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害性列四大名著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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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學者劉再復說三國水滸是人心的地獄,對嗎？
一,《水滸傳》應稱為 江湖人物鬧事記"
《水滸傳》作者、創作背景
施耐庵（1296年－1372年），本名彥端，一般被認為是元末明初小說家，關於《水滸傳》的作者歷來說法不一，目前最廣泛認可的說法認為作者是施耐庵。歷史上還有其它幾種觀點，包括了羅貫中說，施惠說，郭勛託名說，宋人說等
《水滸傳》是我國人民最喜愛的古典長篇白話小說之一。它產生於明代，是在宋、元以來有關水滸的故事、話本、戲曲的基礎上，由作者加工整理、創作而成的。
《水滸傳》自問世之日起,就有不同的評價.
被封建文壇視為異端之尤的卓越思想家李贄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率先高度評價了《水滸傳》。
他認為「《水滸傳》者，發憤之所為作也。」作者「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憤慨於宋室的「大賢處下，不肖處上」顛倒混亂的時政。因此梁山義士不是造反的強盜，而是被驅逼的「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人」。他們「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忠義水滸傳序》）李贄在這裡已經指出了《水滸傳》「亂自上作」「逼上梁山」的這一思想傾向。不過，他把「逼」和「被逼」雙方的矛盾，僅僅歸結為「賢」與「不肖」的衝突，是忠於君國有才有識的熱血義士，與欺君罔民、妒賢忌能、貽禍國家的奸佞肖小的鬥爭。所以，他把蓄意招安至死不忘效忠君王的宋江，奉為「忠義」的最高典範。
繼李贄之後，水滸評論史上的另一位大家是金聖嘆。他以卓異穎敏的識見和鑒賞力，對《水滸傳》進行了更為細緻、全面、深入的評點。他對《水滸傳》文學創造上的成就作出了極高的評價：「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
近當代,對《水滸傳》評價更多,
清朝有一個學者，叫錢大昕，他就指出過：一般都說中國有儒釋道三教，但是實際上中國還要加上一教，「以殺人為好漢」的小說教。而且，明清之際的中國普通民眾其實都並不是被儒釋道三教所教出來的(「崖山之後，已無中華「)，而是被中國的「小說教」教出來的，所以在中國一定要特別關注「小說教」的問題。進而，錢大昕說教中國人怎麼思考、怎麼思維、怎麼行動、怎麼辦事的，主要是兩部小說，《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必須說。這個看法真的是發聾振聵，遺憾的是，我們過去沒有給這位錢先生的聲音以足夠的關注。
五四期間，魯迅又一次提到了這個問題，他說我們一定要留心中國的兩部長篇小說，這就是《三國演義》和《水滸傳》。魯迅說：「中國確也還流行著《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但這是為了社會還有三國氣與水滸氣的緣故。」猶如我們常說，是德國人寫了《浮士德》、是美國人寫了《老人與海》，是中國人寫了《阿Q正傳》，無疑，也是中國人寫了《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流傳，也培養了中國人身上的「三國氣」和「水滸氣」。
當代著名文學評論家（著名旅美學者）劉再復先生在答《瞭望周刊》記者楊天問時說; .....《山海經》這部"天書"見證了中國原形的英雄文化。以《山海經》"救人"、造福人類的建設性文化為參照系，我們就可以看出"雙典"中的英雄已完全變質，雙典文化已變成殺人的、破壞性的英雄文化。
..... .....我則認為孔子並不代表中國道德的黑暗面，真正體現中國道德的負面與黑暗面的，應當是《水滸傳》與《三國演義》。要說吃人，"雙典"里的主要英雄真正是在吃人。《水滸傳》中的暴力，《三國演義》中的偽裝與權術，都是反人性與反道德的。"五四"批判舊道德、偽道德，而偽道德最典型的形象不是孔子，而是三國中人" 。
有人說,《水滸傳》是歌頌農民起義的小說。我們來算一下,其中的108將，有誰是農民？有人統計了一下，曾經在宋朝各級政府當過公務員的33人，打家劫舍的黑社會人物25人，地主、富農家庭的10人，私營企業主9人，打漁出身8人，吃技術飯6人，小偷出身3人，其他出身14人。而且，「楊志賣刀」，開價是3000貫錢，相當於現在的90萬人民幣，金槍手徐寧的祖傳寶鎧「雁翎甲」，價值三萬貫，相當於現在的900萬人民幣。林沖買了一把寶刀，一千貫錢，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30多萬。顯然，在這當中，除了陶宗旺以外，實在沒有一個是農民。
筆者認為,準確的說,《水滸傳》應稱為 江湖人物鬧事記" 。何為江湖人物,就是遊走在社會灰黑色地帶,非正常社會人.為何稱" 鬧事,不叫" 起義 呢？水滸兄弟起事,源於智取生辰綱。劉唐給晁蓋送生辰綱情報時，說的是「送一套富貴給他。」吳用拉三阮入伙時，說的是「取此一套富貴不義之財，大家圖個一世快活。」公孫勝與晁蓋研討生辰綱時，說「此一套富貴，不可錯過。當取不取，過後莫悔。」而搶劫成功後，七個人只是各自分了一份，根本就沒有扶貧濟困。因此，這「生辰綱」都是搶給自己的,並沒有正義性。因此,只能稱鬧事,不能叫" 起義 。當然,有的人上梁山具有正義性,例如林沖,魯智生等 貪官逼官反 的事例,但這類事例不佔多數,僅為少數。
