養的項目，自己找採訪人找渠道，一個個人去慢慢認識了解，告訴他們我做這個項目的原因，大部分人都答應了。

穀雨故事：你認為大家對獨立記者的接受度高嗎？在外採訪時，你如何向採訪對象介紹自己的身份和目的，一般會得到怎樣的反應？

@叢妍：如果採訪對象看重你的單位、背景，那麼獨立記者就很被接受，大部分人還停留在懷疑你是假記者這個層面，所以過往作品對獨立記者來講格外重要。對很多採訪對象來說，雖然你沒有固定僱主，但是如果能看到你以前的報道發表在他們熟知的媒體平台上，很多人還是會信任你的。

@曹夢雯：最近幾年我大部分時間在美國。在美國大家對獨立記者的接受度挺高，但是不代表在美國做獨立記者就容易。同時，也有些人會覺得我不靠譜。但是當我能清楚的解釋採訪目的和最後報道會以何種方式出現在哪裡，一般採訪對象就會答應。

@廖璐璐：比較高。在外採訪我會直接介紹自己和相關的拍攝採訪項目，一般都比較認同和接受。

@韓萌：在國內，說是獨立記者，像個外星人，很多時候大家是更接受的是有個工作單位、有記者證的身份。但如果是委託製作拍攝的項目，介紹起來會方便很多。

@沈綺穎：國內很看重單位，他們不能理解什麼是沒有單位？什麼是自己工作？什麼是自由職業？這是國內比較難理解的事情。我去修個相機，佳能第一句話都說你是哪個單位的，我說我是國際圖片社的，他不管，他們不懂這個。

穀雨故事：在你的從業經歷中遇到過哪些危險情境？比如來自被訪者或周遭環境的施壓。在當時，你最希望得到的支持和援助是什麼？

@沈綺穎：有。我的手被北朝鮮人拉斷過，那個也不是戰地，可是確實受傷了，到現在兩年多都還沒好。這個費用和損失的時間，對一個自由職業記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可是沒有人來承擔。沃爾也是一個自由記者，她面對的風險和代價，我都能親身體會得到，因為我們走的是同一條路。

@叢妍：作為獨立攝影師我沒有遇到過威脅人身安全的危險。但我有一次給外媒做助理製片，在一個鋼鐵廠外面拍攝的時候被一群廠里身份不明的年輕男子團團圍住，還有人開始推搡，後來外媒記者出示了證件，給有關部門打了電話溝通，我們承諾放棄拍攝，他們才放我們走。

這個情形如果是我作為獨立攝影師單槍匹馬，沒有證件證明我的記者身份，沒有單位為我背書，大環境也沒有保護記者採訪權利的機制，結果真的無法想像。我當然希望能有一個更開放的認證系統，讓獨立記者也有記者身份，然後有一些明確的、可執行的法律規定，至少保證在公眾場合進行拍攝採訪的權利。

@曹夢雯：有一次拍在紐約的廉價旅館，環境很糟糕，在那裡住的人很多有精神問題和毒品或酒精問題。我和總台管事的人聊起來，他剛開始很友善，但是之後不斷爽約，我試圖改約的時候，他說那你十二點再來。我說明天中午嗎？他說半夜。我當時就試圖面不改色的說不太方便，還是改約哪天白天吧。另外和住在裡面的人聊天，有個六十幾歲的男人不斷的和我說他曾經有個中國老婆，問我有沒有男朋友能否一起出去吃飯。我也只能禮貌拒絕，婉轉把話題扭回他的故事。

如果我是個男人，他們可能不會問我這些問題。我當時真的很希望他們能意識到他們做的事情是不妥的。但是這其實是社會對女性態度的問題，性別不平等和對女性的偏見其實有時已經被社會內化。我們需要更多的討論這些問題，提高意識，這不止是在媒體圈的問題，要從根上來處理。

@廖璐璐：好多事兒是這樣，在去採訪之前有些東西你可能想到了，但到了那兒之後你會發現會有一些突髮狀況是你沒想到的，這種情況我肯定遇到過。

比如上次我採訪《寶貝，媽媽從未放棄你》，有一個孩子的媽媽在江蘇，她在一個電子管廠工作，這個廠子我們進不去，只能在外面見面。外面在哪兒見呢，她就去租了一個民工的臨時安置房。結果我到了那兒以後發現這個媽媽其實特別膽小而且手足無措，她可能也沒有租過這種房子，對租房流程不是特別清楚。她不知道從哪要了一個人的電話，然後過了一會兒，一個男的開著車就過來了。他穿著毛皮的衣服，戴著大金鏈子，光著大膀子。

他把我們帶到那個房間之後，說要收走我們所有人的身份證。但當時我去的時候除了我和被訪者，還有我愛人一起，所以可能從某方面講就會好一點兒，如果只是我和那個媽媽，就可能會有點麻煩。

