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學家出身的德國總理默克爾，知道科研的價值在哪裡。

不管詢問哪位德國研究人員，為何該國的科學基礎正在蓬勃發展，他們肯定會提到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他們說，這位世界上最強大的女性，並沒有忘記她作為東德物理學家的根。

在全球金融動蕩的10年里，默克爾政府用一個穩定、可預測、典型的德國方式增加了年度科學預算。刺激了大學之間的競爭，並改善了與該國獨立公共資助研究機構的合作。在默克爾的領導下，德國在可再生能源和氣候等領域保持了世界領先地位，而在對基礎研究的大力支持下，對其他部門的影響也在增加。（歡迎關注Science微信號：bioeg_cn）

於是，外國研究人員越來越多地選擇在德國發展自己的事業，而不是選擇像美國或英國這樣的傳統「大腦磁體」。隨著國家準備在9月24日舉行全國選舉，大多數旁觀者預計這種樂觀趨勢將繼續下去。

實際上，德國的成功背後的原因不僅僅是科學預算的增加，或者是某種默克爾效應。也是德國主要的大學研究資助機構DFG的副總裁。德國馬普學會稅收法律研究所所長、德意志研究聯合會（DFG）副會長Wolfgang Schon說，「像默克爾一樣，這個國家有著深厚的科學根基。」

在20世紀的動蕩之前，德國在科學和技術方面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它確立了許多國家仍然遵循的傳統。而現在德國的研究仍一如既往的強大，尤其是在一個似乎越來越對科學漠不關心的全球舞台上。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學家Kenneth Prewitt表示：「如果我們的科學政策和預算決策人願意從今天的德國吸取經驗教訓，我將很樂意。」

德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付出沉重代價。1949年，德國被重新建立為兩個國家，在對立的政治體制下仍重建了各自的科學實力。至今仍然有效的西德民主憲法宣布：「藝術和科學、研究和教學應該是免費的。」為了確保權力的集中和濫用再也不會發生，它創造了一個高度聯邦化的國家，在這個國家裡，文化、科學和教育的責任都與聯邦或國家有關——這一特徵對大學的發展有負面影響，也有積極影響。

相比之下，共產主義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採取集中研究模式並將其置於嚴密的控制之下。默克爾就在這個體系中長大。1978年，她畢業於萊比錫的卡爾·馬克思大學，獲得了物理學學位，隨後進入柏林的中央物理化學研究所，並獲得了榮譽博士學位。她對物理學的熱情並沒有擴展到所需要的政治教育。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獲得博士學位需要有研究馬列主義的附帶證明，而默克爾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以最低及格分數被接受。

1990年，當德國統一時，專門委員會評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科學家的能力。許多人失去了工作，但默克爾的丈夫Joachim Sauer被接受轉到柏林的洪堡大學。默克爾也開始投身民主政治，很快就加入了中間偏右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她頑強地進入了黨高層，並於2005年成為德國首位女總理。

默克爾在2009年和2013年的聯邦選舉中獲勝，並仍有望保住自己的位置。（在德國，作為政府首腦，沒有時間限制。)今年3月，她表示：「我自己來自基礎研究，總是告訴自己，你不能預測那裡的事情，只需要留下空間。」

穩定的支持

德國公共科學經費被分為五大支柱：大學及其四個獨特的研究機構，每一個都以德國歷史上的科學巨人命名。

馬克斯·普朗克學會成立於1948年，現在管理著81個基礎研究機構，該機構有巨額預算和自由支配權利。弗勞恩霍夫協會成立於1949年，致力於應用研究。它是以巴伐利亞物理學家、精密光學的先驅Joseph von Fraunhofer的名字命名的。若干國家研究中心主要根據政府的優先考慮開展大規模戰略研究，現在隸屬於亥姆霍茲聯合會——以物理學先驅Hermann von Helmholtz名字命名。其他科學機構和設施則被打包成一個以博學家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命名的協會。

按照1949年簽署的協議，聯邦政府與國家共同分擔研究機構的費用。但總的來說，國家必須自己資助大學。「這種結構的明確性和透明度獲得了德國人的喜愛。」馬普學會煤炭研究所所長Ferdi Schüth說。「這也讓外部人士（包括政界人士）更容易理解。」