筆者認為,總的來看《水滸傳》精華糟粕並存,就象一條河豚魚,河豚魚味道最鮮美,毒性最大,稍不小心,會送命,民間有 冒死吃河豚 一說,《水滸傳》藝術性高,思想觀念毒性極大,稍不小心,讓人走斜路,葬送人生,因此,民間有 少不看水滸,老不看三國" 之說。
二,《水滸傳》深刻的揭露了當時社會的全面潰敗,腐朽,黑暗
作者為什麼要虛構一個「洪太尉誤走妖魔」的故事，作為百萬字大書的開篇第一回呢？
洪太尉所做的唯一的一件要事，就是打開了「伏魔之殿」，導致鎮鎖在萬丈地穴中的一百單八個魔君衝天出世，剝去這一層神秘的表衣，小說所要揭示的應是這樣的一層意思，即一百單八個魔君的出世，完全是由於上層統治者一手造成。也就是金聖嘆所批示的「亂由上作」之意。
第二個耐人尋味之處是，被洪信放走的一百單八個魔君，竟都是宋王朝奉為國教的道教所尊奉的星神——北斗星叢中的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星神。既然如此，他們與祈禳消災保國安民的張天師本是同源一家的了。這意味著什麼？很顯然，魔君的出世也像張天師一樣，是為了「替天行道」，幫助趙官家整治朝綱，保國安民。也就是第四十二回中，作者通過九天玄女之口，所竭力宣揚的「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的忠義原則的體現。由此，也可弄清另一個問題，這就是「受招安」「征遼」「平方臘」等故事情節，絕非如金聖嘆所說，是古本《水滸》所無、羅貫中的「狗尾續貂」，而是從娘胎里就帶來的一種無法消除的基因。從這也可看到《水滸傳》思想傾向的複雜性、矛盾性。
作者一上來就描述了一部高俅的發跡史。不僅揭了當朝太尉高俅的老底，也把他的後台靠山宋徽宗拉出來亮了相。高俅原是個敲詐勒索吃喝嫖賭的流氓，由於作惡太多「東京城裡人民不容許他在家宿食」，被驅逐出境。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給他帶來出頭好運的竟會是一隻小小氣毬。他因為一個「鴛鴦拐」，而大受「浮浪子弟門風幫閑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的端王的賞識。從此遭際端王，每日跟隨寸步不離。端王登基稱帝後，不到半年時間，抬舉高俅作了殿帥府太尉，執掌朝廷軍政大權。這正是「抬舉高俅毬氣力，全憑手腳會當權」。通過這幅流氓陞官圖，我們看到的是封建統治集團政治上的腐朽昏庸，生活上的驕奢淫逸。
在最高統治者皇帝的縱容下，高俅與蔡京、童貫等狼狽為奸，把持朝政，無惡不作。高俅在書中，是作為腐朽的封建統治集團的代表者而出現的，作為梁山義軍的鎮壓者而進行活動的。他與梁山英雄的關係，體現了封建統治者與被壓迫人民的矛盾和鬥爭。小說也正是這樣來展開故事的：高俅來而王進去。高俅殿帥府上任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濫施淫威迫害王進，以報當年被王進之父一棒打翻的私仇。王進是個忠孝兩全的棟樑之材，而高俅卻挾仇施暴，逼使離家外逃，完全置國家利益於不顧。
高俅的第二樁劣跡是對林沖的坑陷。林沖與高俅毫無個人之間的恩仇瓜葛，導致高俅誣屈林沖的唯一原因，就是為了滿足其子強佔林沖之妻的淫慾。為了這無恥的一己私愛，高俅置朝廷王法於不顧，肆意逞凶，逼使林沖走投無路上了梁山。魯智深在野豬林於千鈞一髮之際救了林沖性命，惹了高太尉，再也不能在東京大相國寺存身了，只好上了二龍山。另一位英雄楊志，也因高俅的排斥打擊而流落犯罪，落草二龍山。情節開展的線索，說明「高俅發跡」乃是全書矛盾的發端。它概括地表現了水滸英雄活動的時代環境：朝廷昏昧，奸佞擅權，賢良遭斥，生靈塗炭。使我們看到，眾多英雄的走上梁山，都是由以皇帝為後台、高俅為代表的統治集團的殘酷迫害所造成，從而也就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貪官逼官反」這個社會現實。所以金聖嘆的回評說：「一部大書，七十回，將寫一百八人也。乃開書未寫一百八人，而先寫高俅者，蓋不寫高俅，便寫一百八人，則是亂自下生也；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亂自上作」，也就是說，正是封建統治階級野蠻的政治壓迫和殘酷的經濟掠奪，才促使這些身世不同、經歷各異的四方豪傑，走上聚義造反的共同之路的。作者成功地寫出了「逼上梁山」這一情節產生的社會環境。
高俅對王進、林沖的打擊、坑陷，體現的是封建高層統治集團野蠻專橫的政治迫害，而林沖、楊志等的奮起反抗，也完全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表現了被動、分散、個體抗爭的特點，那麼，小說十四至二十這七回書的批判鋒芒，就移向了封建王朝統治的基層支柱——地方高級官僚。同時寫出了反抗者小規模聯合和主動進攻的特點。梁中書榮膺北京留守的重任，靠的是什麼？請看梁氏夫妻的一段對話：「相公自從出身，今日為一統帥，掌握國家重任，這功名富貴從何而來？」梁中書回答：「人非草木，豈不知泰山之恩，提攜之力，感激不盡。」一口招供，靠的是丈人蔡京的提攜。這裡，通過梁中書是蔡太師女婿這一裙帶關係的敘寫，從封建官僚用人唯親的組織路線上，把地方與中央牢牢地聯結了起來。同時，也把經濟掠奪與政治權勢，兩者互為依存的關係揭示了出來。蔡京坐鎮京師，而他誅求膏血的吸管卻一直延伸到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則依仗泰山權勢，作威地方，肆無忌憚地榨取民脂民膏，每年贈送十萬貫財寶給蔡京慶賀生辰。不難設想，年復一年的搜刮，將會使多少窮苦百姓傾家蕩產，其間又隱含著多少貪贓枉法的罪孽惡行。王朝政治的腐朽，助長了地方貪官的經濟盤剝，真是上下勾結，沉瀣一氣。這種腐敗的時勢，迫使人民揭竿而起，用特殊的方式手段，與剝削者展開反掠奪的鬥爭。