我也不能就說因為人家這個穿戴你就判斷這個人怎麼樣，但至少會讓你聯想到某些不安全因素，因為他們後來又出來一大幫人。最後我們沒有租那個房子，給了他五十塊錢。但對於我來說我的想法是，在一個陌生的環境里，我盡量不去和當地的這些人產生特別大的衝突，對於自身也好對於別人也好，我覺得都不會是一個特別好的處理問題的方式。如果這一點錢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我可能就解決了，我們就走了。

可能我的採訪題材不是特別激烈的突發新聞或災難性事件，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我覺得除非是對方蓄意要怎樣，一般情況下沒有拍攝對象想要對你怎麼樣。

但拋開職業特點，作為一個女性，比如你加班特別晚了回家，這些情況都是有危險的因素在。做事情之前，你要對你將做的這個事情有一個風險預估，應該要有這麼一個心理狀態才行。

我去上海採訪一個名人，去之前另外一個攝影師跟我說這個人愛對小姑娘動手動腳，我覺得這是個很好的提醒。到了他家以後，他給我倒水我不喝。對方就會覺得我挺逗的，但對我來說這是個警備心理吧。雖然後來我們成了特別好的忘年交，但實際生活中其實還是應該有這個意識才行。

我覺得最關鍵的是作為女性不管是自由職業做記者或是做任何行業，安全意識挺重要的，但安全意識有的時候不是你看到別人出了事你才會有警覺，而是你自己可能以前經歷過一些事情之後才會有警覺，就像你在火車上包被偷了後你才知道原來火車上有小偷。這個代價可大可小，但如果代價太大，就太不值當了。

@三桃：那種特別危險的情況還沒有出現，可能有時會覺得有一定安全隱患，比如採訪對象身份比較特殊或行為處事方式跟我們有一些隔離，跟我們不能達成一致時，就會產生敵對情緒甚至言論攻擊。

其實無論是體制內外，做記者都會有這種風險。有人可能不理解，或這些東西他們雖然說了，但卻不希望被寫到報道里去。他們可能會對你產生抵觸，你不知道這個敵意多深，會不會對你造成安全威脅，這時候是存在一些危險的。

穀雨故事：有沒有哪個瞬間讓你特別想「改行」或「放棄」？

@叢妍：沒有，Kim的事反而讓我覺得更應該堅持。Kim對少數、邊緣群體特別感興趣，我們經常會談到女性在社會中面臨的歧視和不平等，也包括我們作為女性獨立記者在這個行業中面臨的困難和不公。Kim對少數、邊緣群體的報道是她為改變、顛覆這種現狀的切身努力，她筆下的人物都特別鮮活生動，讓人讀完以後覺得增進了對一個之前不曾了解的人群、文化、地區的了解。我覺得應該有更多像她一樣的人，通過我們的報道繼續這樣的努力。

@曹夢雯：說實話，很多時候是一些小瞬間。比如在美國，和男記者或攝影師出現在同一個地方報道同一件事，他們對我的輕視，有時候是來源於我是亞裔，有時候是來源於我是女性。但是因為對這個職業真心喜歡，我還是相信只要能努力做好我的工作，不斷進步，讓我自己滿意，就不想放棄。

@廖璐璐：有過。一次從外地採訪回家，看到我爸的鼻子上、額頭上貼著紗布，出地鐵的時候摔了一跤，臉直接摔在地上。父母怕影響我工作都沒告訴我，我心裡很愧疚。我爸摔倒那天我正奔波在溫州和橫店，手機還丟在計程車上，拍那個選題還被一個拍攝對象不由分說的罵了一個下午……想起這些真是覺得自己這樣做到底值不值得？要不要放棄？

@韓萌：目前還沒有，很享受這個過程，覺得是可以做下去的。

穀雨故事：從個人角度，你認為女性在外採訪時，如何保障自己的安全？從媒體和大眾角度，你認為我們可以做些什麼，減少或避免這些事故的出現？

@沈綺穎：國際上有一些Union或基金會可能會提供一些幫助，比如Pulitzer Center一般會有一些防範措施，會讓你填一個表格，表格裡面你得寫你的緊急聯繫人是誰。要是你去一個很危險的地方，有的機構可能會要求你每天要告訴某某編輯或者某某人你今天晚上回來了沒有。但這一般都是針對戰地的，或者是他們所謂的Conflict Zone。有些機構會舉辦risk training，會教大家一些去採訪之前必須做的準備工作，國際上有，國內我沒有看到過。

這種保障目前還是不夠的，當然這個工作畢竟比坐辦公室危險。可是同樣的，你坐辦公室，中午去吃個飯過個馬路也可能會被車撞，所以這個風險是很難去衡量的。我家人經常埋怨我說為什麼要做這樣一個風險的工作，其實真的你下樓過馬路也有風險，隨處都是風險。

