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七十年前的呼喊振聾發聵

讀這篇文章需要耐心，甚至是反覆咀嚼，它比讀時髦文章的收穫要大一千倍。比如有人也讓我說說王芳同志。王芳同志就一大文盲，她也配讓我去說？好歹咱老泉是個「農民思想家」。

一

一個國家沒有知識分子不行，一個國家不尊重知識分子不行，文盲可以打天下，但文盲不可以治國。70年的教訓歷歷在目，可是早在70年前已經有知識分子指出此路不通。這個人是哈耶克，他著了一本書叫《通往奴役之路》。問題是你井底蛤蟆，不知道，不採納，無知導致剛愎自用。

關於道路問題，胡適說他在哈耶克之前就已經發現公有制行不通。但是胡適也有一個「否定之否定」過程。最先，他和陳獨秀有一個「問題」與「主義」的爭論，指出要多討論「問題」，少談些「主義」。之後在三十年代，他親自考察過了蘇聯，回來高唱社會主義好。因為他去蘇聯看到的是假象。後來蘇聯發生了肅反和大饑荒讓他警醒。胡適1954年在殷海光翻譯《通往奴役之路》的一個研討會上提出要他要「懺悔」。他說大家應該想想，是不是一切經濟都要靠政府的一般官吏替我們計劃？還是靠我們老百姓人人自己勤儉起家？他還說，希望政府的領袖，甚至於主持我們國營事業、公營事業的領袖，聽了這些話，應該自己反省反省，考慮考慮，不妨公開討論「我們走的還是自由之路，還是到奴役之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演講結尾，他再次重申，我們還是應由幾個人來替全國五萬萬人來計劃呢？還是由五萬萬人靠兩隻手、一個頭腦自己建設一個自由經濟呢？這是我們現在應該討論的。

我的讀者一定知道，1954年大陸在幹什麼！

二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可是到了三十年代，陳濟棠、何鍵、宋哲元等人又提倡讀經。胡適引用傅孟真的話說：1、中國歷史上的偉大朝代創業都不靠經學，而後來提倡經學之後，國力往往衰弱;漢唐宋明都是實例。2、經學在過去的社會裡，有裝點門面之用，並沒有修齊治平的功效;五經的勢力在政治上遠不如《貞觀政要》，在宗教道德上遠不如《太上感應篇》。3、各個時代所謂經學，其實都只是每個時代的哲學;漢、宋學者都只是用經學來附會他們自已的時代思想;我們在今日要想根據五經來造這時代哲學是辦不到的了。傅先生又說，第一現在兒童的小學中學課程已太繁重了，決不可再加上難讀的經書了，第二經過這三百年來的樸學時代，我們今日應該充分承認六經的難讀，在專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東西，一旦拿來給兒童，教者不是渾沌混過，便要自欺欺人。

胡適說傅孟真「正是專家說內行話，句句值得提倡讀經的人仔細考慮「。不過胡適在闡述完自己觀點之後的」奉勸「特別讓倡導讀經的人尷尬。他說我有一個愚見，要奉勸今日提倡讀經文武諸公，你們都是成年人了，大可以讀經了，最應該讀的第一是《孝經》的第十五章，聖人說：

「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再讀《論語》第十三篇定公問：

「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 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胡適「奉勸「的第一段很直白，不用解讀就知道是和我們「今上」對著干，今上現在「講規矩」，聖人卻要天下、諸侯、大夫、士、父都要有諍臣，都容諍臣胡說八道，皇帝的威嚴在哪兒！

第二段是針對君王講的，具體說，君王如能知道「為君難，為臣不易」，就可以興邦；君王如果滿足於「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就有可能會喪邦。孔子勸告定公，應當行仁政、禮治，不應片面樹立自身的權威，權力是地位，更是一種責任和義務。翻譯下來就是：

魯定公問：「一句話就可以使國家興旺，有這樣的話嗎？」孔子回答說：「話不可以這樣說啊。不過，人們說：『做國君很艱難， 做臣下也不易。』如果真能知道做國君的艱難，不就近於一句話可以使國家興旺了嗎？」魯定公又問：『一句話就可以使國家滅亡，有這樣的話嗎？」孔子回答說：「話不可以這樣說啊。不過，人們說『我做國君沒有別的快樂，只是我說什麼話都沒有人敢違抗我。』如果說的話正確而沒有人違抗，不也很好嗎？如果說的話不正確而沒有人違抗，不就近於一句話可以使國家滅亡了嗎？

三

胡適在他生命的最後歷程做了「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題目，胡適說為了給科學的發展鋪路，為了準備接受、歡迎近代的科學和技術的文明，我們東方人也許必須經過某種知識上的變化或革命。這種知識上的革命有兩方面，在消極方面，我們應當丟掉一個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見，那就是以為西方的物質的、唯物的文明雖然無疑的佔了先，我們東方人還可以憑我們的優越的精神文明（大陸叫做「傳統文化」——老泉注）自傲。我們也許必須丟掉這種沒有理由的自傲，必須學習承認東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實在很少。在積極方面，我們應當學習了解、賞識科學和技術決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義的、乃是高度精神的；科學和技術確然代表我們東方文明中不幸不夠發達的一種真正的理想主義，真正的「精神」。

第一，我認為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麼精神文明可說？一個文明容忍「種姓制度」（胡適同志穿越了，是往後穿越）到好幾千年之久，還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說？一個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過的，把貧窮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禍，又有些什麼精神價值可說？

試想像一個老叫花婆子死在極度貧困里，但臨死還念著「南無阿彌陀佛！」——臨死還相信她的靈魂可以到阿彌陀佛所主宰的極樂世界去，——試想像這個老叫花婆子有多大精神價值可說。

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應當開始承認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價值或完全沒有精神價值的時候了；那些老文明本來只屬於人類衰老的時代，——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頹唐了，就覺得沒法子對付大自然的力量了。

第二，在我們東方人是同等重要而不可少的，就是明白承認這個科學和技術的新文明並不是什麼強加到我們身上的東西，並不是什麼西方唯物民族的物質文明，是我們心裡輕視而又不能不勉強容忍的，——我們要明白承認，這個文明乃是人類真正偉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們必須學習去愛好、去尊敬的。因為近代科學是人身上最有精神意味而且的確最神聖的因素的累積成就；那個因素就是人的創造的智慧，是用研究實驗的嚴格方法去求知、求發現、求絞出大自然的精微秘密的那種智慧。

「真理不是容易求得的」；真理決不肯自己顯示給那些憑著空空的兩手和沒有訓練的感官來摸索自然的妄人。科學史和大科學家的傳記都是最動人的資料，可以使我們充分了解那些獻身科學的人的精神生活——那種耐性、那種毅力、那種忘我的求真的努力，那些足令人心灰氣餒的失敗，以及在忽然得到發現和證實的剎那之間那種真正精神上的愉快、高興。

每一樣文明的工具都是人利用物質和能力來表現一個觀念或一大套觀念或概念的產物。人曾被稱作能製造器具的動物。文明正是由製造器具產生的。

這樣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慧來尋求真理，來控制自然，來變化物質以供人用，來使人的身體免除不必要的辛勞痛苦，來把人的力量增加幾千倍、幾十萬倍，來使人的精神從愚昧、迷信里解放出來，來革新、再造人類的種種制度以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樣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義的文明，是真正精神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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