類似梁中書與蔡太師的這種封建官僚裙帶關係，在現實生活中絕不是個別孤立現象，而極為普遍地存在。《水滸傳》對這種腐朽風氣的描寫，是相當具體而又深刻的。如，江州知府蔡得章就是蔡京的第九個兒子，蔡京看中江州「錢糧浩大」「人廣物盈」，於是利用手中之權「特地教他來做個知府」（三十七回），貪官的用意十分清楚。又如，在青州任知府的竟是慕容貴妃的哥哥慕容彥達，此人更是「倚托妹妹勢要，在青州橫行，殘害良民欺罔僚友，無所不為」（三十三回）。再如，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被安插在高唐州任知府，不但自己「倚仗他哥哥勢要，在這裡無所不為」，還縱容他的小舅子殷天錫橫行害人。為強佔柴皇城的花園住宅，他甚至揚言「便有誓書鐵券，我也不怕！」（五十二回）驕縱枉法，令人扼腕。這種姻親裙帶關係，上下相串，左右勾連，盤根錯節，枝蔓無窮。正如金聖嘆所批：「夫一高俅乃有百高廉，而一高廉各有百殷直閣，然則少亦不下千殷直閣矣。是千殷直閣也者，每一人又各自養其狐群狗黨二三百人，然則普天之下，其又復有寧宇乎哉！」（五十一回）普天之下沒有寧宇，也就是人民造反天下大亂，這是腐朽統治所帶來的必然後果。
權即是法，有權就可任意枉為。
《水滸傳》中寫到的大案有好幾起，為首的一樁就是林沖誤闖白虎堂事件。高俅以「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欲殺本官」的罪名，把林沖監押到開封府。作為天子所在京城中的最高執法機構，堂堂的南街開封府尹，面對高太尉「仰定罪」的批條，明知林沖遭陷受屈，非但不敢為之明冤申雪，反倒杖脊二十刺配到遠惡軍州服刑。王法何在，公理何存？一位孫姓孔目說得一針見血：「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里無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封府，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卻不是他家官府！」執法的開封府成了高俅家的官府，權就是法。柴進的叔叔柴皇城是受到特旨保護的功臣之家，他手中握有先朝太祖欽賜的最具法律效力的「誓書鐵券」，然而在高廉妻舅殷天錫的仗勢橫行前，也只有兩眼一閉被活活氣死。而當柴進申言要憑「誓書鐵券」與殷天錫打官司時，得到的卻是「便有丹書鐵券，我也不怕」的狂妄回答。殷天錫害死柴皇城可以逍遙法外，而李逵打死這個不法之徒，柴進卻要吃官司被打入死囚監牢。柴皇城的家私房屋也全都被抄成了高廉的私產。
賄賂官府，金銀萬能，
一部以專制權力為軸心的封建司法機器，金錢就是它賴以運轉的萬能潤滑油。只要有了錢，上至主管頭腦下到書辦役吏，全都像注射了嗎啡似的，飛快地行動了起來。張都監設圈套誣陷武松的手法本是很拙劣的，明眼人一看就清楚，然而孟州知府卻盡全力與張都監作主，企圖通過「司法」手段，結果武松性命。難道是知府的糊塗？當然不是。是因為張都監已「連夜去對知府說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錢」，由銀錢激發出來的聯袂快速效應的結果。類似的事例太多了；毛太公打通登州知府關節，不僅混賴二解的老虎，而且還可藉助司法手段，把他們斬草除根；董超、薛霸野豬林行兇，差撥管營火燒大軍草料場，這種瘋狂的作惡熱情，是由陸謙帶給他們的銀子撩撥起來的；李固買通節級蔡福謀取盧俊義性命，蔡福的條件就是：「你若要我倒地他，不是我詐你，只把五百兩金子與我！」有了錢，犯人入門可免打一百殺威棒；沒有錢，一百棒打得你七死八活，「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第九回）這些像蠅蛆一樣吮吸犯人血汁的獄吏，都長著一張陰陽臉，有錢笑逐顏開，無錢凶神惡煞。
弔拷逼供，野蠻的刑訊手法。
主官既已受賄，被告罪名也早就判定，審訊的目的就只是瞞上欺下，使非法定罪合法化而已。請看第三十回，武松被押上孟州府大堂，剛要開口分說，知府就當頭大喝：「這廝原是遠流配軍，如何不做賊，定是一時見財起意。既是贓證明白，休聽這廝胡說，只顧與我加力打！」主審官既不聽取被告的自訴抗辯，更不進行罪贓的勘驗取證，不問虛實，不論律條，斷案的邏輯依據竟然是一個「以定是見財起意」的想當然。
那牢獄中神鬼不覺的暗害虐殺，卻尤為令人毛骨竦然：「到晚..趁飽帶你去土牢里去，把索子捆翻著，一床乾稿薦把你卷了，塞住了你七竅，顛倒豎在壁邊，不消半個更次，便結果了你性命。這個喚做盆弔。」「再有一樣，也是把你來捆了，卻把一個布袋，盛一袋黃沙，將來壓在你身上，也不消一個更次，便是死的。這個喚做土布袋。」（第二十八回）什麼「盆弔」「土布袋」，哪一部刑律書記載過？都是各牢獄所創虐殺方法。
《水滸傳》所再現的現實人生真相，絕不止於上述的兩個側面。例如，它對當時店鋪酒館林立、百行貿易發達的商品經濟繁榮盛況的描述，就被有的學者看作是研究古代商業發展的珍貴史料。
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
宋江形象
自從《水滸傳》問世以來，一直對宋江的評價褒貶不一。宋江是《水滸傳》中最複雜的人物形象，也是最經得起琢磨的一個人物形象。宋江的綽號,《水滸傳》裡邊的每一個英雄好漢，基本上只有一個綽號。宋江卻有四個綽號：黑宋江、孝義黑三郎、及時雨、呼保義。而他每一個綽號，都表現了他在這個方面的特點，也表現出了這個人物的複雜性。
《水滸傳》第18回：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為他面黑身矮，人都喚他做黑宋江;又且於家大孝，為人仗義疏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郎。……自在鄆城縣做押司。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更兼愛習槍棒，學得武藝多般。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住，終日追陪，並無厭倦。若要起身，儘力資助，端的是揮霍，視金如土。人問他求錢物，亦不推託;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作及時雨。