@韓萌：從個人角度，一是一定買保險。除了幾份商業保險外，外出採訪我都會買一份保險。二是一直保持鍛煉身體的習慣，保持規律的作息時間，保證健康。只要在北京，我就會去游泳。好的身體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礎。另外我準備去練習一些防身術。這個已經想了很多年，但一直沒時間做。

從媒體和大眾角度，整個行業應該對創作者，尤其是獨立創作者以更多的尊重和保護，而不是索取。年初我很高興地聽說，《紐約時報》給自由撰稿人的稿費提高了。

@三桃：其實我們國家在這方面是空白的，因為在過去，所有的媒體都屬於黨報黨刊，後來才出現網路媒體，現在外延擴大了很多。一些自媒體從業者的工作其實和記者基本上是類似的，或者基本相同，他也可以稱之為記者。記者本身的外延擴大了很多。

但我們過去的保護機制，一方面是黨報黨刊本身就有體制範圍內的保護，是有背後的機構作為後盾，比如說有記者證本身就是一個保護。有了這個證件，你在當地，公安機關或其他行政相關部門會為你提供相應配合和支持。另外就是記者協會，如果是公共領域發生的記者事件，他們也會出來給你一些保護。

實際上現在大量的獨立記者也好，或者是企業媒體的記者，他們受到的保護是非常弱的，因為很多公司的保護力度不夠強。如果涉及到行政或者是涉及到比較敏感的一些東西，公司本身並沒有把控權，這部分記者得到的保護並不是很完善。如果是個人的話，他是完全沒有保護的，完全依靠自己的專業能力來保護自己。

如果說現在我們需要給這一類獨立記者提供什麼保障的話，那就是要把記者本身這個群體的外延界定得更清楚，要延伸到所有從事類似工作的人員身上。

其實可能記者協會或者相關社會組織就應該把這部分作為他們的職責範圍。比如說可以出台一些記者保護相關的法律諮詢、或者提供律師團隊的支持，或者對記者提供一些設備、技術方面的支持。特別是一旦遇到什麼特殊情況，可以提供聯絡支持。

記者自身的保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旦你從事這種可能會有安全隱患的職業，比如報道戰地、邊遠地區的突發事件或自然災害等可能出現人身傷害的事件，你要有更強大的自我保護能力。

你要判斷什麼樣的採訪對象可能會存在潛在風險，你要把他約在什麼地方採訪更合適，你在採訪過程中，要跟他保持怎樣的關係？這些都是你採訪中的基本技能。包括你做了相關內容之後如何跟他溝通？你在發布這個內容的時候是不是要給他看，如果是他不同意的話如何處理？如果有機構能夠提供相關的培訓也更好。

@叢妍：無論男女，如果去戰亂衝突地區進行報道，一定要進行安全培訓，學會使用最基本的防護設備，掌握防護急救知識技能。

日常採訪定時和編輯、朋友、家人聯繫，告知自己所在地點。另外注意通訊和個人隱私安全：和採訪對象留聯繫方式有時是必不可少的，特別是那些要做回訪或追蹤報道的，但也有可能會日後受到騷擾，這方面有時難以把握。

說實話，我覺得有些意外是無法避免的，小概率事件如果發生在自己身上，逃也逃不掉……

從大眾的角度來講，我希望每次出了類似的意外，應該先追問施暴者的責任，而不是去質疑受害者的個人判斷，甚至認為受害者是自找的。

媒體作為自由記者的僱主雖然沒有辦法直接制止事故發生，但是應該為自由記者提供更多的保障，一旦發生了事故，要為自由記者提供相關開支上的援助。現在很多媒體不為自由記者在進行採訪報道期間提供醫療、意外保險，甚至明確寫在合同上。

國際上有一些非營利機構有相關的基金，可以為自由記者提供緊急援助和資金援助，但遠遠不夠。這幾天我看到有一些自由記者在討論如何成立類似工會的組織，來集體爭取更大的權益，保護自己。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當然前路並不平坦。

@曹夢雯：從個人角度出發，我總是會告訴家人和好友我要去哪裡做什麼了，隨身攜帶一些護身器材。Kim這件事發生後，我有在考慮去上自我防護課。

從媒體和大眾角度出發，我覺得必須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對於性別平等的討論，改變對女性的刻板負面印象。

@廖璐璐：首先要有個風險意識，我覺得這點挺重要的。很多人以為看似平常的事情不會有危險，其實這往往是最容易出現危險的地方。外出採訪之前做好充分的了解，對採訪可能出現的問題有個預估和判斷。對於風險性高的採訪，最好有同伴出行或者放棄採訪。就女性本身來說最好也能學習一些基本的防身術和一些自救知識。

媒體可以多做一些女性防衛知識的宣傳，開展各種活動讓女性對於自身的安全問題有了解和認知。不僅是女童需要這方面的知識，女孩們和成年女性同樣需要。對於大眾最直接的是在遇到危險情況的時候可以伸出援手！不要視而不見或者悄悄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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