儘管德國統一時問題重重，但政治家一直保持著對科學的堅定和強有力支持。直到2015年，政府增加了所有研究機構和DFG每年5%的預算，聯邦政府和國家目前的「研究與創新協議」將一直持續到2020年，增幅仍保持在3%。

「未來資金的安全性使我們能在長期內真正規劃研究策略。」馬普學會主席、化學家Martin Stratmann說，「這是很少國家能擁有的巨大優勢。」

資金流動

20世紀70年代末，免疫學家Dolores Schendel前往慕尼黑路德維希馬克西米利安大學（LMU）進行博士後工作，一開始她只計劃幫助LMU的骨髓移植計劃建立一個小鼠實驗室。

但這些設施是誘人的，隨著Schendel的研究開始越來越多的轉化，而不再適合出高知名度論文後，她知道她可以依靠當地的資金支持。後來，她搬到了亥姆霍茲中心，以擴大她的工作。

然後，當Schendel創立的一家初創公司被收購後，她成為慕尼黑一家免疫治療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和首席科學官。現在她正在進行候選癌症疫苗的臨床試驗。 「我不確定我是否能在美國實現這一目標，因為在美國，資金往往更不穩定。」她說。

但Schendel是一個罕見案例。儘管德國在工程領域是無可爭議的世界領袖，但它在新興領域（如生物技術）實際應用轉化上鮮有成功案例。1990年新生國家不得不解決一些系統性問題，比如缺乏跨機構合作。

1999年，默克爾政府修改了一項法律，要求政府向大學「放權」，從分配預算到進行學術研究。國家一個接一個地開始允許大學管理自己的事務。

同樣的政府也提議對大學進行重大改革。德國在2005年啟動了「卓越計劃」，鼓勵大學競爭聯邦資金促進頂級研究。在所有類別中勝出的大學在獲得「精英」稱號的同時，也有額外的現金。

默克爾政府也提議聯邦政府直接資助大學研究，並允許大學提供高薪吸引或留住最好的科學家。

自2005年以來，物理學家Axel Freimuth一直是科隆大學校長，他說這所大學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他也見證了「卓越計劃」和「大學教學改革」的必要性。隨著大學自治的到來，Freimuth說：「這裡有一種全新的精神。」

集群「炸彈」

與此同時，研究集群熱已經佔領了德國。時任該國教育和研究部部長 Annette Schavan啟動了7項全國性創新計劃。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在亥姆霍茲協會的創建了一個國立衛生研究院網路，將諸如神經變性或代謝性疾病等健康領域的全國研究能力聚集在了一起。

柏林也在試驗將Charite教學醫院和亥姆霍茲協會的馬克斯·德爾布呂克中心的健康研究進行整合，並將其納入一個名為柏林健康研究所的科研轉化機構。

「這些集群帶來了巨大優勢。」擁有海德堡大學和德國癌症研究中心聯合職位的神經學家Hannah Monyer說。儘管它要求研究人員花更多時間來討論和組織，但她說，「這是我們現在能做的最好事情」。

不過，這些深受研究人員喜歡的進步有時會受到行政和道德秩序的挑戰。柏林健康創新計劃血管生物學家Holger Gerhardt提到，他經常發現自己一直在提醒合作夥伴不要創建不必要的組織結構。因為，在德國，使用人類胚胎幹細胞進行研究，除了一些舊的細胞系外，是禁止的——在這一點上，默克爾仍不可動搖。

總的來說，數字有力地證明了德國為科研作用的努力。德國大學的外國學者比例從2005年的9.3%躍升至2015年的12.9%。目前，在全世界引用率排名前10%的論文中，德國的排名高於美國。

當然，德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例如，在基礎設施方面，大學設施顯得非常破舊。語言障礙也讓有些科學家感到無力。而且，德國在提高女性在研究中的地位上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在大學裡，擔任高層學術職位的女性比例從2005年的10%上升到了2014年的17.9%，這仍然遠遠低於歐盟的平均水平。

但科學家相信，情況將繼續穩步改善。默克爾的競選綱領承諾繼續支持研究和創新，並將年度預算提高到4%。每天，總理下班回到她位於洪堡大學附近的公寓里，和化學藥劑師丈夫一起度過剩下的時間。Sauer說，「她知道什麼是科學家、研究的價值是什麼。這完全取決於她的根。」

來源：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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