呼保義：第四個綽號就是「呼保義」。呼保義這個詞，一直到今天，大家都無法把它解釋清楚。有一種解釋說，保義是南宋時候武官的一個稱呼，叫保義郎。另外一種解釋，說「保」，就是保持的保;「義」就是忠義的義，「保義」即保持忠義，呼的意思，就是大家都那樣叫他。大體上說，呼保義這個詞實際上講的是宋江對待國家的態度，對待朝廷的態度，對待皇帝的態度。
《水滸傳》第18回宋江剛出場的時候，就對他有一個全面的介紹。他是世代務農，世世代代種地，守一些田園過活。自幼攻讀經史，受到傳統的文化教養。更主要的一點就是他所從事的職業。他在縣衙裡邊當一個押司。所以從他的家境出身以及所受的文化教養和所從事的職業，我們可以判斷，他的家境出身使他有一定的正義感，他的職業養成他處事謹小慎微，隨機應變的習慣，也培養了他喜歡玩弄權術的手段。
俗話說,詩言志,宋江寫的詩,很能表現他的志向與性格
宋江寫的反詩;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卧荒丘,潛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讎,血染潯陽江口。
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他日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這首詩,按當代話說,是暴恐份子報復社會的自白,那麼,宋江是否應該坐牢刺文雙頰呢？宋江犯二宗罪,其一,為搶刼生辰綱通風報信,其二殺同居女友,
作為縣綜治辦主任[即宋代押司官]的宋江,拿朝廷工資,卻去通風報信,應是玩忽職守的罪,為掩蓋罪證殺閻婆惜,犯殺人罪,宋江坐牢是罪有應得。黃文炳作為全書中唯一一名忠於職守,認真的官員,及時揭發宋江反詩,是正義之舉,作者卻將黃文炳寫成負面小人,宋江卻成英雄。
宋江自幼攻經史,畢生目標是求取功名,青史留名,成了罪犯後,他只有走另類求取功名的路,先聚眾佔個山頭,利用機會招安,為朝廷效力,求取功名。
宋江有強烈領導欲,也有超越常人的領導能力。上梁山之前,宋江講義氣,一方面是性格使然,熱心快腸,樂於助人,另一方面可以結交朋友,受人尊敬,滿足自己強烈領導欲。
上梁山之後,宋江講義氣,主要是為了管理工作的需要.宋江講義氣,建立自己美謄度,取得了神奇的效果。義氣高於生命,梁山兄弟講義氣可以赴湯蹈火,在所不惜,義氣,使大哥就是一切,國法可以踩腳下,義氣使人喪失理性,不講是非,以身犯法。
宋江一生的奮鬥,只為求取功名,順天護國,即使明知是毒酒,宋江也不拒絕,還不忘臨死前,先將李逵毒死,這結局符合當時歷史階段,也符合宋江性格.我們不能用當代觀念要求古人,在沒有新的社會理念出現,沒有新的生產方式出現前,宋江只能如此。
系列形象的塑造和配製，是《水滸》人物刻畫的創新之處。
宋江等一百零八人是主體形象系列，宋徽宗、高俅等組成統治勢力的形象系列，店小二、武大等三教九流屬底層人物系列。三組系列形象交織成了複雜的社會人際關係，作者通過對發生於其間的各種性質矛盾糾葛的準確把握與描述，成功地完成了創作主題的表達，以及對社會面貌的全景式的展現。《水滸傳》人物創作上的這一整體特點，是前代任何一部小說所不具備的。
通過行為刻畫以展現人物性格
如第三回：魯達、史進、李忠在潘家酒樓遇到受辱賣唱的金老父女，魯達掏出隨身所有銀子相贈，並要求史、李也以銀相助。請看作品描寫兩人的取銀動作：史進「去包裹里取出一綻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而李忠則「去身邊摸出二兩銀子」。一個爽快地一取就是十兩，一個慢慢地摸才拿出二兩銀子。史進重義輕財的豪爽氣質與李忠小氣摳索、精神境界不高的個性特點，逼真地傳達了出來。
如第二十五回，仵作頭了何九叔被請去驗武大的屍體。他揭起千秋幡，定睛看時，忽然「大叫一聲，往後便倒，口裡噴出血來。」何九叔喬裝中惡的行為細節，透露了他既不敢得罪惡棍西門慶，又害怕武松回來問罪的複雜心態，活畫出一個混跡市井、老辣圓滑的下層市民形象。
運用心理描摹技法，揭示人物性格
在運用心理描寫刻畫人物性格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說是我國早期長篇小說中，最為突出的一部。例如對梁山泊第一任頭領王倫的刻畫。王倫是個落第秀才，林沖之前，王倫也曾收容過不少犯大罪來避難的好漢，唯獨對柴進舉薦的林沖，左推右辭不肯收留。什麼因素在作怪？這裡，有一段較長的文字，對人物難以明言的複雜心境，作了深刻揭示：「我卻是個不及第的秀才。..我又沒十分本事，杜遷、宋萬武藝也只平常。如今不想添了這個人，他是京師禁軍教頭，必然好武藝。倘若被他識破我們手段，他須占強，我們如何迎敵？不若只是一怪，推卻事故，發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後患。只是柴進面上卻不好看，忘了日前之恩，如今也顧他不得。」原來擔心林沖的武藝高強，日後要礙及他的寨主權位。可是，說也奇怪，當武藝與林沖一樣不凡的楊志出現時，他卻又一反前態，千方百計地想把楊志留下。請看王倫這一行為矛盾的心理依據：「若留林沖，實形容得我們不濟，不如做個人情，並留了楊志，與他作敵。」原來他要利用楊志對抗林沖，變消極為積極、被動為主動。硬要趕走林沖，不僅阻力重重。也有損於自己的聲譽；搞一個力量對消，既使各方面滿意，又有利於鞏固自己的寨主地位。可嘆，這位秀才的學識心計，全都用在如何對付山寨內部爭權奪利的歪道上了。通過對王倫的一副雞肚腸的描述，一個嫉賢妒能、胸襟淺狹、背恩棄義而又狡獪刁猾的陋儒形象，就深深地刻印在讀者腦海中了。
比襯藝術在性格刻畫中的魅力
《水滸傳》中的英雄形象，大多是在相互的比照映襯中，更趨豐富完善的。作者有意識地給人物以配對搭檔的安排，使二者相映成輝或各顯特色。朱仝和雷橫是一對，都是鄆城縣的都頭，遇事總是一起出場。他們有兩次大的合作行動，即捉拿叛賊晁蓋和殺人犯宋江。兩人都與晁、宋朋友交厚，出於義氣也都有放走晁、宋的心意。然而表現在具體的行事動作中，卻是朱仝處處高過雷橫一著，不露痕迹地放了人又見了情。顯示出「朱仝巧、雷橫拙，朱仝快、雷橫遲」的不同個性特色。《水滸傳》中運用比襯手法，使人物性格刻畫做到「同而不同處有辨」，其藝術手法的成就是十分突出的。
「別一部書，看過一遍即休。獨有《水滸傳》只是看不厭，無非他把一百八人性格都寫出來。」（金聖嘆《讀第五才子書》）
寫出人物性格，正是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體現。《水滸傳》作者藉助於多種藝術手法的運用，創造出了「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的具有鮮明個性的人物典型，無疑地應是明初文壇上，我國古典小說現實主義創作成熟的旗幟。
水滸傳》情節的傳奇性、驚險性
施耐庵就像一位魔術大師，他能變著法兒吸引住讀者，乃在於作者情節設計的獨特藝術匠心，是在「奇」和「險」上大做文章。
1.情節的峰迴谷轉、跌宕多姿
懸疑設置在故事鋪敘的緊要關頭，突然停拍煞住，構成懸念，從而使情節發展出現一斷一續、搖曳多姿的波折。
智取生辰綱」的故事，更是作者運用一系列懸念的設置，巧妙地結撰而成。七星聚義商量奪取生辰綱，用什麼方法奪取？文中沒有明說，只是吳用與晁蓋咬耳朵「如此，如此。」設下了一個大懸念。楊志等十五人來到黃泥岡樹蔭下時，松林里同時也出現了一字兒擺著的七輛江州車，是大懸念下的第一個小懸疑。沒半碗飯時又來了一個挑擔賣酒的漢子，是第二個小懸疑。七個販棗子客人吃了酒沒事，而楊志等人卻一個個都昏倒在地，是第三個小懸疑。七輛江州車裝上十一擔金珠寶貝推走了，故事就在這第四個小懸疑中結束。然後，由「我且問你：這七人端的是誰？」的說書人口吻，把大小謎底一一揭開。這種寫法，使文章虛虛實實真真假假，既成功地寫出了「智取」這一特色，又讓讀者在疑惑期待中，懷著極大興趣來探究事情的原委和真相。楊志醒來，深感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於是撩衣破步，望著黃泥岡下便跳。這一回的文字到此突然截住，這又是《水滸傳》中普遍使用的回末懸念法，它繼承自宋元時期的「說話」藝術。
戲劇性衝突運用「誤會」「巧合」「戲鬧」等手法，使情節的設置奇波翻湧，十分富於戲劇性。第四回，魯達打死鄭屠，逃到代州雁門縣，正擠在人叢里聽人讀通緝他的榜文，突然有人從背後把他攔腰抱住，扯離人群。原來不是別人，就是魯達救助過的金老。真是巧遇。但巧而不誕，寫得十分自然。接下去，一場風波由此引出。金老請魯達至家酒食款待。忽然間，二三十個手執木棍口喊捉賊的漢子打了進來。原來是金翠蓮丈夫趙員外，因不明真相而造成的一場誤會。可就是這「巧合」和「誤會」引起了魯達人生道路的極大變化，由一個在逃的提轄軍官，成為五台山出家的智深和尚，在情節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契機作用。
2.情節的驚險性
驚險的情節，刺激知覺感官，引起心靈震顫，接受了小說給予的無法抗拒的藝術吸引力。
如第四十回。宋江、戴宗被蔡九知府以謀逆罪定為死刑。謀逆之人，決不待時，第二天就要押赴市曹斬首。幸有黃孔目的周旋，延遲了五日。第六日一到，已是山窮水盡了。宋江、戴宗的性命如何，梁山義軍能否及時趕來搭救？令讀者憂急萬分。可作者此時卻偏偏不急於向讀者交底，反倒是不厭其詳地對宋、戴二人綁赴法場前後過程，作了方方面面的鋪敘。先敘寫了牢獄外各種準備布置的情況：清晨打掃法場，飯後點起士兵、劊子手牢前伺候，巳牌時分獄官稟請監斬，孔目呈犯由牌判斬字，最後還將貼犯由牌的蘆席也寫了出來。接著細寫如何打扮牢里的宋、戴二人；把兩個頭髮紮起，將膠水刷了頭髮，綰個鵝梨角兒，各插上一朵紅綾子紙花，青面聖者神前，各與了一碗長休飯、永別酒。然後再敘宋、戴在法場上的情景：二人被押到十字路口，槍棒團團圍住。宋江面南背北，戴宗面北背南，納坐在地。只等監斬官來開刀。接著又把圍觀眾人如何仰面細讀犯由牌的情況描述了一番。洋洋洒洒，面面俱到，一筆不漏。終於知府來到，只等午時三刻行刑了。一般地說，寫急事筆墨不宜繁多，以免緩解文勢。可《水滸傳》的作者卻反其道而行之，急事偏多用筆，出現了相反相成的藝術辯證效果：「使讀者乃自陡然見有第六日三字，便吃驚起，此後讀一句嚇一句，讀一字嚇一字，直至兩三頁後，只是一個驚嚇。」（金聖嘆《水滸傳》三十九回批語）使憂急的情勢得到了極度的渲染。
以上是《水滸傳》思想上,藝術上的精華,下面則分析《水滸傳》的糟粕部份。
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中國社會按儒表法里治理規則運行,到宋朝,中國農業社會在經濟上非常富有,並有舉世聞名的大都市,在經濟上,城市規模上,在當時都是世界領先的。
但是,中國文化到宋代己是千瘡百孔,腐朽不堪了。應該說,原始儒家是應肯定的,但自從儒家與政治結合後,中國文化一直有兩張皮,一張皮為明文化,即是儒家仁政,忠義仁智勇等一套外在宣傳文化,另一張皮為暗文化,即是實際社會生活中發生作用並形成規則的文化。
明文化產生至今2000多年變化不大,只是隨時代加進些好的宣傳內容,暗文化則己是百孔千瘡,腐朽不堪了,筆者所言文化,皆指暗文化。
北宋末年也是中國宗法社會發展的成熟期，宗法體制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應該說在社會管理上有規則和經驗了、體制和法律也健全了、也形成一定的社會道德基礎了，社會運行應該是規範有序的。史稱「文華大宋」!
但我們在小說中看到的卻是：朝廷上當道的是高俅之類，地方上把權的是各種貪官無賴，連「首善之區」的東京汴梁，街上橫行的也是牛二之流!全國各地，儘是僧不僧、道不道的惡棍作亂，連殺豬的屠夫也敢稱「鎮關西」!大路邊上賣的是人肉包子、保正家裡集結的是強盜;朝廷大事，妓院的妓女可以說了算;縣衙門的押司竟暗通盜賊，奴才可以打通官節陷害主人;而堂堂八十萬禁軍教頭競護不了自己的老婆!世家子弟，上自小梁王柴進，下自施恩，竟屢遭無賴欺負，難以立身而落草成寇，……。小說中的社會生活是混亂無序、黑白顛倒的，簡直可以說黑暗透頂!官員貪贓枉法、鄉紳魚肉百姓、皇帝昏庸貪逸，這樣骯髒兇險的社會，怎樣讓人們去生存?如果說那些好漢都屬「刺頭」、難管，但到了梁山泊，卻讓一個徒有虛名的「黑三郎」管得順順噹噹、伏伏貼貼，這能說不是荒謬嗎?小說對社會場景和人物背景的刻劃，深刻地反諷了鼓吹「忠孝禮義」治國的王朝及衛道者，也對千多年人們幻想的「王道樂土」進行了徹底的否定和反諷。
文學就是人學，小說是社會生活的折射。
《水滸》是寫扭曲的人性和權力的陰謀。小說的時代背景是北宋末年，這一時期應該是中國儒家統治文化的成熟期，是公認的中國「文華」時代，是「程朱理學」的時代背景，也是培育歐陽修范仲淹司馬光蘇東坡王安石等儒家經典名人的時代。小說成書於元末明初，這個時差是作者可以冷靜地從多角度多層面透視社會文化。
但我們在小說中看到的卻是這樣一些與正統文化自譽相悖的事和景：潑皮無賴高俅是通過蘇學士介紹認識王駙馬和端王的，進而當上了殿帥府太尉;具有深厚傳統文化修養的徽宗皇帝，上台前喜歡的是同潑皮踢毬，上台後愛好的是上妓院;堂堂「三代將門」忠烈之後的楊志竟乾的全是壓運「花石綱」「生辰綱」之類差事，不僅不覺羞愧反而愧未能盡職;武功蓋世的禁軍教頭看到老婆被人調戲，不僅不敢對施暴者發火，反而壓嗓子學小丑!學堂里教書的秀才學究，讀的聖賢書，卻一腦子想的是打家掠舍,落草為寇的事;有頭有臉的大官人西門慶偷的是賣燒餅的老婆，而那些以「忠孝仁義」自翊的好漢，在社會上呼風喚雨，家裡的老婆卻盡干偷漢的勾當，而且偷的都是僕人、和尚、閑漢之類，這對標謗「修身治家平天下」的儒家大丈夫教育不啻是一個迎頭的冷諷!小說中有涉文化的是非顛倒、倫理混亂，深刻地揭示了統治文化的虛偽以及倫理道德的悖反，是對整個社會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築的絕妙反諷。
水滸暗文化一,暴力就是一切,暴力可摧毀人的生命,可掠奪私有財產,囯有財產,可摧毀社會體制等,總之,擁有暴力就擁有一切。
武松的每一次出手都無正當性。從一開始，武松的出門避禍，就沒有正當性。他是因為在單位上班的時候和同事聚餐時與同事鬥毆而出走。武松這人一喝酒就要鬧事，結果因為言語不和，他一拳就把人打倒暈過去了，他當時以為把人家打死了，於是就倉皇出逃。顯然，在這當中武松的打人是毫無正當性的。
武松從來不幹活，出了事情就一跑了之，都是哥哥去法院投案應付。這次也是，也是哥哥出面，最後，所幸武松那一拳沒有把人打死，於是，聽說事情已經了解，武松就告辭小旋風柴進，要回家找他哥哥。
再看武松打蔣門神，施恩已經把這個地方給霸佔了。可是，後者又不甘心，於是，就找了一個武林高手，要把施恩打走。蔣門神就是這樣應運而生的。因此，武松是施恩找過來打蔣門神的。武松的行為完全就是黑吃黑，哪有任何的正義性可言？而且，小說里還有一句，各位看到沒有？施恩收回來了快活林之後，各個營業場所被迫給他所交付的安全保護費用每個月又上漲了不少。請問，這怎麼就叫除暴安良了？武松不出手，人家反而還能少交一點。
至於武松血濺鴛鴦樓，那就更殘忍,殺死十五個人，起碼有十二個人是無辜的，可是，武松卻毫無慚愧之意，否則，他不會大呼「痛快」，更不會慨然寫下血書：殺人者，打虎武松！
魯智深拳打「鎮關西」,魯智深在很長時間內都是不知道自己是誰的。他似乎一直覺得自己就是一個「超人」，力大無窮，所向無敵，因此，對於恩仇的判斷，他基本上就是靠自己的拳頭說話，他的拳頭就是法院和檢察院。例如，他確實也打抱不平，可是，他所幫助的對象卻基本上都是小美女。因為只有小美女的感激與讚美，才最能夠給他一種色香味俱全的滿足感。為此，他劃分正義與非正義的方法非常主觀：凡是小美女，就是正確的，凡是欺負小美女的男人就一定該打。
「鎮關西」相當於我們現在一個縣的肉類聯合加工廠廠長，一個先富起來的鄉鎮企業家。他包二奶。而且，他與「二奶」之間一開始其實是你情我願的，只是後來被自己的太太發現，他老婆說：要不你就離開家，要不那個女孩就要走人，於是，在太太和二奶之間，他選擇了太太。結果，小女孩就哭哭啼啼跟她老爸走了，當然，在這中間，在他與二奶之間為分手也出現了一點財產糾紛。可是，即便如此，這樣的男人就應該被打得腦漿迸裂嗎？就罪該當死嗎？無疑不是。與其說這個男人死於自己的罪惡，遠不如說，是死於魯智深的把自己作為匡扶正義的化身的浪漫幻想。
智取生辰綱。劉唐給晁蓋送生辰綱情報時，說的是「送一套富貴給他。」吳用拉三阮入伙時，說的是「取此一套富貴不義之財，大家圖個一世快活。」公孫勝與晁蓋研討生辰綱時，說「此一套富貴，不可錯過。當取不取，過後莫悔。」而搶劫成功後，七個人只是各自分了一份，根本就沒有扶貧濟困。因此，這「生辰綱」都是搶給自己的,並沒有正義性。
最恐怖的類型,孫二娘無疑是代表。她的暴力完全沒有任何的正當性，而且是最為恐怖的。明明誰都不欠她的，可是她卻無端地就可以去害人性命。只要把人騙進她的店裡留宿，孫二娘是想殺誰就殺誰。魯智深也曾被她灌醉了要殺掉，如果不是臨時發現魯跟自己有關係，肯定就已經做了刀下之鬼了，還有一個跟魯智深一樣的大頭陀，不就被她殺掉了嗎？他的兵器，還在牆上天天在為他嗚嗚作響地哀悼，當然，她也有一個所謂的「三不殺」的規矩，竟然以所謂「三不殺」去濫殺，並且擅自把所有「三不殺」之外的住宿食客都剁了做包子餡，這又天理何在？
楊雄殺潘巧雲，卻實在是太缺少公正性了。楊雄和他太太的情感基礎本來就不夠，楊雄一個月有二十幾天是住在監獄的。而且楊雄的工作是砍人腦袋的，所謂儈子手，嫁給這樣的人，血腥氣未免重了一點，潘巧雲心懷不滿，也是可以理解的。後來潘巧雲的錯誤，頂多也就只能算是紅杏出牆。而且，紅杏出牆當然不對，可是，紅杏出牆一定要拿命換嗎？
林沖真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因為娶了一個非常漂亮的老婆，結果卻因「福」成「禍」。所以，他的「出手」是帶有正當性的。
水滸暗文化二,作者以讚美筆調描寫病態人格,
武松是個鬥狠病態人格,他本是國家公職人員,應努力做好份內事,成家生子,過正常人的生活。可他偏愛喝酒打架,動不動就說,我認得你,不知我拳頭認得你？好勇鬥狠,作者用了整整十章刻畫他的 英雄事迹" 卻看不到武松有愛情婚姻等正常人的生活要求的描寫。
最浪漫病態的類型。這應該以魯智深為代表。魯智深的「該出手時就出手」給人一個很浪漫的感覺,他確實也打抱不平，可是，他所幫助的對象卻基本上都是小美女。因為只有小美女的感激與讚美，才最能夠給他一種色香味俱全的滿足感。為此，他劃分正義與非正義的方法非常主觀：凡是小美女，就是正確的，凡是欺負小美女的男人就一定該打。「出手」「出」到了最後，也知道反省，跑到杭州出了家，聽到錢塘江水漲潮，他就圓寂了，還留下偈子：今日方知我是我。
李逹是殺人病態人格,李逹出身貧苦,是個粗人,他勇敢無畏,總是衝鋒在前,掄起兩把板斧,排將砍去,他多次砍殺無辜百姓,如果不是宋江多次喝止他,他不知要砍殺多少人,對他來說,殺人是痛快,是快樂,是興奮,是英雄豪氣.....他就是個殺人惡魔,病態人格,一個應被否定被詛咒的人,但作者卻把他寫得憨直可愛,是一大敗筆.
水滸暗文化三,義氣與圈子文化
義氣高於生命,梁山兄弟講義氣可以赴湯蹈火,在所不惜,義氣,使大哥就是一切,國法可以踩腳下,義氣使人喪失理性,不講是非,以身犯法。
「義」的圈子，應該叫做：群體道德。是一種小圈子的道德，也可以叫做：熟人道德。群體道德也可以被稱為：私德。熟悉的群體，是一種特定的社會粘合劑，是在一個封閉社會的特定的辦事捷徑，用一個貶義詞，可以叫做：拉幫結派。置身群體道德者，從個人看，完全可以是很有道德的，就像水滸梁山的那些好漢，然而，因為是一切都置身於一個小圈子。
小圈子難免眼光很狹隘，圈子之內皆兄弟也、圈子之外皆可殺也，換言之，如果是朋友，我就不論是非都為你兩肋插刀，如果不是朋友，我就不論是非都在你兩肋插刀。
更為嚴重的是，因為沒有公德，大家都是各為其主。以《水滸傳》為例，在中國還有人為國家考慮嗎？一個人也沒有。所有的人都不為國家考慮，所有的人都為自己的圈子或集團考慮。結果，這個國家也就失去了應有的事關安危的敏感。然而，這個國家一旦不敏感了，其慘痛結果就是這個國家遲早有一天會因為一點風吹一點草動而立即徹底崩盤。果然,宋江事件不久,宋朝被金國滅掉。因此，我們千萬不要對《水滸傳》所提倡的「義」的圈子掉以輕心。
而也正是因為群體道德的存在，也就必然會形成一種極為狹隘的小人格。其實就應該是魯迅先生嚴肅批評的所謂「水滸氣」。擅長拉幫結派，喜歡畫圈為牢，小圈子裡是朋友，小圈子外隨便殺戮。
縱觀世界，群體道德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極為狹隘的小人格，卻是現代世界的大敵。在現代世界，至為關鍵的原因，就是特殊主義退出了歷史舞台，普遍主義原則的被確認。血緣、地緣、國家、宗族，都紛紛退避三舍，親情與私交不再被特別看重，對內與對外的規範被統一起來（不再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稱兄道弟的交往轉變為同事、同行、同學等等，人情主義被人道主義所取代。「共同體社會」轉型為「利益性社會」、「融合社會」轉向「統和社會」，現代的行政制度、商業制度、企業制度等等，因此而應運出現。
那麼，解決的方法何在？當然是走向博愛的大人格。這也就是說，把對於群體的愛推廣到全社會、全人類、。由此我們不難聯想到，在現代世界，至為關鍵的原因，除了普遍主義，還有一個，就是個人權利。普遍主義正是建立在個人權利基礎之上。
李卓吾在《水滸傳》第九十七回的評語中說：「《水滸傳》文字不好處，只在說夢、說怪、說陣處，其妙處都在人情物理上。」確實如此，書中的某些戰爭場面的敘寫單調繁瑣令人生厭，特別是那些神道迷信、降魔鬥法的描述，更是荒誕無稽，違反了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至於人物形象的刻畫，則前後有差很不平衡。一般地說，英雄們在上山前描寫得都很精彩，上山後就缺乏個性，平庸而無生氣。個別英雄形象的風貌甚至遭到嚴重的破壞。
綜上所述，《水滸傳》的作者成功地運用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真實地再現了歷史生活中極其深廣的社會內容，和重大尖銳的現實鬥爭。
在小說的藝術創作上，則以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故事情節的新穎構思，為明、清白話小說的創作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創造性經驗。《水滸傳》人物性格的鮮明獨特、情節故事的傳奇、驚險，對我國古典小說藝術風格、創作手法的民族特色的形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水滸傳》當之無愧地成為了我國古典小說發展史上，繼往拓來、奠基開路的一座時代的高峰。
現實是無情的，施耐庵也是偉大的。儘管他主觀上讚頌招安，肯定征剿方臘，卻仍然遵循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沒有迴避生活中的矛盾衝突，如實地反映了梁山義軍受招安後的險惡處境和慘痛結局。我們看到，招安後的英雄並不被朝廷信用，倒是處處受挾制，在奸佞的鼻息下忍氣吞聲地討生活。「陳橋驛揮淚斬不卒」的風波，形象地喻示了政治迫害的風暴正興起於青萍之末。這種歧視、限制乃至被翦除的危險，就像一把達摩克利斯的劍，始終懸在義軍們的頭上。因此，破遼的勝利，帶給英雄們的並不是歡樂，而是內心的苦悶、壓抑和怨憤。黑旋風李逵甚至提出了「放著兄弟們都在這裡，再上梁山泊去」的動議，出現了眾多將領「盡有反心，只礙宋江一個」的嚴峻局面。（九十回）為擺脫這種既不能進又不能反的困境，梁山英雄主動爭取征剿方臘。從此踏上了一條屠殺江湖同類之路，並為此付出了死傷過半的慘重代價。等到宋江吃下奸佞的藥酒，臨死前又親手毒殺李逵，梁山火種也就被徹底撲滅，曾經是轟轟烈烈的水滸事業，至此煙消雲散成了歷史的遺迹。施耐庵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多麼驚心動魄的藝術畫面，它讓人們從水滸英雄自投羅網走向毀滅的血的教訓中，加深了對封建統治者兩面派及其兇殘偽善本質的認識。
由「遇洪而開」到「神聚蓼兒窪」，歷史轉了一個大圓圈。梁山英雄曾經帶著作者改良黑暗現實、創建清明世界的理想願望，進行了戰果輝煌的鬥爭，但所有的一切都又得而復失，現實的終局又幾乎回到原來的起點。作者所嚮往的好皇帝始終沒有出現。他所看到的是，君主仍然昏聵，奸佞照樣弄權，政治依舊黑暗。「煞曜罡星今已矣，讒臣賊子尚依然！」作者的感嘆無限悲憤，然而又無可奈何。不管作者的主觀認識如何，嚴酷的現實生活，宣告了作者「忠義」觀的破產。
歷史的出路究竟在哪裡？施耐庵當然無法找到。然而，透過作者深沉的歷史反思和濃烈的悲劇意識，我們感受到了他對現存秩序的困惑、迷惘和疑慮，從而顯示了他反帝王專制,反貪官的民主精神的深刻性。
《水滸傳》在藝術成就上應列四大名著之首,其毒害性也列四大名著之首。
第一稿2007年第二稿2016年,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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